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觀園修好，賈政一行來到一處好地方，只見“一帶粉垣，數(shù)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寶玉奉命題聯(lián)曰：

寶鼎茶閑煙尚綠，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素來嫌棄寶玉“只在濃詩艷詞上下功夫”，但聽到這里，雖然搖搖頭說：“也未見長”，卻依然是極大的肯定：雖然這對聯(lián)一個字也沒提到“竹”，卻寫得讓這個空間瞬間一派清幽靜謐，令人心生涼意。

黛玉這樣解釋擇居的原因：“我心里想著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映著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當然，元春、湘妃、黛玉，“索隱”起來本是大有深意的，但是如果對竹根本無法“共情”，怎會理解其滌蕩一切塵俗的意義，而不僅僅是所謂“清高”呢？只可惜，俗人對林黛玉的種種口誅筆伐，也只顯示其俗罷了。這樣的人，焉能在讀西廂時，領會此時此刻“鳳尾森森、龍吟細細”之妙？

所以當在浙江省博物館（武林館）看到“千載清風：古代墨竹名跡展”，不禁感嘆，這可算得“千年一遇”的機會了。

千年一遇，首先當然由于這個展覽的緣起是為了紀念文同誕辰一千年。文同是誰？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熟悉，但要說，他就是“胸有成竹”的當事人，恐怕真是沒有幾個人不知道的。如果要評選一千年來畫竹子的第一人，他要居第二，恐怕沒人敢居第一的。

千年一遇，也是因為這個展覽匯聚了一千年來以墨竹為主題，包括蘇東坡、文同、李衎、趙孟頫、吳鎮(zhèn)、倪瓚、柯九思、顧安、夏昶、文征明、徐渭、陳淳、陳洪綬、詹景鳳、孫克弘、八大山人、石濤、金農(nóng)、惲壽平等大家的墨竹杰作共39件，要等下一次給這些寶物辦個“雅集”，真不知得等到什么時候。

那么，這些寶貝兒，看上去黑糊糊的一片，究竟哪里“好”呢？

先從畫畫兒這件看來并不“難”的事上說起吧。

學過國畫的人，在最基本的訓練階段，都畫過墨竹的吧。一撇，一捺，似乎竹葉就得了。大概還能自我欣賞一番，大寫意嘿，好像也沒那么難。然而白居易老師早就說了：“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要一直到了五代時期，才有了西蜀李夫人，從月夜窗下竹影悟得畫墨竹之法的傳說。但究竟畫得怎樣，我們是不知道的，而文同的畫，已經(jīng)是我們能上溯的最早的墨竹杰作。

為什么是墨竹，而不是綠竹、朱竹？畢竟無論從“書畫同源”的角度看，還是從“意境說”的角度看，無論是技術還是藝術，墨竹都是一種最高的載體。當然，在文同、蘇東坡的年代，這種最高典范（或曰“文人畫”）的準則就已經(jīng)確立了，那就是“無常形而有常理”。通常人們用“寫意”模糊概括之。

說起“寫意”，似乎人人都明白，但要說起是個什么“意”，恐怕就沒幾個人說得清了。

那我們就看看文同的畫好了。名頭最大的《墨竹圖》乍看上去似乎還是寫實性居多，但細細觀之便可發(fā)現(xiàn)文同的高明：他只選取了一枝，卻讓這枝竹子彎曲成一個大大的“S”型，瞬間就讓畫面充滿了動感，似乎竹子在迎風起舞，從畫面左上舞起，甩向右下，最后在右上收稍，充滿了一種陽剛的、充滿生命力的勃勃生機。就像他自己對蘇東坡說的，“此竹不過數(shù)尺，卻有萬尺之勢”。這種生命力，就是那個寫意的“意”了。

并且，文同的墨竹正是“書畫同源”的詮釋：竹竿筆筆中鋒，干脆利落，似斷意連。竹葉八面出鋒，偶見飛白，墨法極精，虛實濃淡，干脆利落，如同交響曲，實在是有一種宏大的氣象。所謂的“胸有成竹”，說的哪里是什么技術流，分明正是胸中那種江上明月清風的宏大格局啊。

在“書畫同源”的意思上，元代書畫家柯九思走得更遠。他自己說：“寫干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法，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折釵股、屋漏痕之遺意”。

柯九思自幼被視為神童，詩書畫三絕，他可不僅僅是說說而已，他真就是那么畫的。并且，他用書法“寫”竹的各種形態(tài)，晴雨風雪，各具其妙。此次展出的柯九思墨竹作品，是他所畫的倪瓚家的一個角落，應當是為倪瓚新居落成而作。倪瓚素以潔癖出名，家里竹子自然少不了的——對了，此次展出的還有倪瓚本人的《琪樹秋風圖》。倪瓚的山水畫素以“性冷淡”風格著稱，這幅畫中的墨竹也一樣，瘦、冷、疏、寒，給人距離感。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墨竹都要走寒瘦路線的，明代墨竹第一人夏昶的《戞玉秋聲圖》也在展覽之列。同樣畫風中搖曳之瘦竹，夏昶的畫就對觀眾友好許多。他的竹子不僅葉子茂盛，瀟灑之余，還有點富貴閑人之氣，難得雅俗共賞。難怪當時就有“夏卿一個竹，西涼十兩金”之說。夏昶的墨竹極受歡迎，日本、朝鮮、暹羅，搶購者眾矣。

一說“金”，便“俗”了嗎？那么，南唐徐熙的《雪竹圖》題畫云，此畫值百兩金，難道減弱了它的尊貴嗎？

日進萬金而并不以此為榮，但也不以此為愧；饑寒窮困而處之不戚，但也不將其當作美德的證明，才是更接近那個理想的、人格化的“竹君”吧。

王徽之暫時住在人家的空房子里，便也種上竹子，別人說你也不嫌麻煩，不過暫住而已嘛。王徽之又“嘯”又“吟”良久，答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宰相謝安在為侄女大才女謝道韞擇婿的時候，本來首選是才華出眾的王徽之，但經(jīng)過權衡，覺得徽之過于“性情中人”了，于是轉而選了他“穩(wěn)重”的哥哥。

然而，恐怕如徽之這般深情，會更懂得謝道韞的世界吧。

他的深情，他的“癡”，翻譯成今天的話，是一種“高貴的單純”吧。

比如，別人家里有好竹，徽之便坐轎子到了人家竹林下，又“吟”又“嘯”大半天。主人灑掃庭院請他坐下，徽之也不回頭看他一眼。要出去時，主人竟把大門一關。徽之索性坐下來，看了個夠。

文同的高度，也正在這種“一片深情”之上。固然，有蘇東坡這樣一個表弟，通過蘇東坡的講述，給他增添了不少名望。也正是在蘇東坡的文字中，我們得以感知蘇軾和他的朋友們的瀟灑磊落。只是，今天的我們恐怕只有羨慕的份兒了，就算難得起了雅興夜游赤壁，恐怕也都忙著拿起手機拍照發(fā)圈，哪里會有哪怕一分鐘的時間去想什么“渺滄海之一粟”呢？

蘇東坡畫竹子就是文同教的。而他的《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既是一篇畫論經(jīng)典，更是一篇以戲謔寫悲情，四兩撥千斤的散文典范。

文同并不自覺自己墨竹的貴重，人們紛紛拿著絹來求畫，弄得他煩了，就把這些絹扔到地上說，我要用它來做襪子。蘇東坡去徐州做知州，文同便告訴人家說，墨竹畫派在徐州。又修書一封給東坡：這回做襪子的材料要集中在你那里了。后來文同在洋州，又請東坡做詩，東坡詩曰：“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恰好當天文同和妻子燒筍而食，讀到此處，遂噴飯。嗯，這就是“回也不改其樂”吧。

元豐二年正月，文同死于陳州。七月七日，東坡在湖州晾書畫，見到文同給他的墨竹圖，便停止了晾書，失聲痛哭。

這就叫“至情至性”吧。

唯一遺憾之處，是這個展覽上最重要的文同《墨竹圖》，即那個著名的“大S”，是一件復制品，因為本尊在臺北故宮。盡管寶島的藏品偶爾也會出省展覽，比如“天下第二行書”，顏真卿《祭侄稿》展覽，頭一站就選在日本，可就是不愿回家——這格局，還真是得跟墨竹多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