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雪峰山下的老家麻溪村還叫麻溪大隊時，能不限量盛上幾碗純白米干飯，是多數人家年節里才有的奢侈事。

爺爺家四口人，除了年事已高的爺爺奶奶日復一日給生產隊放牛、摘茶葉、曬谷子或者做別的活換取工分外，尚未成家的叔叔和小姑每天也要起早貪黑出工，算是隊里的壯勞力。但分到家的糧食總不夠吃，一日三餐都是黏糊糊的稀飯，像稻田里一腳踩去能吞沒膝蓋的爛泥。叔叔或許餓極了，端上粗糙的青花瓷碗，就著幾筷子腌菜或蘿卜條，喝得稀里嘩啦，像在門前壟里風風火火犁田，能震下屋子老舊板壁上的塵灰。

我家與爺爺家隔了好幾壟田。幼年的我常去他家玩，也常看到叔叔吃飯時像被從“餓牢”里放出來的模樣，卻極少被留飯，似乎我不是親孫子。一次幾里外的大隊部晚上放電影，片名是《小兵張嘎》，我聽說后異常興奮，一陣風跑到爺爺家，打算求小姑帶我去。爺爺家在吃晚飯。見我進門，正在一口烏黑鐵鍋前盛飯的爺爺綻開褶皺挨擠的笑臉，熱情招呼說：“文娃來了，吃一碗吧？”驀地，他似乎感覺屋里氣氛不對，瞥了一眼奶奶，穿著青布對襟衣衫的奶奶低頭扒著桌上的半碗飯，默不作聲，身后細瘦麻桿一般的小姑又等著盛飯。于是，他的眼神驟然黯淡下去，客套話沒再說第二遍，默默盛了自己那碗照得出花白胡須的稀飯，坐到一旁的春凳上自個兒吸溜起來。多年后，那晚看電影的場景早無絲毫印象，但爺爺無奈的神情卻始終清晰如昨。

我家的境況稍好于爺爺家，不過也僅限于米飯稍干。這得益于母親的巧思能干，常摻些紅薯在鍋里，米飯便不用煮得那么稀爛。紅薯與米飯的口感自然不能比，我盛飯時常皺著眉頭將褐黃的紅薯扒拉到一邊，專撿米飯往碗里裝，紅薯上沾著的零星飯粒也小心刮下來。饒是如此，紅薯也吃了不少，因家里還有三個弟妹，都和我一個心思，米飯便很難盛上第二回。這是我多年后討厭紅薯味的緣故，街邊遇到的烤紅薯攤點人氣再旺，專家們再如何喋喋不休說紅薯能除毒抗癌，我也匆匆躲過。

家中日子雖緊巴，母親卻有一副熱心腸。平日村里有一時揭不開鍋的長輩或平輩鄉鄰蹀躞上門，紅了臉囁嚅著求借一升半升米，她總爽然答應，麻利地到屋角掀開半空的米桶，令求告者溢滿喜色，千恩萬謝而去。母親甚至還容留過外來討米的一家人，足足住了一個月。這家人是一個婦女帶了一雙年齡比我稍大的兒女，一路要飯到了我們村里。母親覺著可憐，讓他們住在我家空著的廈屋。白天，他們出去走村串戶要飯，晚上便回來睡在我家。偶爾討回一點米，母親貼上油鹽菜蔬給他們煮了，或者用微薄的錢與糧票和他們兌換。那雙兒女眉目清秀，我也喜歡跟他們玩。

幾年后，公社改稱鄉，麻溪大隊改成了麻溪村。家里忽然分到了好幾畝田，父母也不用給生產隊出工了，后來才知是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弟兄幾個年歲還小，也都跟在父母身后，扯秧、擔秧、插田，雖然辛苦，碗里卻已沒了粗糙難咽的紅薯，而是純凈軟和的干飯。母親也不再限量，任我們敞開肚皮吃了。家里來了親疏不一的客人，母親總扯著對方的衣服真心留客，漾著春風般的笑臉。

大概是1984年秋收后的一天，村里的組長學告伯拿著紙筆到我家，笑嘻嘻地問母親家里糧食收成情況。母親客氣地讓座倒茶，卻面有難色，猶猶疑疑不肯說。學告伯說，“不用擔心，只是上面要統計數據，不會讓你多交糧食。”母親這才赧然笑了。后來，我從權威的書上才得知，這一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了40731萬噸，比1978年增長了10254萬噸。無怪乎村里再也見不到討米的人了。

流年帶走了親人，卻未能阻止日子云霞般變幻的腳步。轉眼間，我已成年，遠赴外地工作，結婚，生子。白米干飯再也不是我的心上事。大街小巷的超市與品種繁多的袋裝大米前，我開始如當初選女朋友般挑剔起來。先是擯棄米質疏松、品質較差的早稻米，專揀品質上佳、營養價值更高的晚稻米。不久，一家人的口味又刁了，便只挑外表純白、晶亮的東北大米。到后來，市面上滿是進口的泰國香米，趨者若鶩。

令我沒想到的是，這一兩年，妻子開始不吃晚飯，頂多吃一個水果，說同事們都在減肥，自己也要減減，這個月爭取減兩斤；兒子則常對著一鍋香氣撲鼻的米飯皺出當年我爺爺一般的滄桑眉頭，苦大仇深的樣子，說不想吃。說著，溜到客廳的茶幾邊，吃起了堆疊的薯片、炸雞塊、牛肉片、火腿腸、鹵豆干和海苔片等零食。剩下我獨對熱氣與清香漫騰的餐桌，兀自發呆、嘆氣。

偶爾，一家人外出逛街，遇到賣烤紅薯的攤點，兒子會驚喜地奔過去，一手拿一個跑回來，臉上滿是絢爛的笑意，連聲說好吃、好吃！望著他甘之如飴的神情，我一時感慨良多。國家40年的改革開放，不止讓社會如陽春般日新月異、生機勃然，也將我們一家調理成林黛玉的口味與腸胃，刁鉆而古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