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改變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貧困開始的。四十年來，中國人的文化生活發生了地覆天翻的變化。這遠遠不只是文藝作品的數量增多，而是人們的文化生活有了更大的創作自由、想象自由、審美自由。文化生活的自由，帶來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無限向往和多樣選擇，而正是這種向往和選擇，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中國人的蓬勃精神動力，“以夢為馬”去追求個人和民族的光榮與夢想。“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在一定程度上說，正是文化生活的風俗之變，為中國的經濟繁盛提供了精神動力，也成為人們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乎人文，化成天下

改革開放對中國人文化生活最大的改變，首先讓文化回歸為人的文化而不是神的文化、教條的文化、禁錮的文化。

新時期從“傷痕文學”開始，文藝解放了人性，文化回歸了人性。“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一部《巴山夜雨》的電影，寓言了中國人經過漫長的醒悟，終于在傷痕累累之后，回到了以人為本的河道上。上世紀70年代末，當人們呼喚著文藝春天來臨的時候，人們其實也是在呼喚人性的春天。正如馬克思所說，“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文藝成為當時解放思想運動的突破口，人首先是人，人有愛恨的權利，人有自由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也是首先在文化生活中體會到馬克思所說的自由應該是人民的一種“普遍權利”，在文化生活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溫暖。人們撫摸傷痕，反思過去，大聲地呼喊著“人啊人”的回位。人們在《班主任》《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牧馬人》《天云山傳奇》《沒有航標的河流》《綠化樹》等等文學和影視作品中，用“黑色的眼睛”去尋找光明，自豪地宣稱著：“無論時代的交響怎樣立刻卷去/我的呼應/你仍然能認出我那獨一無二的聲音”（舒婷《會唱歌的鳶尾花》）。

當年，《水晶鞋與玫瑰花》的接吻劇照在《大眾電影》上引起的巨大爭議，電影《野山》引發的“改革就得換老婆嗎”的質疑，“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主題討論等等，實際上都是文藝所帶來的全社會的影響。因此，這一時期的中國文藝，不僅包含了對過去的批判性告別，更是表達了對未來的人性向往。從傷痕文藝、反思文藝轉變到改革文藝、尋根文藝，中國文藝發展邏輯性地完成了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歷史性轉變。

當莫言、劉恒的小說與張藝謀、陳凱歌的第五代電影出現的時候，用人的尺度看中國，中國文藝走向了“以人為本”的新起點。而這種尊重個體、尊重人性的文化生活氛圍，與農村聯產責任承包制的出現，與個體戶、民營經濟的發展，與市場經濟的推進都是同步的。沒有對個體的思想解放，就沒有對生產者的生產力的解放。文學藝術既反映了人性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更是直接參與和推動了這一進程。沒有文化生活的改革開放，我們很難想象會有經濟和社會的全面改革開放。

會唱歌的鳶尾花

馬克思的一段名言，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經被一再引用，“你們贊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反問中，改革開放新時期，成為中國人在文化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思想開放和藝術自由的時期。創新、變革、個性都成為文化生活中的常見關鍵詞。拋棄了過去千篇一律的審美要求，精英文化、大眾文化、電子文化、網絡文化、女性文化、亞文化、部落文化、粉絲文化、同人文化……無論是求同存異還是美美與共，都共同創造了一個自由開放的文化生態。

雖然新的藝術風格、藝術形態的出現，往往都會引發激烈爭議，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文化生態仍然體現了兼容并包、儀態萬千的繁榮氣象。鄧麗君歌曲引發的所謂“靡靡之音”討論，港臺影視劇帶來的“娛樂化”影響，搖滾音樂對傳統精英藝術的挑戰，小劇場對經典戲劇規范的顛覆，超級女聲的“海選”模式，網絡文藝和網絡IP的鋪天蓋地……一場又一場的沖擊，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往往經歷了新與舊、亞文化與主流文化、反叛與皈依的復雜博弈過程，最終豐富了中國文化生態的多樣性。

“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恩格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的文化生活有了前無古人的豐富性和選擇性。“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于耳”，人們既可以享受陽春白雪之精美，也可以體驗下里巴人之舒暢；赤橙黃綠青藍紫，萬紫千紅總是春。無論是哪個社會階層、哪個年齡段、哪個職業領域、哪類成長需求、哪種社群成員，幾乎都能在文化生活中表達自己的情感記憶、精神共鳴和生活夢想，都能感受到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支撐，都可以找到屬于自己的文化空間和文化樣態。幸福感，僅有面包和牛奶、土豆加牛肉是遠遠不夠的，物質生活的豐富性與精神生活的自由度，在很大程度上共同書寫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相當一段時間，文化上的閉關鎖國，造成中國與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深度隔絕。改革開放，不僅僅是經濟的開放，也是文化的開放。歷史傳統和外來文化穿越禁錮，源源不斷地涌入當代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人道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弗洛伊德、存在主義、好萊塢、奧斯卡、諾貝爾文學獎、分賬大片、美劇、韓流、日漫、寶萊塢……各種外國文化思潮紛至沓來；五四熱、民國熱、尋根熱、國學熱、復興熱、京劇熱、古裝熱，各種中國歷史文化熱點也此起彼伏。中國終于跨越了文化長城的阻隔，徜徉在中西文化大沖撞、大融合的文化潮流之中，大口呼吸、吐故納新，打開了通向世界之窗，也開啟了尋根歷史之門。

新時期文藝，最初幾乎是急不可待地從中國五四新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那里尋找文化滋養。五四新文化中的“民主”與“科學”精神，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都滿足了當時人們破舊立新、回歸人道的精神需求。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的文藝作品陸續再版，被先后搬上舞臺、銀幕、電視，其中不僅有主流的魯（魯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和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而且還有曾經被忽視而被重新評價的沈從文、徐志摩、戴望舒、張愛玲、錢鐘書等等；而西方文學，則更是從歌德、盧梭到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再到馬爾庫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從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到邁克爾?杰克遜、麥當娜……上下縱橫，這些充滿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中外文學藝術，極大地推進了中國新時期文藝的現代化進程。朦朧詩、實驗話劇、先鋒小說、意識流、超現實主義、行為藝術、荒誕派、后現代主義等等，無論是作為藝術思潮、藝術流派，還是僅僅作為審美元素、藝術手法，都使得這時期的中國文學藝術充滿創新精神，而這一切的背后則是人們開放地吸引中外文化的養料，試圖同不同方式去觸及現實的深度和人性深度，體現了人們表達不同的審美體驗的努力。

當這種新表達的努力遭遇到具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堅硬歷史的時候，也出現了來自西方的現代性與中國歷史傳統的復雜對話。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作品中，從陳忠實的《白鹿原》到后來的蘇童、格非的小說，以及這些作品所改編的影視劇中，還有在音樂、美術等領域刮起的西北風、中國風中，“對話”所帶來的雜糅、認同和焦慮，深刻地反映到文藝創作之中，也反映到人們的文化生活中。卡拉OK、廣場舞、國標、古裝電視劇、說唱，無論是街頭的嘻哈還是廣場上的“鳳凰傳奇”，無論是爵士還是搖滾，處處都體現出中國人的文化生活進入到中西文化大碰撞、現代文化與古代文明大對話的張力場域中。幾乎每一個文化領域，我們都能感受到中國與世界、古代中國與現代文明之間的文化錯位、交融、悖逆、雜交。對于中國人來說，這種中西混雜、古今交融的局面，一方面開闊了現代文明的大視野，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文化身份認同的困惑，但正是在這樣的矛盾和張力中，中國人的文化生活有了一種時間與空間的交錯感，也體現出一種全球背景下圖新求變的迫切。

人性、自由、開放，可以說是新時期中國人文化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最大變革。這種變革，充分體現了人們對精神自由的追求。雖然在四十年發展過程中，市場的力量、資本的力量和各種權力的力量，仍然對人們的文化生活帶來了各種復雜的影響，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禮教文化、市儈價值等等還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不同層面的文化生活中，但我們必須肯定，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代，人們擁有這么豐富的文化選擇，這么開闊的文化視野，這么大眾的文化傳播能力，這么多姿多彩的文學藝術形式。

“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天下興行在民趨于正”，可以說，新時期的文化生活在“民富”之外，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情感快樂和正向的精神引導，文化生活的精神之光，照亮了現實、照亮了未來。而文化生活繁榮的背后，則是人們對人性解放的渴望、是對民族復興的希冀、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尊重人，讓人活得更有人樣，讓人回到人自身，文化生活中的這一切，是四十年來中國人向上、向善、向前、向美的偉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