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川里，誰去？麥不算厚，一畝兩元二，去的上車！”

“順昌，趕緊拾掇！”

吳河東大喝一聲，通地騰起身，一根棍挑起那干糧袋子、破棉襖，那嘀里當郞的鐮連把子、爛草帽，三步兩步已崩到了車上。

“昌娃子，快！快——！”

待順昌奔到跟前時，那掌柜的數完車上的人頭。大手一揮，說:

“不要了，不要了，你聽見了沒！”

他一邊厲聲喊著，一邊用力掰開順昌扒在車幫上的手。

34年前作家邵振國在《麥客》里寫的場景歷歷在目。現在，上年紀的人翻開看這篇獲全國第七屆優秀短篇小說獎的小說，恍若隔世，年輕人閱讀，以為是穿越。《麥客》寫甘肅麥客到陜西割麥子的人和事。34年過去，作品的藝術形象，一如大地上的麥芒，觸摸、映射著大地上行走、生活的人。悲嘆，或者歌唱，哲思，抑或惆悵，麥芒知道，時光流轉中，大地上麥客的身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那時，八百里秦川的麥子，一旦發黃，陜西人在“關中麥黃，眼望平涼。關中麥收，眼望秦州”的民諺中盼望著甘肅的麥客。甘肅的麥客也如小說里的麥客那樣，奔赴陜西當苦焦的麥客。

那時，甘肅天水、平涼的農人特別辛苦。特別是當麥客的，若是看見楸樹開花，就要到陜西趕麥場。他們一般都結伴而行，出門時，家景好些的，能多帶一些干炕饃，家景一般的，不帶干糧，饑一頓，飽一頓趕到麥黃的地方。他們一路向東，直奔陜西最東邊的渭南地區，由渭南一路收起，漸漸往西，收割到寶雞時，家鄉的麥子也快熟了。等從寶雞趕回秦州，自己家里的麥子也黃了。一旦回到家里，他們忘掉趕麥場時的勞累，開始收自家的麥，有的還就近到周邊縣上繼續當麥客。那時的麥客，晚上或宿于屋檐下，或宿于道旁，或宿于樹下，席地而臥，村頭、古廟和斷垣殘壁旁，常是麥客夜宿的地方。天水、平涼麥收時節的農人，也多起早貪黑，暴曬一天，汗流一天，風一場，雨一場，土一身，泥一身，沒有個閑的，沒有個不累的。割麥、捆柬、挑麥、背麥、運麥、上垛、鋪場、碾場、翻場、起場、揚場、晾曬、簸麥、收場，一個麥收時節，農人，特別是麥客出的力流的汗，比其他人三五年的都要多。

如今，天水人、平涼人再不去陜西當麥客了，倒是陜西人和其他省份的人充當了現代意義上的新麥客奔馳甘肅。“時代”，對西部最大的改變之一是農民不再充當季節性麥客了。

七月的清水縣，公路上最常見的是收割機。那天，我臨近金集時，山坡上或溝壑間，都有收割機在割麥。

我問路邊的一位婦女，機器收一畝麥子多錢。她說80元。我問便宜還是貴。她說都是這個價。金集人到底是金集人，說話得體，有分量。話里包涵了許多，既有一種認同，也有一種追逐。認同的是這樣的價格算是公道，追逐的是：大家都這樣，你還不這樣。

認同與追逐是清水金集人最大的特點。金集人以前有的自己當過麥客，有的自己雇用過麥客。現在，時代讓他們面對新的麥客時，樂于接受，樂于轉變角色。這種認同與追逐，宛若搖曳于海上的航行燈塔，有方向，有目標。同樣，方向和目標對于外地麥客來說也算有了奔頭。

在金集市場的一個涼棚里與一位花甲人聊天。他說他當年一個人要做務15畝麥子（包括收割打碾），現在，人們都懶得割麥了。上地要騎摩托，要開三輪車，有的還要開小車。他說他小的時候，大家說要實現農業現代化。許多人嘀咕，咱們這兒山大溝深，機械怎么上山，怎么耕作坡地。現在你看看，溝里坡里都算啥，嘟嘟一響，我的一鍋煙沒抽完，麥割了，地耕了。

金集連珠山的公路邊樹陰下，停滿了卡車。卡車上裝的是聯合收割機。我從這些收割機前走過，一個男人在車上喊：割麥？我搖頭，另一輛車旁的一位女士走過來，問同樣的話。我繼續搖頭，她看看我肩膀上挎的照相機，說是記者呀。她一口普通話，語調平易近人。我說5年前麥收時節不是這個景象，我只是想看看。然后與她交談起來。

我指著路旁遠處深溝邊的麥地問：哪些地里的麥子也能割嗎。

新時代女麥客，瞭一眼麥地說：只要人能去的地方，我們的機器就能到。有些人去不了的，機器也能去。她見我還有疑問便說：收割機并不太大，是履帶式的，車開到大路邊，收割機從車上卸下來后順著地邊，到哪都行。她還說：

你們這兒的地太陡，每戶的地也零散，這兒一小塊，那兒一小塊，不集中連片，干起來費事。我們那邊，還有東北那地，齊整，面積多，干活帶勁；

我們從鹽城來，就是江蘇的那個鹽城。一路上高速。高速公路不收費，這是政府規定的。要收費，那得交多少過路費。再說，沿途的麥子都熟了，都等待收割出糧，你們這邊的公路再要收費，那還了得；

我這收割機是自己的，國產機器。那是日本的“久保田”，便宜的十幾萬，好一些的，也要二十來萬。我們一年東奔西跑，就掙個十來萬吧。以前行。以前機器少，能掙二十來萬。現在機器多，有競爭；

出門走哪，就我和愛人倆一起行動，互相照應。他車開累了，我就換換他。晚上不住店，就睡車上。司機后邊有個小臥鋪，可以睡。沒家里舒服，但還可以；

我第一次來這里，我的朋友前邊來，打電話我就過來。結果一看，天啦，這么多收割機。太多，倒不好辦，壓價不說，還是一種浪費。你看看，這么多車，各地的都有。我說，你們這兒的政府應該管管。怎么管？這很簡單，往這個方向走的車，路上都有監控，政府利用大數據，會知道哪兒多哪個兒少，進行疏導就是了。再說這兒的山地多，向陽地方的麥子熟了，背陰的還沒有熟，我們割起來麻煩；

麻煩也得受，既然來了。等這兒收完，我們要到江西去，那兒還有一季水稻等我們。

這位姓劉的女士，是新一代的麥客或者說新一代的鐵麥客。她行走在大江南北，在收割小麥與水稻的同時，沿途對風土人情與社會的觀察與體驗，鮮活得跟夏日清晨的空氣與露水。

她，也是甘肅人的一個參照。

重新踏上路途，我看到了圍繞在金集周圍的收割機，數量眾多，牌子各異，有來自江蘇鹽城的，有來自重慶的，有來自四川的，有來自河南的，還有來自陜西西安和漢中的。它們若傳統農耕時代的蚯蚓和耕牛，為土地松土、耕種，它們又若現代金融證券市場里看似不動的銅牛鐵牛，實質洋溢著自己的血性與活力。

邵振國先生在《麥客》里說“古歷五月十幾，麥客們陸續從陜西回到甘肅境內”。我要告慰邵先生：甘肅人不再到外地當麥客子了，甘肅的麥子也要讓外地的新麥客來收！

在清水金集通往白駝的公路旁，有一塊平整的地盤，幾輛掛有陜西牌照的車停在那里。我繞過車后，拍遠處山巒起伏的夏日的田野，側身發現七八個新麥客在車與車之間的陰涼里吃飯，我從遠處拍了一個鏡頭，被其中一個光著膀子的漢子發現。后來我跟這位漢子說今年來清水縣割麥的車最起碼有50輛吧，他用筷子一揮說：乘個5還差不多。這么多車，都在搶生意哩。

我想到了《麥客》里吳河東對兒子吳順昌說的話：

“甭急，甭急，這達我夜個就觀看了，麥厚得很，廣得很，一時它割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