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源起于百年前胡適去西方的一次“取經”。取經的文化路線也十分奇特，胡適對美國意象派的宣言著了迷，直接引為他《文學改良芻議》的核心，他也許并不在意龐德的意象派，恰恰起于中國古詩和文字的影響。取經產生了兩個奇效：

一，“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采用俗語俗字”（胡適語），固然沒令書面語完全等同于口語，但兩者的距離，遠遠近于文言文與口語；二，作為西方因素的現代性，在白話文學中扎下根來，成為當代文學的必備遺產。辨認出中國當代文學的這個東西源頭，會有助我們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潛在路向。比如，白話寫作施加給詩歌和小說的影響，是不一樣的。白話譯詩哪怕再忠實于古詩詞，卻難以讓我們復現和領略，陶淵明或李清照等詩人作品的詩意和高妙。面對古詩詞，白話儼然成了“外語”，會譯馬成豬。這也逼得白話詩，不得不去西方尋找啟發，也注定白話詩這只腳，比白話小說在西方文化中陷得更早更深。當白話詩經李金發、《現代》派、穆旦以及第三代之手，靠模仿和變異，走完西方從十九世紀象征派，到當下后現代的全部歷程，并把西方二十世紀的詩歌趣味，奠基為白話詩的基本趣味，中國小說卻只短暫經歷了施蟄存的《現代》派，和1980年代“先鋒文學”的洗禮，如白隙過駒。這樣一來，包孕著二十世紀西方小說趣味的“先鋒”，或說“現代主義”，并未成為當代小說再出發的起點，相反，經過一番喬裝打扮，當代小說還是把一顆現代之心，緊貼著西方的十九世紀小說，在那里找到了中國當代敘事的歸宿感。

為什么會是這樣？而進入新世紀以來，徹底走完西方現代詩整個歷程的白話詩，注定又像當年龐德發現中國古詩那樣，發現了中國古詩中的寶貴傳統——意象。意象固然不是中國古詩的獨有，但唯有在中國古詩中，或說在東亞古詩中（包括日本等），意象才實現了賦予詩歌的巨大魅力，它使簡單或明晰的事物，有了無法窮盡的意味。當然，如何在體現現代性的前提下，創造出符合中國審美趣味的現代詩意象，則成了新世紀一些優秀詩人的主要目標。這時，中西已經交融在一起，中西在詩中的配方比例，因人而異。在胡適“發明”的白話詩前行百年時，還是民族性格為白話詩再次選擇了中國意象。中國意象的明晰和生活化，讓讀者感到詩歌就在他們身邊，西式詩歌與生活的鴻溝，讓位給中國詩歌與生活的交集，這是中國古代詩人就有的心得——因為詩人沒有忘記把目光投向生活，使得原本離現實很遠的彼岸，通過神奇的意象，與生活事物合二為一。我認為中國古代詩人是勇敢的，是他們把充滿雜質和俗氣的生活，變成了詩，佐證了詩是跟隨著詩人的眼睛，而不是跟隨著事物，詩人的目光能點石成金。無需置疑，這樣的“中國傳統”再次出現在新世紀，我把白話詩中正在恢復的這種思維，稱為“生活詩學”，本人也是倡導者和踐行者之一。

中國當代小說在深入現代性的層面，遠遜色于中國詩歌，原因不是小說家們草率了事，而是起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市場大潮戰勝了小說家們的自信，甚至信念。當時，面對尚無中等收入階層的大眾社會，不得不靠十九世紀的小說形式，勃興小說市場。而詩歌四十年來的歷程，與小說截然不同。詩歌起先只專注自由的探索，完全放棄市場，直到新世紀，市場中的讀者，才再次“發現”了詩歌。這些在市場中渴望詩的讀者，實際是詩自身培育出的讀者。詩歌數十年在市場上的稀少，已令詩歌背上“無用”的名聲，直到它又變得“有用”。這就可以理解，始終扮演“有用”角色的中國當代小說，為何發展得不如詩歌自由、多元，寧可把自由、多元的美學體驗，讓位給類型小說、網絡小說。新世紀以來，中國類型小說創作的豐富、多樣，便是佐證之一。觀察九十年代以來的小說市場，可以發現，只有譯入的外國小說，才真正向讀者示范著嚴肅小說的多元探索。數十年來，它們猶如是對讀者進行的小說課教學，令新一代的讀者審美，開始接近國際小說市場。譯本《洛麗塔》由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無人問津，到本世紀的暢銷，即是一例。

類型小說的多樣化，并不等于嚴肅小說的多樣化。因為嚴肅小說嗅出市場，是在寫實和自然主義橫行的九十年代，之后就算頻頻面對“無用”的質疑，它還可以不直接去面對真正的市場，可以縮回文學雜志筑成的文學界，就像寄生蟹縮回自己熟悉的殼里。而我恰恰認為，中國當代小說一旦被質疑無用，那就等于說，它探索的春天即將來臨。其實沒有一個讀者是不需要培育的，關于這樣的培育史，中國當代詩歌已給出了良好示范。一旦小說能投身于發現可能性的亢奮，那些原本就富于想象力的中國故事，才可能產生超越國界和時代的美。直到這時，我們和古代寫章回小說的同行，才算有了真正的共識。他們把最早由客僧譯出的佛經故事，經過富于民族性格的選擇，演變成志怪小說，再通過“遺忘”它的外國血統，化身為中國獨有的章回小說。我認為，我正感覺到的那種境界，如果假以時日，中國當代小說也一定能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