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學者。現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1979年以來在《文學評論》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四百余篇，有《中國鄉土小說史》等著作三十余種。

劉紹棠先生逝世已經二十一年了，總想寫一點紀念文字，卻一直由于自己懶惰而沒有成文。前些天整理書信時，偶爾看到兩三封在歷次搬家中尚未遺失的他的信札?？粗怯闷筋^鋼筆寫就的粗大剛勁的筆跡，眼前立馬就浮現出他那自負堅毅的臉龐和魁梧穩健的身材來。那張贈與我的泛黃了的照片，是坐在他家鄉大運河畔儒林村河邊船上拍攝的，顯然，拍攝者技術不佳，模糊的面影在逆光拍攝下顯得蒼老而臃腫，但睹物思人，我想起了 1980 年代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

從 1978 年開始，我就把自己的學術方向定位于“五四”以后的中國鄉土小說領域，一方面傾心于 1920 年代以魯迅先生開創的中國鄉土小說“黃金時代”的作家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也熱切地關注 1949 年以后中國作家的鄉土小說創作歷程，尤其著意跟蹤 1980 年代再次興起的鄉土小說作家和作品，我把這個時代的創作稱作是中國文學的“白銀時代”，那時我不僅關注像賈平凹這樣的同齡人，同時也把視線集中到一批“歸來者”——“五七戰士”身上，所以，劉紹棠便成為我首先納入研究視野的對象。說實話，任何一個評論家，尤其是初期涉足文壇的年輕評論家都會對自己的研究對象產生一種崇敬的心理，當然這也與那個時代對作家的崇拜風尚是分不開的。我選擇劉紹棠作為研究對象，起初就是敬佩這個“神童”作家的才華，連孫犁那樣有才華的老前輩都推崇一個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乳臭未干的孩童，我一個后輩的文學工作 者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敬仰這個文壇上 “哪吒”式的神人呢？

他十歲就開始寫作，十三歲就正式發表作品，所以，我在一篇評論文章的開頭就寫道 ：“這顆在新中國五星紅旗升起時出現的文學新星，與祖國一起經歷了多少次痛苦的磨難，他在藝術的道路上追求、探索、闖蕩、迷惘……歷經酸甜苦辣，終于又踏上了光明的坦途?！?/p>

1949 年 10 月，劉紹棠這個“頭頂著高粱花兒，腳踩著黃泥巴”的少年，帶著新中國翻身農民的喜悅和歡樂激情，一頭闖進了文學的大門，為新中國文壇帶來了鄉野的晨露，吹進了新鮮的空氣，像“青枝綠葉”的嫩苗，他的作品充滿青春的活力和泥土的芬芳，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雖然這些作品還脫不掉那種孩子氣的稚嫩，但是人們都用驚訝感嘆的神情注視著這個來自運河灘上的“神童”，甚至似乎還有點不敢相信他的才華；隨著《山楂樹的歌聲》《運河的槳聲》《夏天》《私訪記》《中秋節》等中短篇小說集的問世，人們不得不為這位少年所具有的獨特藝術才華所折服。可是 “天有不測風云 ”，1957 年，他突然落入了生活的底層，如同一朵凋謝的花朵，從此銷聲匿跡。但用辯證的眼光來看，這段經歷反而成就了這個生活功底尚不夠深厚扎實的年輕作家，他付出了三十年的時間代價去體驗生活，拼命地吮吸著大地母親給予他的豐富營養。土里刨食，這對于一個農村作家來說，是值得慶幸和欣慰的。動蕩的生活不但使他更深刻地認識了包孕豐富社會內容的大千世界，亦更使他認識了藝術的真諦，當文藝界“雙百”方針得以真正貫徹的時候，他為自己豐厚的生活積累找到了噴射的火山口。

這顆冉冉升起的新星，成為新中國鄉土小說年輕一代的代表人物。 1981 年我通讀了他的全部作品以后， 便在年底著手撰寫論文《試論劉紹棠近年來作品的美學追求》，于 1982 年 1 月 8 日完成初稿，文章在《文學評論》1982 年第 2 期上發表以后，就收到了劉紹棠先生給我寫來的第一通信札。當時，我看著他那蒼勁有力的筆跡，十分感動。接著我又在《鐘山》 雜志 1983 年第 2 期上發表了《劉紹棠作品民族風格雛論》，于是，我們的通信逐漸多了起來。

無疑，讓這個神童作家產生驕息傲氣的原因很簡單，共和國成立的 1949 年 10 月，他就在《北京青年報》上發表了處女作《邰寶林變了》，1950 年一年內，他寫出了二十多個短篇小說，在多家刊物上刊登后，立馬走紅。

1951 年 2 月，劉紹棠初中還沒有畢業就被借調到河北省文聯，在《河北文藝》當上了編輯。1951 年 9 月， 又被作協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學讀高中。9 月 16 日，劉紹棠的《完秋》在孫犁主編的《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發表，受到了孫犁先生的賞識，并因此成為孫犁的“得意門生”。他在 高中期間發表的《紅花》《青枝綠葉》等作品，為他贏得了一片贊譽。其中，因 1952 年發表的小說《紅花》在全國青年中反響強烈，引起了團中央對他的關注。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注意到了這個少年才俊，并禮賢下士地與之交往，鼓勵他去東北體驗生活。 隨著小說《青枝綠葉》的發表，他的聲譽日隆，這部作品竟然被葉圣陶先生編入了高二的語文課本。有這樣好的機緣和這么多大師的關愛，誰能夠抵擋住這樣巨大的榮譽的誘惑和“攻擊”呢？這能不讓一個天才少年輕狂 嗎！

劉紹棠于 1954 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這期間他崇拜的是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我猜想，他是試圖想寫出中國式的《靜靜的頓河》 那樣氣勢磅礴的巨制來的。也許是榮譽帶來的巨大誘惑，也許是對北大中文系所開設的課程毫無興趣，他自認為這些東西對他的小說創作并無多大的幫助，一年后便正式從北大退學， 開始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運河的槳聲》的創作。殊不知，文學理論基礎看似對創作沒有太大的直接作用， 但是，對隱形的文化素養的提高，對認知世界的能力的提升，卻是很有幫助的。

我常常作這樣的推測 ：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時傳出的“中文系不是培養作家”的訓導之言，和劉紹棠這個驕子的行為舉止是否有著內在的關聯呢？雙方的意氣用事，帶來的結果又是什么呢？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只能造成作家隊伍素質的下降，七十年來的經驗教訓又有誰能夠看得清楚呢？

許許多多的榮譽像洪水一樣涌來，讓少年劉紹棠有了一種騰云駕霧之感，1956 年 3 月，他出席了全國青年創作會議，并經由康濯和秦兆陽介紹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成為當時中國作協最年輕的會員。同年 4 月，經團中央批準，他又成為專業作家。高高在上，萬人矚目，當然會使其昏昏然，他認為自己是可以在文壇上跺跺腳的人物了，所以開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了。

1956 年至 1957 年，劉紹棠因發表論文《我對當前文藝問題的一些淺見》《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以及小說《田野落霞》《西苑草》 等，遭到了鋪天蓋地的點名批判。

其實，早在 1956 年春天的全國青年創作會議上，劉紹棠的一些不當發言就引起了爭議，許多人開始批評劉紹棠了。我以為，許多人打壓他是因為他得志便輕狂的個性違背了做人的傳統道德原則，遭到口誅筆伐就理所當然了。那時幸虧有開明的胡耀邦拒絕了團中央對他的處分要求，并親自找劉紹棠談話。但是到了 1957 年 春天，劉紹棠發表的那幾篇肯定是大不敬之文，誰都無法對他進行庇護了。

如果說那兩篇文章有多么雄厚的理論基礎倒是未必，但是其觀點卻夠大膽的，我總是在想，這六十年前的兩篇理論文章和幾篇文學作品的寫作動機所在，最后只能推測是他高傲的性格使然。劉紹棠先生是想提出一個新的理論見解，其幾篇作品即是其形象化的注釋，其真正的目的是讓新中國的文學自他這樣的作家重新開始， 正如胡風的《時間開始了》一樣，新的中國文學從他們開始，舊的文學口號和理論已經過時，這就是輕狂帶來的后果，同時也是理論水平不足帶來的命運悲劇，但是，我佩服這個輕狂少年的勇氣，初生牛犢不怕虎，歷史自有公論。

他的那幾篇激揚文字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揚等文藝界領導的嚴厲批判，輕狂的少年獲得的榮譽立馬就成了一抔糞土。我至今無法想象當時才剛剛步入青年門檻的劉紹棠的心境又是如何的呢？他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無法再發表作品。一個從云端跌落下來的“神童”，何以能夠經受得住這樣的打擊？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期間，他幸運地回到故鄉儒林村，在鄉親們的庇護下，他不僅免受了許多同類人經受的那種肉體和精神的折磨，同時也躲過了此后十年的浩劫。1979 年他終于得以重返文壇后，又回到北京。從這一年起，他先后擔任中國作協北京分會常務理事、《北京文學》編委、中國作協理事、《中國鄉土小說》叢刊主編等職務。這不僅僅是身軀的歸來，更是榮譽的“歸來者”。那么，中年后的劉紹棠先生能夠放棄年輕時的輕狂嗎？

說實話，對于這個“歸來者”“娘打孩子”的理論，我當時就不以為然，認為此論的確是一種違背了人性的觀點，其遭致許多人的詬病也是料想之中的事情，但是，這種近乎宗教式的情結，是發自內心的呢，還是他在二十多年的磨難之中幾乎沒有經受太大的精神打擊和肉體創傷的結果呢？抑或是復出后更優渥的政治待遇和經濟補償讓他放棄了說真話的權利？這一切，我們都不得而知，只有叩問蒼天，叩問紹棠先生的在天之靈了。

毋庸置疑，1980 年 6 月發表的《蒲柳人家》再次引起廣泛反響，成為了劉紹棠新時期創作的一個轉折點，一個標志性的成果。所以，當我讀了這篇小說的時候，覺得這是共和國鄉土文學帶有普遍意義的一個轉型標志，它與占主流位置的“山藥蛋派” 更加疏離了，也和他早年投奔的“荷花淀派”拉開了距離，是對鄉土文學美學發展有所貢獻的作品。

1980 年代是中國二十世紀文學開放的第二個“黃金時代”，也正是中國鄉土小說創作“百花齊放”的歲月， 作為一個身披著光環和鮮花的鄉土小 說“歸來者”，他的作品受到矚目是理所當然的，本來他可以一發而不可收拾，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佳作與鴻篇巨制來，但是，許多虛職和事物羈絆著他，許多榮譽包圍著他，讓他失去了最寶貴的創作時機，浪費了積累了二十多年的大好創作素材。中年早逝，是劉紹棠先生給文學史留下的一個無限遺憾的感嘆號。

1985 年，劉紹棠受丁玲之邀請擔任了《中國》雜志副主編。當年，丁玲創辦的“一本書主義”的文講所， 對少年時代的劉紹棠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這個情結一直帶到幾十年后，兩個惺惺相惜者又一次在時間的交匯點上相遇，這是劉紹棠的幸，還是不幸呢？

也正是在這樣一個時間的節點上，我與劉紹棠先生相遇了，并且在通信兩年后于北京見面了。

1984 年，我住進了北京朝內大街166 號人民文學出版社，參與葉子銘先生主編的《茅盾全集》的工作，每逢節假日，總想溜達到府右街光明胡同 45 號去拜會我的作家偶像劉紹棠先生。終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便鼓起勇氣，像豹子頭林沖闖白虎堂那樣去了光明胡同。

那是一座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半四合院式的房子，據說是劉紹棠與曾彩美結婚后所購。那時他家里住房太緊，年輕的夫妻沒有房子住，就在朋 友們的撮合下，于 1957年夏天在西城買了這府右街光明胡同 45 號的房子。盡管那時的房價不貴，但在工資制時代里，能夠買得起房子的人又有幾個呢？尤其是年輕人，更是做夢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但是，稿費多多的劉紹棠就能夠買得起啊。難怪那時相傳著劉紹棠要為萬元稿費而奮斗的流 言。雖然買到新房后他只住了半年就暫時離開了這個居所，而且這“暫時” 也太長久了，此后的二十年他四處漂泊，最后下放回到了故鄉，直到 1979 年他才重回故里，但畢竟是最先闊起來買房的新中國作家，可見丁玲對徐光耀所說的有名有利的“一本書主義” 的觀點，對幾代作家的影響有多么大啊。如果說，那時候這種思想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而如今則是正大光明的寫作動機。時代在進步，這里面有無些許現代消費主義的弊端呢？我們可能就要借助于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來加以判斷了。

記得第一次去闖他家時，就遇到了一場尷尬。

敲開院門，只見紹棠先生提著一雙筷子，像是正在吃飯的樣子，待我通報了姓名以后，先生臉上浮起了笑容，寒暄了幾句以后，把我引進了客廳。路過院子時，又見兩位書生一樣的中年人坐在院中的小板凳上，我訝異地看著他們，紹棠先生說，這是某某高校為做劉紹棠資料而來采訪的老師，一邊說著，一邊把我讓進客廳里坐下，便兀自掉頭進了飯廳，并帶上了門，用飯去了，讓我們枯坐在房里院外。

我心里不斷地犯嘀咕，怪自己來的不是時候，但哪知道星期天許多北京人家也和公家食堂一樣，只開兩頓伙。即便如此，也不應該有一杯茶都不倒，一句客氣話都不說，就揚長而去，獨自與家人用餐去了的道理。再看院里的那兩位，他們坐在小板凳上交頭接耳、嘀嘀咕咕，不知在竊竊私語著什么。我同他們不熟悉，一時便相互尷尬地斜睨著對方，他們當然也不知道我是誰，就這么耗著，真的是如坐針氈，時間過得真慢，墻上的掛鐘一秒一秒地爬著，我們都是在度秒如年中煎熬著。大約二十分鐘后，還沒見紹棠先生出來，他倆終于站了起來，和我打了個招呼說，請你和劉紹棠老師說一下，我們還有事情，就先走一步了。我雖然連連點頭，心里卻暗暗叫苦，你們走了，剩下我一個人就更尷尬了。多少年后，當我與這兩位搞資料的老師重逢在他們學校的學科評議會議上時，談及那次尷尬的會面，都心照不宣地莞爾一笑。

大約又等了不到十分鐘吧，紹棠先生終于抹著嘴出來了。我說，他們先走了。他說，走啦？卻不再有下句了。我猜度著，他究竟是歡迎我們呢， 還是不歡迎我們呢？好在他又若無其事地坐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和我談起了他最近的寫作計劃，以及對文壇現狀的看法，還不斷地臧否人物，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偶爾也問我一兩句。其間，有一個不知是保姆還是鄉下親戚的年輕女子給我端來一杯茶。大約一個小時后，我推說還有急事要辦，便恭恭敬敬地告辭離別，一出院門，我逃也似的奔出了光明胡同。

直到半年后我離開人民文學出版社前，才又戰戰兢兢地去了一趟光明胡同 45 號，與紹棠先生辭別，他仍然是大大咧咧地和我談了一通文壇的事宜，并且還說讓我參與他準備組織的中國鄉土小說研究會工作，絲毫沒有任何芥蒂的樣子。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我漸漸地悟出來，劉紹棠先生那些不拘小節的行為舉止乃是性格使然，對人并無惡意，也無設防，是一種本色性情。也許是知識分子過于敏感的特性，使我們與這個率真的鄉土之子有著一道天然的心理屏障吧。這本是不應該有的障礙，卻是我們這些所謂現代文明的知識分子自造的藩籬。

后來我回到揚州，再后來，我又調到了南京，那一年正是 1988 年，聽說紹棠先生由于長年伏案寫作，積勞成疾，突發腦血栓住進了醫院，雖經搶救治療，仍造成左體偏癱，我倒是想趁去北京開會時看望他的，因為他曾經來信談到要我參與他的“鄉土文學大系”工作，因為那年正忙于工作調動的大事，終于沒有成行。

1996 年 12 月 19 日，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紹棠先生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并于 1997 年 1 月起正式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我正暗自為他高興呢，想著下一步與他合作，共創中國鄉土小說的理論和創作的研究機 構，哪知道 1997 年 3 月 12 日，他因肝硬化、肝腹水搶救無效，病逝于宣武醫院，年僅 61 歲。嗚呼哀哉，天妒英才，一代鄉土文學的大家魂歸天 國，是誰也不能阻擋的天意，只能留給人間遺憾。

噩耗傳來，我等晚輩只能仰天嘆息！

而前輩作家和學者是怎么看這位共和國鄉土之子的呢？

雖然早于他八年就與世長辭了的胡耀邦沒有看到劉紹棠的最后歲月的生存境況，但是他幾十年前對劉紹棠先生的關懷之殷切，批評之準確，可能是無人可比的，因為他深知這個作家朋友的個性，且以人性的光輝燭照著紹棠先生最后幾十年的生活與創作道路。

作為劉紹棠的摯友，作家從維熙認為 ：劉紹棠的去世是我們這代人心里難以彌補的傷痛。劉紹棠的一生與大運河密不可分，他從生活的最精微細膩之處入手開始他的文學創作。他以文學感悟生活，消化成自己的情感，把自己感受的情感傳達給讀者，這樣的作家是不多的。

據說錢鐘書這樣評論過劉紹棠的作品 ：“閱讀欣賞劉紹棠的小說，就好比坐在各種名貴佳肴樣樣俱全的盛大宴會的餐桌旁邊，每樣菜都吸引你吃，使你不知如何下筷才好?！卞X先生是一個十分苛刻的大作家和大學問家，用這樣的詞語對一個作家做評價顯然是罕見的，表達出了一個大學者 十分真誠也是十分復雜的心境。

最后，我想用我于 1982 年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那篇《試論劉紹棠近年來作品的美學追求》中的話來做此文的結尾 ：“劉紹棠作品既是田園牧歌式的作品，那么，作品的畫面應該呈現出優美的詩情畫意，這種詩情畫意是‘拿一種第二自然奉還給自然，一種感覺過的，思考過的，按人 的方式使其達到完美的自然’（歌德：《〈希臘神廟的門樓〉的發刊詞》）。劉紹棠作品的自然美也正是表現為作者在對自然的描繪中傾注自己熾熱的情感，‘是一種豐產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氣的結果?！\然，劉紹棠作品也是主情的，但他更多地是從具體的生活場景中來抒發感情，而不是‘純牧歌’式的。他向巴爾扎克學習，盡力使自己成為社會的風俗史家，在摹寫自然生活的背后，含蓄地點出作品的主題——‘痛苦要轉為希望，歌頌人民，才是永恒的主題?！盁o論是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上來說，劉紹棠作品都包含著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不同因素，這既不是現實主義，也不是浪漫主義，而是兩者的一種綜合。

“綜觀劉紹棠的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旦作者離開了自己的創作個性，離開了他所熟諳的生活基地，作品就變得枯燥無味，甚至會出現概念化的傾向，這是值得作者引起注意和思考的問題。藝術探索的道路是無止境的，要使自己的作品達到臻于完美的藝術境地，也只有不斷從生活的深處開掘適合自己表現力的藝術形式，才能撞擊出引起讀者共鳴的心靈的鐘聲。自然的生活，生活的自然，這是藝術生命得以繁衍的源泉，一切偉大杰作的萌動、生長都離不開這廣袤無垠的豐沃土壤。我們熱切地關注著劉紹棠的今后創作，盼望著他藝術創作上的新成就?！?/p>

可惜劉紹棠先生沒有完成他的夙愿，不然他會成為共和國的鄉土文學大家。倘若說是時代沒有給他更多的機緣，還不如說是個性造成了他最后的悲劇命運。

這時，我的耳邊又一次響起了《命運交響曲》的激越的旋律！

2018 年 8 月 21—22 日于南京至香港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