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謎舟》《褐色鳥群》和《欲望的旗幟》中暈染開來的霧氣，還氤氳在《隱身衣》《江南三部曲》和《望春風》的字里行間。他一直都是那個格非，這個和其他作家相比顯得有點形而上的名字也是他寫作的烙印。中國的鄉(xiāng)村、城市、風物和人情在格非的小說中延展開來，他站在歷史和現(xiàn)實之外講述著中國故事。11月29日，瑞士蘇黎世大學教授洪安瑞在“格非的中國故事：以大地和全球展望為開端”活動中投來了一束“他者”的目光，讓我們在全球語境中反復打量格非及一代中國作家的寫作。

洪安瑞以格非長篇作品“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為切入點，提出三種比較突出的敘事結(jié)構和題材，分別是“江南三部曲”中的當代文化對《紅樓夢》古典傳統(tǒng)的回應、愛情與死亡的烏托邦、女性身體與身份的烏托邦。閱讀格非的作品，給洪安瑞帶來的重要收獲是如何利用中國傳統(tǒng)倫理中的生態(tài)思想，表現(xiàn)處于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人生訴求。“桃花源不朽的魅力就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未來最重要的思想也許正在于此，怎么能走向人與人、人與非人之間互相尊重、感應和同情的未來。”

談及自己的創(chuàng)作歷程，格非坦言“恐怕我的創(chuàng)作風格一直在變，但當中是有存續(xù)關系的，洪安瑞教授把存續(xù)關系淡淡地勾勒出來，這個勾勒對我來說非常有啟發(fā)意義，我后來的很多想法在早期作品中都埋下了種子。”洪安瑞提到的自然與存在、人與非人的關系等問題都曾是格非早期的強烈寫作動機，對此格非表示，小時候生活在鄉(xiāng)村，在某種意義上見到過，或者可能比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人更多感受到現(xiàn)實的、堅固的一面。實際上，鄉(xiāng)村文明中的某些部分一直融化在我們的記憶和血液中，等待被重新喚醒。在格非看來，中國的發(fā)展速度使得生態(tài)環(huán)境與文化環(huán)境都歷經(jīng)著多樣性的改變，我們需要站在更高意義上重新認識鄉(xiāng)村文明的問題。洪安瑞的看法給了他很大啟發(fā)，“她從非常開闊的視野審視折射于我們精神上的圖像是如何被書寫出來的，這個世界上我們高度重視的東西又是如何獲得的。”

人物的被動性后潛藏著巨大主動性

很多評論家對格非的作品形成一種共識，認為他的創(chuàng)作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比較典范的中國敘事。評論家張清華將這種敘事特點理解為用中國傳統(tǒng)世界觀、方法論、美學思想來處理最近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處理從近代以來的許多重要問題，如革命、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現(xiàn)代性的問題等，“這產(chǎn)生了非常奇妙的效果，使得新文學在變革一百年后和中國傳統(tǒng)文學根脈有了內(nèi)在的深層聯(lián)系。”同時張清華談到，格非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具有多重性，至少是兩重性，擁有強烈入世的理想色彩，但又無一例外被歷史甩出中心。同樣，洪安瑞在分析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人物設置時也有一點值得注意，“秀米的侍女喜鵲是三部曲中唯一拒絕對自己進行身體侵犯的女性。我覺得這個非常有趣，不是主人公，而是一個不那么重要的角色，她說不的方式特別重要。”

對此格非回應，自己小說中很多人物具有被動型人格，并非是軟弱。他們在道德上，在與社會相處模式上都極其謹慎，行為完全符合規(guī)范，他們并不直接挑戰(zhàn)這個社會的底線，而是讓這個社會盡快忘了自己。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格非說每當兒子問自己為何奮斗時，也是一樣的回答：“我所有的奮斗都建立在一個基礎上，這個基礎就是盡可能的不要麻煩他人，讓自己獲得相對意義上的自由。這個空間對我們今天這些小人物、這些裹脅在歷史的巨大的車輪之間的人物極其重要。我認為巨大的被動性后面還是有某種主動性存在的。”

洪安瑞提到的人物喜鵲并非作品的主角，卻被格非稱為“具有重要功能、不能被玷污的形象。”格非坦言，喜鵲可能是自己寫整個作品時最先考慮的人物之一，《禁語》一章是整個作品真正的中心，她過著非常安寧的生活，甚至連說話都省掉，她父親也是這樣一個人物，跟花朵、跟植物、跟整個時間相處，“這個人物帶有歷史長河中特別重要的抽象意義，包涵我對鄉(xiāng)村最美好的寄托，所以我希望她是一個相對單純的人，沒有那么復雜。”

新作《月落荒寺》是否延續(xù)“神秘風”

洪安瑞也感受到了格非作品中被“神秘”籠罩的歷史氣息，這也是他對當代先鋒文學的獨到貢獻。格非的《敵人》《迷舟》《褐色鳥群》等不少作品都有夢境描寫，從夢到小說，中間經(jīng)歷了怎樣的轉(zhuǎn)換與改造？早期進行先鋒小說寫作時，格非深受弗洛伊德影響，“寫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識的部分。當你的意識部分一旦變成語言后，是很難控制的，這當中會涉及到很多無意識的問題。”因而格非認為，與其說寫作是為了遇見更好的自己，不如說寫作是為了遇見更豐富的自己，“我們會在寫作中遇見讓你感到驚訝的、陌生的自己，這是我始終認為的寫作最重要的理由，也是寫作中最愉快的部分。”

格非曾有想法把《敵人》再寫一遍，他表示在當時還沒有足夠能力去控制這么大的故事，“當時寫的時候確實有很多東西已經(jīng)超出了我能控制的寫作范圍。從語言到呈現(xiàn)方式，包括對歷史的研究和了解。”但是如果現(xiàn)在重寫《敵人》又有另外的難度，在新的社會語境中，那些問題的重要性遠不及當年，“所以對我來說動力又不足了。你知道一個作家如果沒有十足的動力，他絕對寫不好作品，寫作一定要有強大的背后的動力。”

格非透露，借用德彪西名曲而命名的新作《月落荒寺》大概于明年3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源于作品《隱身衣》中的一部分故事。對于“先在期刊或雜志上發(fā)表一下”的建議，格非笑言“發(fā)表以后就沒有你們說的神秘感了，直接出版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