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時代造成的劇烈的社會變遷，給作家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創作素材，也時時激發著作家的創作靈感和沖動。宏大敘事與個人情懷、史詩畫卷與日常生活、大時代與小時代、主旋律與多樣化，都得到了相當力度的刻畫描摹。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們的文學進入了持續發展的歷史時段，出現了一批堪稱經典的優秀作品，出現了應運而生的“黃金一代”（為了簡明起見，我的論述僅限于小說家），這是百年中國新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觀景象，在中外文學史上也是值得關注的重大現象。

屬于“黃金一代”的作家，上起1929年出生的宗璞、徐懷中，上世紀30年代出生的王蒙、李國文、從維熙，下至60年代出生的余華、蘇童、遲子建、格非、畢飛宇、麥家、林白、陳染，其中堅力量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馮驥才、劉心武、李陀、梁曉聲、張抗抗、史鐵生、莫言、張煒、賈平凹、王安憶、韓少功、曹文軒、鐵凝、張承志、池莉、方方、劉醒龍、劉震云、徐小斌，阿來等。以年事已高的老作家而言，宗璞和王蒙在號稱“百花時代”的1956—1957年，發表了《紅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一舉成名天下聞。2010年以后，他們又分別發表《西征記》《北歸記》和《這邊風景》，再一次證明了其蓬勃的創作活力。徐懷中在上世紀50年代即以《我們播種愛情》名世，近年來，繼長篇非虛構文學《底色》之后，于本年度推出長篇小說《牽風記》，描繪了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期艷麗與瑰奇交織的戰爭風景線。此外還有馮驥才的《俗世奇人》、李陀的《無名指》等重要作品。

被稱為“50后”、“60后”的這一作家群，更是人人握靈山之珠，個個懷荊山之玉，每隔數年即有長篇新作問世，不僅是保持在一個持續穩定的水準線上，還時有內容和形式上的探索創新，讓文壇拍案驚奇。單是2018年，就先后有賈平凹的《山本》、王安憶的《考工記》、劉醒龍的《黃岡秘卷》等相繼問世并得到好評。

在中外文學史上具有一定規模的作家群落的出現，都有其文學的與社會的原因。那么，中國文壇產生“黃金一代”作家的機緣何在呢？

中國新文學百年，很少有大規模、成群落的作家，能夠將他們的創作生命持續4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新文學伊始的“魯郭茅巴老曹”，除魯迅早逝，余者在進入新的時代語境之后，都有水土不服的癥候，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鮮有新的力作問世，只有晚年寫出《隨想錄》的巴金是個例外。左聯文學時期柔石、殷夫、胡也頻等的被難，在文學與革命的糾結上寫下血腥的一頁；戰爭年代帶給作家的苦難、流亡、遷徙、貧困，無處安放一張靜心創作的書桌；其后不斷發生的文藝批判乃至文化大革命，犁庭掃穴，摧折百花，都嚴重地傷害了文學的生產力。

與之相比，改革開放的40年，可以說給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創作環境。鄧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上指出，“衙門作風必須拋棄。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如果把這類東西看作是堅持黨的領導，其結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從30年來文藝發展的歷史中，分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擺脫各種條條框框的束縛，根據我國歷史新時期的特點，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這為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文學指導方針確定了基調。

70年代末期以來，雖然說文壇上也曾經有大大小小的批評發生，但作家、讀者都已經拋棄了簡單粗暴的行為方式和思考方式，就事論事，就作品談作品，沒有簡單獨斷的一棍子打死，不為一部作品就中止作家的藝術生命，作家并不會因此就失去創作的權利，很快就能夠調整創作心態，東山再起，卷土重來，以新的姿態重返文壇。

更為重要的是，改革開放時代造成的劇烈的社會變遷，從除舊布新撥亂反正到鄉村中的土地承包，城市和工廠企業的體制變革，面向世界八面來風的激蕩，再到市場經濟和網絡化時代的機遇與挑戰，給作家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創作素材，也時時激發著作家的創作靈感和沖動。這40年可以說是充滿艱辛也充滿神奇的40年，“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已經不足以形容其一二。立足于當下的現實而回望既往，對曾經被遮蔽的歷史的重新發現，與“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雙重思考，歷史的視野因此進一步打開，產生相當一批長卷式的民族志和家族史寫作。宏大敘事與個人情懷、史詩畫卷與日常生活、大時代與小時代、主旋律與多樣化，都得到了相當力度的刻畫描摹。

時代的饋贈之外，還有作家們自身的勤奮和執著追求。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都是文學生長得天獨厚的時期，社會情感積聚甚久亟待迸發，文學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市場化初起之際，也有為數不少的作家轉身商海。在這樣嚴酷的篩選下，能夠堅持在文壇走過來的作家，一定是有大的定力、大的持守，此其一；他們在40年或者更為長久的時段中，還要有強大的學習能力，有饕餮之胃，能夠從中外文化和文學的海洋中廣納百川，厚積薄發，能夠逐漸地攀上巨人的肩膀，使自己也變得高瞻遠矚，視通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