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緒源是在二零一八年三九嚴寒的第二日正午走的。得知這個無法接受的噩耗，中國兒童文學界素白一片。

在這個被人們命名為“薄情的時代”，為什么中國兒童文學界同仁對劉緒源如此牽心、懷念？劉緒源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界究竟意味著什么? 但凡知曉劉緒源在中國兒童文學界的獨特貢獻的人，大概都會承認：劉緒源確是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界的“一個獨特的存在”（《劉緒源：我與兒童文學的“命中注定”》，2017年5月26日《文藝報》）。但如何獨特？怎樣存在？我以為，對這樣問題的追問，可謂是一位中國兒童文學界學人銘記劉緒源的一種有效方式。

在我看來，劉緒源在中國兒童文學界的獨特價值首先在于他是一位真學問家。劉緒源雖然不僅僅屬于中國兒童文學界，但他的真學問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界來說，是一種高度，一種尊嚴。

劉緒源在中國兒童文學領域的真學問表現在：他的中國兒童文學研究雖然高度地忠實于研究對象本身，主張審美研究的本位方法，堅持審美評價尺度，堅信審美本質論，但審美世界只是他的出發地和歸屬地。在出發和歸屬的過程中，他不斷地一個人獨自上路，在哲學、思想史、文學史、文化人類學、兒童心理學、腦科學等等領域不斷探尋，“進行整合并深入思考”（《美與幼童》第13頁），由此成為一位中國兒童文學界非常稀缺的“跨界”卻又立足于兒童文學研究基點的真學問家。劉緒源的真學問還表現在他一向低調做人。在這個“大師”帽子滿天飛的學術江湖化時代，他是一位學問遠大于名氣的真學問家。偶有得意時，他也是一副很害羞的樣子。自打從《文匯報》退休后，他更拼了，日常節奏好像一直處于“奔跑”狀態。數年里，他的成績如井噴式爆發，連續出版了不都與兒童文學有關，但又無不與兒童文學有關的多本學術專著：《今文淵源》《文心雕虎》《兒童文學思辨錄》《中國兒童文學史略（1916-1977）》，以及哲學家李澤厚的對話錄《該中國哲學登場了？》《中國哲學該如何登場》。對此，他也只是羞赧地一笑：“這兩年成績多得有點不好意思……”。然而，只要真正閱讀過劉緒源著述的人，就會發現他的著述無論長短，初讀貌不驚人，細品學養深厚（參照了文化研究者、出版人房向東的微信評語），洞見令人震撼。最重要的是，他的真學問者學問與生命之間建立同一關系。作為一位只讀過完整的小學六年、上過兩年初中，進修過一年的復旦大學哲學班的學術“個體戶”，他硬是通過終生自學的方式實現了他為自己所確立的一位真學問家的生命目標：不接受任何規訓，只做“專家之上的文人”（劉緒源：《前輩們的秘密》第230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記得在2014年秋季，在他為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學生講授名家課程的最后一課時，他借定庵詩句“從來才大人，面目不專一”而表達了他的這一學術與生命同構的目標。那時刻，我剛好坐在正對講臺的第一排，真切地感受到他說此話時其背后的“大荒漠”，也體會出他說此話時的幸福感——那幸福包圍著他，使得他飲用的礦泉水仿若甘泉一樣甜美。后來，這幅畫面，我一直珍藏著，時時用它打量我自己：真學問，是一位文學研究者和文學評論者的軟實力。中國兒童文學界也不例外。要想研究做得好，真學問不能少。而如我這樣的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者的一個致命問題或許就在于此：缺乏劉緒源式的靠自學而獲得真知的真學問。而這一致命的問題，就我個人而言，只能一面向劉緒源學習，一面繼續望其項背，因為真學問家的劉緒源不可復制、難以追趕、難以逾越。

劉緒源的真學問在中國兒童文學界只是他獨特價值的學術底蘊，并不必然使他成為一位“專家之上的文人”。要知道，在今日學術體制化的學術界，有真學問的專家并不是很缺乏，缺乏的是“專家之上的文人”。在中國兒童文學界更是如此。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固然有它特別的研究對象和特殊的學科屬性，但在跨學科性質上，一點也不遜色與它所“歸屬”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但由于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受制約于現有的學科體制——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二級學科下的一個方向，加上中國兒童文學學科的博士點稀少，學院派出身的教師隊伍十分單薄，致使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嚴重缺少學術“后備軍”，學問家就更是難產。此外，包括我在內的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者，大多是學院體制培養和訓練出來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以學院派的思維方式、研究范式從事兒童文學研究工作。而學院體制有它一套很系統的專業訓練，有其所長，但同時形成了許多規訓。所以，劉緒源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界的獨特價值，更在于他承繼了五四新文學以來的由代代“文人”相傳 、并不合乎時代風尚、卻深刻地影響了本民族衰與榮的“文人”理想，依憑這一文化理想，打通了當下中國兒童文學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專業“壁壘”。而此種“文人”的文化理想，劉緒源在兩部相當于中國現當代文人“心靈秘史”的著作——《今文淵源》《前輩們的秘密》中，有最集中的婉曲體現。由此，更確切地說，劉緒源對中國兒童文學界的更重要的獨特價值在于：他“在而不屬于”中國兒童文學界，而是一位一路追求真知，一路“越界”的真的思想者型的中國兒童文學界理論家、評論家。

對于這三位一體的多重身份，人們一眼看過去，很容易先被劉緒源的兒童文學評論家的耀眼光環所吸引。的確，在中國兒童文學界，兒童文學理論研究、文學批評可謂基礎薄、任務重，人手少，工作責任大。如果說兒童文學作家尚可以在主流文壇與圖書市場之間獲得一種平衡，那么兒童文學研究者和兒童文學評論者則長期處于雙重邊緣之中——被主流學術界和商業市場雙重邊緣化。精神上的孤寂和物質上的貧困是從事這一工作的工作者的常態。據我所知，劉緒源雖然近年來著作不斷問世，可他從未開口談過稿費。即便有稿費收入，也少而又少。可劉緒源依然保持了恒久的兒童文學研究和兒童文學批評的學術熱情，一面秉持魯迅所確立的“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批評標準，一面踐行他的精神導師之一——周作人所持有的體恤目光。他總是能夠及時地發現中國兒童文學優秀作家作品的可貴新質，真誠地鼓勵中國兒童文學界的新人新作，同時也敏銳地指出中國兒童文學存在的問題（如：九十年代初迄今的商業童書泛濫現象）。讀他的兒童文學評論，既有現場感，又有藝術感，還有體貼感。人們常常會說劉緒源的文學評論如何“真實而銳利”（《劉緒源：我與兒童文學的“命中注定”》，2017年5月26日《文藝報》），一點不錯。率真地發出“真聲音”，確實是劉緒源的兒童文學批評的獨特風格。但也只有在兒童文學作品是否具有審美性這樣的“大節”處，兒童文學研究是否是“注水”的學術研究時，劉緒源的兒童文學批評才一寸都不讓步。與此同時，劉緒源的兒童文學批評還有多個他面：精到、柔軟、細膩、善意，等等。尤其，他自愿地將兒童文學批評定位在一個“低處”，指出：“評論和研究工作者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我們的主要工作是推進——并不是自己推進，主要是作家們在推進，評論家應是作家們前進時的助力。” （《劉緒源：我與兒童文學的“命中注定”》，2017年5月26日《文藝報》）能說出這話的劉緒源，自身完全是見不到一位兒童文學批評家的耀眼光環的。他擁有的只是一位兒童文學研究者和評論者的真心和公心。而這樣的真心和公心才是劉緒源留給中國兒童文學界的“初心”。

而況，且慢，如果我們在兒童文學評論家劉緒源的光環處多駐足片刻，不難發現：包圍兒童文學批評家劉緒源的光環中也有暗淡、憂傷的藍火焰。如果說兒童文學批評家的劉緒源的周圍聚集了中國兒童文學界的不同代際的作家，那么思想者和兒童文學理論家的劉緒源則常常形單影只。其實，中國兒童文學界的劉緒源對兒童文學批評有多少熱誠，就對思想、對兒童文學理論有多少深情！他的兒童文學批評的準、真、深恰恰源自他對思想、對兒童文學理論的終生眷戀和全身心的生命投入！他進入中國兒童文學界的第一篇評論《從別林斯基的話說開去》（《兒童文學選刊》1984年第2期）就是從思想研究出發的。這篇僅僅一千余字的兒童文學評論確立了劉緒源兒童文學評論的思想視角和思想高度，特別是確立了思想者的兒童文學研究視角。在思想研究之外，劉緒源在他三十多年的中國兒童文學研究工作中，同樣醉心于理論研究。但就在中國主流學術界追趕西方理論之時，劉緒源消化了西方理論，但又繞開了西方理論，終回到中國兒童文學的審美世界中來。他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與他的中國兒童文學評論一樣，是獨立的思想研究和審美判斷，由此信守了一位思想者的生命哲學：“不入門戶”，做一位“少信的人”（劉緒源：《前輩們的秘密》第73頁）。再加上他的“一清如水”的書話性的散文筆法，使得他的兒童文學理論著作即便再深奧，也會很清淺地表達出來。《兒童文學的三大母題》是一部將思想和理論融合在一起、清淺又深刻的理論著作。特別是2017年10月由江蘇鳳凰少兒出版社推出的《美與幼童（增訂版）》，作為劉緒源老師留給世人的最后一件珍貴禮物，更是一部“應在教育學界美學界哲學界引起重視”（李澤厚先生語。引自2017年11月25日下午13:25劉緒源致筆者微信）、不空談、重體驗、講美感、獨修遠的中國思想者型的兒童文學理論家的原創理論著作。而思想者型的兒童文學理論家的劉緒源在中國兒童文學界，乃至中國學術界，恐怕還要孤單一段時間。例如：傾注了劉緒源多年心血、為完稿而興奮得三天三夜無眠的“跨學科”理論專著《美與幼童（增訂版）》迄今并未受到學界應有的關注。盡管如此，思想者型的兒童文學理論家劉緒源將思想和理論作為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武庫和視閾，應是劉緒源留給中國兒童文學界的深遠啟示。

劉緒源在二零一八年三九嚴寒靜悄悄地走了。但他為中國兒童文學界留下了無比珍貴的精神財富。特別是，在真假難辨的功利主義時代，劉緒源以治學和做人相同一的“真”如燭火一般溫暖和點亮了中國兒童文學界的“同道者”和“后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