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根？什么是當下中國文學的使命？日前，一場“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文學與時代”的論壇在復旦大學舉辦，作家王安憶、評論家程光煒、陳思和等暢所欲言，從不同維度回顧了中國當代文學的輝煌，也各自回應了那些拷問中國文壇的命題。

文學領先時代，把該說的東西搶先說出來

回眸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文學創作的輝煌時代，專家們提出，像莫言、賈平凹這樣的一批作家，坐在這兒就是一人一座山，就是文壇上標桿式的人物。這批作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走了40年，他們一直跟文學在一起，一直跟創作在一起，一直用作品說話，才成為了今天中國文學最亮的光彩。

作家王安憶從創作者的角度描摹過去四十年的小說之路，稱這是“可以讓寫作者安靜地擁有書桌的四十年。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似乎到了80年代以后，才有了真正可以稱得上職業作家的這些人。”她強調，莫言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就是一個證明，因為諾貝爾文學獎有一個評獎標準是要求持續性寫作，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作家才有可能持續性寫作，并且將持續下去。“這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則以1978年小說《傷痕》為例指出，新時期文學的起點不是一個作家個人完成的，它是跟整個社會結合起來，一起完成。“當一個時代在轉型的時候，舊的理論體系崩潰，新的理論話語還沒有產生。在思想界、理論界都來不及轉型的時候，最能夠把這個時代提前說出來的，就是文學。為什么文學會走到了前面？因為文學不講理論，文學就是文本，它靠形象，靠一種模糊的感覺，就把這種該說的東西說出來。”

文壇大家各有淵源，終將自己慢慢融入時代

賈平凹從中國農村的土壤中汲取養分，而莫言承認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鐵凝、韓少功、葉兆言等一批文壇大家也有各自的文學淵源。作家創作的資源是多方面的，比較復雜隱秘。文壇大家誕生的源頭在哪里，文學評論界一直存在爭議。有專家指出，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了一批相對成熟的作家，他們走過了知青道路，走過了尋找共鳴的歲月，并最終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王安憶開始寫她的上海街巷，遲子建扎根在她的寒冷北方，蘇童徘徊在他的香椿樹街……這些地方大多跟尋根有關，他們到了新世紀后都成為大家，幾乎沒有一個例外。

莫言、余華的創作歷程后期也專注寫自己那一塊，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個人風格。莫言曾對媒體坦言，民間生活包羅萬象，故鄉高密獨特的人文風貌、方言對話等，都是活色生香的文學資源。這些大作家不再寫稀奇古怪的想法，而是把所展示的領域擴大，涉及到政治文化歷史等各個層面。作家在成長，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對當下的看法，他們自己的修養，都在成長過程中慢慢融入了時代，釀成佳作。

文學評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光煒提出，僅僅考量外國翻譯作品的影響并不足夠，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新時期初期一批青年作家創作的源頭。賈平凹初讀沈從文小說時的亢奮激動，帶著唐三彩拜訪孫犁時的莊重；王安憶在《汪老講故事》中推崇汪曾祺的文字功力，對他“歸于平淡”的作品境界贊揚有加；鐵凝早期名作《哦，香雪》里洋溢著荷花淀派小說那種特殊的氣味；張承志、莫言與魯迅，韓少功與沈從文，遲子建與蕭紅也各有淵源……“與其說是十九世紀西方文學，不如說是一代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打開了我們的心靈的天窗、文學的天窗。這次歷史的相遇使不少青年作家免走了很長一段彎路，思想見識和文學趣味很快回調到中國現代文學的水準上來。”他認為，賈平凹和現代作家的聯系最為密切，把中國傳統小說在當代發揚光大功不可沒；而莫言、余華等一批寫作手法比較歐化的作家，在跨過中年的門檻之后也不約而同地回歸自我，書寫出獨特的氣質。大作家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會不斷清理自己的過去，消化吸收很多營養，最貼近中國文化心理和審美趣味的，恰恰是他們。

小說“不好看”怪誰，脫離生活缺乏共情

走過輝煌的年代，王安憶坦言，如今的中國類型小說不夠豐富，部分小說并沒有講故事的模式，通篇都是隱喻，似乎有了“隱喻”這個武器，所有細節都可以進入到小說，都可以進入到故事。“現在的小說剛看到一點類型的痕跡就被IP買過去，弄成了電影、電視劇，或者游戲。這個類型完全是體質很弱、基因很不良的東西。”她直言不諱。

其實，西方的類型小說也在衰退，英國有講故事的傳統，可以排一串長長的名單，從喬叟、莎士比亞、狄更斯，到今天的《哈利·波特》，變成了一個魔幻小說，哪怕是丹·布朗也跟生活沒有關系，從某種意義上違反了小說的性格。“小說就是世俗的，他講的故事就是跟生活有關系，跟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有關系。小說脫離了生活就變得不好看，我們沒有共事，沒有共情。”王安憶說。

面對這個時代的文學困境，王安憶認為不能完全歸咎于市場，破碎而不成熟的市場或許要承擔一部分責任，但一味追求國際獎項的認可也會帶來傷害。除了市場“那只手”，網絡時代文學的巨變也是專家們關注的話題，陳思和笑稱坐在復旦的圖書館里就能感受得到。“我們天天在喊紙質書，鼓勵大家看紙質書有文化，看網文就沒有文化了？沒用的，再怎么說，人家寧可沒文化，還是要看。我們必須要敏感到，文學需要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力量，跟這個時代真正吻合的，能夠呼喚出時代魂，需要這樣一種力量，把這個時代人們最需要的東西展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