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載，知識分子在這40年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獨特作用，即將到來的2019年又是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知識分子對其意義非凡。在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沈湘平看來，今天的中國際遇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理應凸顯知識分子的作用。然而，當今我們正處在知識大爆炸、信息大超載的時代，知識已發生大分化，知識分子身份也日益模糊。什么是知識分子？哪些人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知識分子在當今世界、當今中國應該如何發揮好自己的作用？這些問題似乎已不再是自明、清晰的，也不再是無可爭議的，而是都值得重新省視和仔細探究。基于此，日前，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舉辦“坐標2018”名家圓桌之“重新省視知識分子”研討會，鄭師渠、李德順、許紀霖、尤西林、岳南、謝泳、陳嘉映、高力克、雷頤、孫郁、張曙光、趙景來、楊曉華等來自全國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著名專家學者聚焦知識分子話題，反思過往，展望未來，省視新時代知識分子自我認知與社會擔當。

何為知識分子？

什么是知識分子？從俄國作家波波里金提出“知識分子” ，到法國作家左拉著名的“知識分子宣言”，從魯迅說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不顧利害關系”的，到薩義德界定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余者、攪擾現狀的人……之于學界，這似乎是一個中外學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定義；而對于大眾，從在知識匱乏和獲取困難的年代上衣口袋別的一支鋼筆，鼻梁上的一副眼鏡、講臺上的一盒粉筆即可簡單標識的稱謂，到今天知識泛濫、人人可以輕易獲取知識的時代，面對“知道分子”“社會良心”等諸多標簽的困惑，我們又將如何定義知識分子？其內涵與外延已經和即將產生哪些變化？

“知識分子就是一群普通人，干正當的事，要有平常的心。 ”從1993年便開始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人文學院榮譽院長李德順從“人民主體論”出發，認為應當走出把知識分子另類化、特別化、異己化的思維怪圈，看到知識分子就是和別人一樣的普通人，即人民，怎么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也就是怎么對待人民的問題。他指出，對知識分子歷史作用的主張往往形成不同態度，要么把其看作人類精英、文化導師、偉大的先知和犧牲者，喜歡用歷史上小概率事件標榜他們，要么讓其扮演道德楷模或政治導師角色，容易造成知識分子或顧盼自雄或顧影自憐的心態，難以擁有平常而堅實的自我意識。

“今天網絡時代的崛起是否對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構成了嚴峻的挑戰？現在我們談知識分子還是原來這些知識分子嗎？ ”研究這一問題40年的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許紀霖直面當下發出追問，并深入分析了信息技術革新造成的知識分子生存空間的劇烈變化。他指出，在從傳統印刷媒體到BBS、從博客到微博，特別是微信公眾號等各種自媒體風靡的種種劇烈媒介變遷中，“網絡大V”“意見領袖”“網紅”等在公共領域各領風騷，傳統型知識分子正在被迅速邊緣化。同時，在豆瓣、知乎、得到、喜馬拉雅、混沌大學、思想食堂等代表性知識付費平臺等構成的網絡知識空間中，學院外的知識分子構建了另外一種知識敘述方式，這種新的知識敘述和傳播方式倒過來會決定和重新建構著知識生產方式。毫無疑問，新的信息技術革命正在挑戰傳統知識分子的存在方式。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尤西林從康德的公共理性概念出發，認為通常我們會把知識分子看作一個實體的人格主體，即作為一個社會學意義的對象，指一個人或者一批人，這樣的概念是曾經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知識分子被階層化、社會學化的歷史性概念。但當今時代，知識分子正在從這種人格主體承擔的名詞開始向一種活動機制和場域化演化，即知識分子從名詞變成了動詞，是一種活動的機制，這種機制就是在當代把傳統知識分子原來曾經承擔的專業知識、道義良知等內涵，逐步變成了一個任何人都能參加的平臺，這必將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這正是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啟蒙時關于公開運用理性時用的一個定義，即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學者，也就是知識分子。在此基礎上他指出，今天的通識教育是知識分子真正大有可為之地，從而成為社會中堅。

“藝術家、作家、詩人是知識分子嗎？企業家可能在哈佛讀了博士，是知識分子嗎？ ”建議將“知識分子”稱為“知識人”的首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陳嘉映通過比較知識分子在東西方文化中的社會角色差異，解構了對知識人的種種理解，并界定知識人從事活動必須以說理為規則，而說理活動的根本目的，不只在于說服不同意見，更在建設一種“說理的文化” ，一種“理性的文化” 。即使是說理者觀點不同，甚至多年誰也不能說服誰，卻能推動彼此的共同進步，知識人應該遵循理性的標準，并且擁有獨立的品格。

知識分子何為？

“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從古至今，這些耳熟能詳，充滿責任擔當、家國情懷的經典語句，都似乎早已被默認為知識分子的價值訴求衡量標尺并形成其道義擔當的參照系。今天，這些士大夫式的人格理想是否依然規定著知識分子自我檢省的標準？隨著時代發展，今天的知識分子當有何新的擔當和作為？

教師有時成了“師腐” ，專家或成“磚家” ……當今知識分子常遭詬病讓知識界聲譽頗受影響。從舊中國、新中國前30年、改革開放以來三個階段審視知識分子的北京師范大學原副校長鄭師渠由此指出當下知識分子應加強省世與自省。他認為，相比新中國前30年的知識分子，當下知識分子有具備新知識、思想高度自由、理性等優點，但有些人往往對近現代歷史缺乏敬意和深切了解，很多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雖視野開闊卻言必稱歐美，對中國國情，特別是對工農大眾生活缺乏了解，缺少深厚的家國情懷，多了些以前很多知識分子樂于犧牲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知識分子要成為社會良知，應該省世和自省相統一，自我定位、自我體認應與時俱進，不能孤芳自賞，要保持自知之明，加強使命感，敢于擔當，同時，不應做“梁上君子” ，要接地氣，要立足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地之上。

“彼此分享自己的知識，是知識經濟時代一名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結合近代史料及近代代表性人物的心路歷程，剖析了從“智識者”至“知識分子”的概念演變歷程，梳理了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對知識分子文化心理的振蕩，及其面臨的困境。他指出，面對當前知識傳播的公共性及傳播方式，作為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專業知識、優勢和不足，以往的“啟蒙”意識現在應改為“知識分享” 。知識分子應把專業知識貢獻給大眾，分享和普及新知識。

從“道術已為天下裂”談起，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北京文化發展研究基地學術委員會主任張曙光梳理和分析了中國歷史傳統社會、近代社會、當代社會三個階段的“道”和“學”及其變化。他認為，“道”和“學”的矛盾推動了知識分子不斷求道，并在求道問學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轉換。“自從走出了原始狀態，人類開始不斷地給自己制造問題和解決問題，在此過程中才有了對自由平等的追求，才有了一部分人脫離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專門從事文學、歷史、藝術、科學等工作，成了所謂的知識分子。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哪個行業，知識分子都應該成為這個社會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鋒。知識分子不僅要在知識、思想方面，還要在價值方面率先垂范，在不斷地尋找并確立終極信念的同時，不斷把理性調動起來并展開自我批判。 ”

“知識分子一定要有強烈的自我意識，知識分子不是一個自在的存在，而應該是自覺的、反思性存在，在反思過程中不僅要思考世界，還要思考自身。 ”沈湘平指出，知識分子進入社會，應該有自己獨特的方法和智慧，要高遠而獨立，不能自由任性，要有一種特殊的悲憫情懷。同時，當下知識分子已經從知識立法者變成闡釋者，要認識到自己的有限性，是在以特殊的方式推動社會的緩慢變革，因此每一個知識分子，無論水平高低，都應該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都應堅持真誠先于真理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