十九大以來，中國進入新時代，這是黨和國家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提出的新的歷史決斷。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穩步發展的階段，國家總體實力從站起來、富起來向強起來轉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調整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新時代的大背景下，以詩歌為代表的中國文藝正在“合為時而著”“合為事而作”。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所說，“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新時代應該有新文藝的氣象，新文藝也應該反映新時代的精神。

2017年是中國新詩誕生一百周年，作為“五四”新文化、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詩不僅扮演著從文言文向白話文蛻變的重任，而且承擔著傳播新思想和現代價值的職能。在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時刻，五四時代的雙語知識分子一方面自斷后路、對傳統進行激烈地批判，另一方面大力引進歐風美雨、以圖完成中國文化的革新。從黃遵憲的“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到胡適的“兩只黃蝴蝶，雙雙飛上天”，再到郭沫若的“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從三四十年代抗戰時期出現的“朗誦詩運動”“街頭詩運動”，到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抒情詩、新民歌運動，再到80年代以來開風氣之先的朦朧詩、形式化的現代主義詩歌、追求口語化的詩歌等越來越豐富的實踐。可以說，新詩始終與不同時代的核心命題相呼應，在探索現代漢語的書寫邊界的同時，極大地拓展了現代中國的文化經驗。即便在詩歌早就相對邊緣化的今天，具有更完備知識素養和國際視野的當下新詩寫作者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在詩歌技藝上也日臻成熟。面對正在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以及百余年所形成的新詩傳統，我們需要更加辯證地處理中與西、古與今、專業化與大眾化等詩歌的基本問題。

首先是，中國經驗與西方傳統的問題。中西對比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基本認識框架，中國意味著傳統，西方意味著現代。學習西方、追求現代是中國應對西方危機的被迫而又主動的選擇，以至于中國始終處于匱乏、自我否認和不自信的位置上，對現代充滿了正面和積極的認同。不管是自上而下的啟蒙，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最終目標都是讓中國擺脫幾千年的封建體制，變成現代化的文明國家。毋庸諱言，新詩有著清晰的西方來源，或者說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就是把西方、現代，內化為中國文化的過程。新詩的詩人定位本身來自于浪漫主義的想象，這幫助中國作家從傳統士人轉變為現代知識分子，從依附于皇權的士紳變成有自主性的“吶喊”或“吟唱”的主體。80年代以來中國詩歌再次以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為參照，確立了自己作為模仿者的位置。改革開放40年來，新詩早就把西方、現代經驗變成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西方不再是外在的傳統和他者，傳統中國已然變成現代中國。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大背景下，這種對現代的文化焦慮感也消失了。中國詩歌可以更自覺地處理現代經驗，不只是把現代當作無法抵達的彼岸，而是真正地像現代主義詩歌對現代性的批判一樣，體認、洞察現代邏輯給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另一面。

其次是，新詩與舊詩的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所確立的文化評價體系是：新詩排斥、壓抑舊詩。這一方面體現在把傳統詩歌放在古典、經典的位置上，認為是與現代沒有關系的前現代的文化包袱；另一方面對于“五四”之后所寫作的舊詩也認為是一種不具有現代精神的文化活化石。這種新詩與舊詩的對立背后是現代與傳統的分疏，是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的斷裂。隨著90年代對五四反傳統精神的再反思，傳統文化從封建糟粕變成民族文化的正面遺產。如果說新時代中國與西方的關系發生了改變，那么20世紀所確立的傳統與現代的對抗也面臨瓦解。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這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傳統與現代截然對立的關系。當下詩壇應該認同：舊詩也是新詩的精神源頭，是幫助新詩從舶來品轉變為民族文化的橋梁，是一種“新瓶裝舊酒”；而現代人寫的舊詩也帶有現代性內涵，也是一種“舊瓶裝新酒”。這種新詩與舊詩的和解，是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重新接續，也是在反思現代的基礎上對傳統中國的重新認同。只有辯證地評價舊詩，才能使舊詩變成新詩的源頭活水，新詩的新傳統也才能融入幾千年中國詩歌的大傳統之中。

第三是，專業化與大眾化的問題。20世紀以來，在啟蒙、現代化的過程中存在著兩種文化趨勢，一是專業化，二是大眾化。就前者而言，包括詩歌寫作在內的文學創作，是專業作家所從事的職業，是一種社會分工背景下形成的特定階層生產、特定階層消費的文化產品。后者則是對這種高高在上的專業化的批判，一方面讓文藝來“化”大眾，另一方面追求文藝的“大眾”化。這背后不只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更涉及誰是創作主體、為誰創作的大問題。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這是社會主義文藝的基本特征。近些年，涌現了一批草根詩人、工人詩人等，如鄭小瓊、余秀華、許立志、陳年喜等，他們來自于基層，把鮮活的經驗轉化為有沖擊力的詩行，這種高度形式感的詩歌寫作，不僅使他們暫時擺脫日常生活的辛勞，也讓以往不可見的工業勞動、鄉村生活變得可見。相比一般循規蹈矩、日復一日的工作狀態，詩歌寫作本身是一種創造性的、有成就感的勞動形態，也是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體現。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互聯網時代文化的普及，這種專業化與大眾化的隔閡也會慢慢縮小，專業作家與業余作者、精英寫作與群眾文藝之間的界限將會越來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