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不算被戶口最磨難的一代，但戶口改革的年輪清晰地長進了我的骨肉，隨時能聽到聲響。

對戶口最初的記憶，是十一歲時的午夜，父親將我和剛有些涼意的夏夜拎醒。睜開眼，除生產隊會計，好幾位陌生人拿著大簿子在詢問父母，我們兄弟姐妹五個都擠在竹榻上，任他們看，他們也任我們看。起先我還以為家出了什么事，因為中間有個戴大蓋帽的公安。他們問問記記很快就走了。“都趕緊睡吧？明天還要上學呢。”母親說。我卻沒有了睡意，他們來似乎并沒有問我們小孩子什么話，那為何要叫醒我們呢？是不是睡著的不算活人？胡思亂想時，姐姐打著呵欠說這是人口普查，全國都在同一時間查。全國？就一個時候？我不信。長大之后，證明姐姐的話是對的，那是1982年7月1日零時開展的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也就是說，從那時起，我的名字進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簿子里了。可是那大簿子里對我的記載有誤，我奶奶千真萬確地說我出生在元宵節的頭一天，查閱1971年正月十四應該是2月9日，卻寫成了2月8日。國家的大簿子，寫下便改不了了，直到至今，乃于永遠！

戶口，是住戶和人口的總稱，計家為戶，計人為口。“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這是商鞅在大秦帝國就建立的嚴密的戶口登記制度。

計劃經濟進入到八十年代改革之初，有了春風，也有了化雨，但商品糧戶口從饑餓與貧窮中依然鋼鐵般地證明了它的優勢甚至成為一個人是否成功的基本標準。哥哥1984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池州師范，全家乃至全村的歡喜遠比今日村莊有人考入清華、北大要要興奮得多。母親從生產隊隊長家里借了一頭大肥豬殺了，請了哥哥的老師，請了父母兩頭的親戚，還請了村里的干部——那是我們家至今算來還是最奢華的宴請。父親將入倉的糧食搬到稻場上，曬了又曬、揚了又揚，才向糧站賣了三百斤比交公糧還要合標的余糧。哥哥憑著余糧的賣單，入師范便辦了商品糧戶口，他四年后畢業便是公家人了。

那年，我也正好考入哥哥畢業的鄉鎮初級中學。哥哥的光環以及老師、親友對我希望和目標自然釘向考中專吃商品糧之上，其實我也是這么想的。現實并不如意，中考我只達到了普通高中分數線。家人勸我上高中以后考大學也有機會吃商品糧，“不！我要復讀，我要考中專！！”倔頭的我讀了初四，初四還是考了個高中；我又擰著脖子念了初五……豈想此刻，中考改革，復讀生不再報考中專（中技）。商品糧戶口的夢想“卡嚓”一聲坼裂，我感覺到了骨折的疼痛。

我疲憊地調過頭來再讀高中，但很快再次燃起對商品糧戶口的渴望。苦讀到高三，改革的勁風一陣又一陣，多多少少也吹進一些到了校園，我朦朧地意識到了什么，特別是商品糧與戶口之間的關系似乎在松動。憑著對文學的愛好以及對軍隊的向往，我決定放下所謂的商品糧戶口，當兵去！

到了新兵連，不久的一堂政治課，指導員說：什么是軍人？軍人意味著將戶口交給了黨和國家，隨時準備去戰斗、隨時準備去犧牲。此刻，我才想起應征入伍后鄉里將我的身份證收走一事。我和戰友們進了部隊的集體戶口。其間，大約是1992年，父親來信，準備借五千元在家鄉給我買一個商品糧戶口，說日后退伍可以安排工作。我沒有同意，我認定鉚在軍事集團戶口簿上能大有作為。之后的二十多年，我著書立說、立功受獎、上學提干……

再次溫暖地與戶口打交道，是兩千年女兒的出生。地方要求在新生兒出生一個月內辦好戶口。先是從過來人那里打聽好所需資料：有我與妻子的結婚證、部隊和地方開據的我們沒有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證明，有妻子身份證、準生證，有我的軍官證，有孩子的醫學出生證……一一備齊，先跑到部隊集體戶口所在的派出所，美麗的戶籍警吃著粗大的香蕉好心地告訴我最好到孩子媽媽所在地去辦，以后入托上學諸事會方便得多。于是，岳父又陪著我東奔西走，幾次三番總算給孩子落了戶。孩子有了戶口，但那上邊體現不了我是她爸爸，我有點傷感。

2012年轉業到地方，我和妻女才正式有名有姓有關系地結合一個戶口本子上，并當上戶主，時年已過不惑，依然興奮。

憶往事，戶口作為“由公安機關戶政管理機構所制作的、用以記載和留存住戶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書”的“戶籍”時，它像火車頭一樣死扣般地掛了一節又一節沉重的火車皮，人生的鐵軌只有在它們的輪壓下方才產生節奏，有歡唱，也有痛疼。個中體味，人人都有五味瓶。

前天，去給正欲到廈門上大學的女兒遷移戶口，前后不要五分鐘辦妥。如此之快、如此之便，超出想象。回味之下，感恩黨和國家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的改革壯舉，其中“戶口”越來越減負、越來越接近本體，老百姓看見了實惠、摸到了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