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代計成《園冶》為代表的造園專書，將技術、知識及經驗凝聚成科學化和系統化的理論，為后人提供參鑒的范式，但在新加坡藝術史學者康格溫看來，我們對《園冶》的理解不可拘泥于它的工具性。在《<園冶>與時尚：明代文人的園林消費與文化活動》一書中，康格溫給《園冶》的定位是——中國歷史上首部尊重“空間使用者”感官需求的建筑專書，既講求“順乎天然”，更強調“應乎人性”。這完全是園林研究史上將園林“賦活”的全新視角。

毫不夸張地說，再沒有任何一種建筑形式和生活方式比園林和園林生活更熨帖于中國人斂聚的心性——作為人造的山水夢境，園林盛放著造園者對于安定、自足生活的向往，這何嘗不是追求詩情畫意的中國人的共同理想呢？造園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標準，打造有趣的生活空間，并視之為人生賞心樂事，從中，我們能閱覽出不同階層的人生觀、宇宙觀和價值取向。如果把蘇州拙政園的主人、官場失意的王獻臣的生平略作通覽，大概不難了解其為何通過一個“拙”字來影射和移情。“拙”的只是當時的世道，但在拙政園的曲徑通幽之深處，必定藏匿著王獻臣一顆玲瓏剔透心。退隱林泉，官場之途貌似斷了，但這座園子何嘗沒有給他打開另一片天地？

康格溫眼里的園林，不是水泥磚墻的簡單堆集，它首先隸屬于“人”，必帶有人的意志和情趣。對于以計成為代表的造園群體，康格溫用“疊山師”這樣一個十分形象的名稱來指代。其實，關于這一行業的特征以及在文化史上地位的跌升與遞變，學界也少有深究。“疊山”之名，典型走的是以偏概全的路數，疊山師是規劃、經營園林的大匠，絕非把山石壘疊起來如此簡鄙，在康格溫看來，疊山師是精曉美學、懂得因借體宜之道的“得人”，其專業化、商業化為普通匠作所不能比擬。計成就是這一群體中的典范，他不相信陰陽、地理，而關注天人之間的微妙關系，認為一座園林的景觀須與周圍的自然、地基條件整體和諧相配，其超前的思想已拋下時人太多。簡言之，在計成看來，尊重自然，順應天成，引領“人”在園林中得到感官愉悅，人性方面的需求也隨之得到最大的滿足，只有這樣的園林，才實現了“天”與“人”的美美與共。恰是深究園林如何實現人與自然的有機互動、共生關系，才構成了計成《園冶》一作的中心價值。出身翰墨的計成，也正是借由該書，表達了文人畫家所看重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種強烈的自覺、自知、自愛、自觀自知以及對自然的敬畏意識，讓數百年后的我們仍能感觸到一絲熱度，并為之著迷。

康格溫進而指出，園林不僅是主人的心中之園，更是人與人之間勾連情誼的 “舞臺”。針對《園冶》的研究本就寥寥可數，洞察其與江南地區文人生活如何交結的研究則更付之闕如，于是，他力圖通過管窺園林與消費社會的人文互動和園林生活，在自己的專著中實現兩個層面的拓進——從“物理的園”到“精神的園”，從“作為風景的園”到“作為場域的園”——為后學打開更廣的研讀空間。

事實上，明人普遍信奉堪輿學，這造成明代園林書籍往往游弄于陰陽、風水之說。但《園冶》并不熱衷于這些奇技淫巧，而是強調人和自然的有機互動，呼吁“雖由人作，宛自天開”般的天人諧美。對于計成這種極為超前、先進的意識，學界并無多言，康格溫卻對這一思想體系中散發的科學精神、人本主義大加贊賞。他從而將《園冶》一書的價值抬升至更高一個層級：面對天地大美，無言的美學感知與情懷能引領人悟到“四海之內皆花園”的境界——園林既是大自然山水的濃縮之作，也是染上人的感情色彩的審美群像，計成通過疊山理水等活動，使得“物境”和“心境”融為一體。明代文人的園林生活，其實也體現著禪的精神實質，即向內觀省生命的本性，在內心里構筑出一片自在天地。因此，身在園林里，哪怕它是人工構筑的山水，片石勺水、叢花數竹，也能達到進退自如的放逸境界，這便造成文人園林，從骨子里來說，更是文人的心園，是他們安放靈魂的心靈居所。

在凝聚著中國先民智慧的各項文明造物中，園林算得上異物——山、石、樹、池、獸等能被目視和摸觸，但蘊含于這些實體外觀中的氣韻只能為心靈所感味，因此，它才兼有“文化”和“美化”兩個層面的旨趣。小小園林，圈起來的何止地理空間，分明亦可見造園者的心胸——對于愛美且善于造美者來說，萬千園林，既是風物，更是胸臆！

（作者為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