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徐則臣寫作的第21個年頭。

在他的作品中蟄伏了20年的運河，隨著新作《北上》的出版，今年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清晰面目。

很多年，徐則臣都生活在水邊。十一歲時上初中，家門口就是江蘇最大的運河：石安運河。那時冬天的自來水管都凍住了，沒法用，一伙人就端著臉盆往校門口跑。運河水深，水流也急，冬日不會結冰，每天早上一溜人蹲在河邊刷牙洗臉，水呼呼冒著熱氣，很是壯觀。在河里嬉戲成為徐則臣和小伙伴們的日常，幾個小孩上船，解開繩子漂到河水中間打架，也只能在船上打，打不過就一腳把人踹到河里面去。

后來徐則臣念書、工作的城市淮安也有一條運河，就是《北上》中的京杭大運河。運河穿城而過，從學校出門走5分鐘就能到達。那個徐則臣每天從橋上走來走去的的地方有個重要閘口，被稱為清江閘，是京杭大運河的咽喉，只要把這個地方堵上，京杭大運河就斷掉了，徐則臣所在的城市，也就成為了京杭運河的咽喉要地，“對運河淮安段的見識與理解，成就了我的運河之緣。”

寫作《北上》的念頭，是一時起意，確切地說，是“也到了那個時候了”。

2014年，徐則臣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在一個咖啡館聊天，那時他剛寫完《耶路撒冷》，反響不錯，正籌劃下一步。聊起來想寫的東西時，徐則臣就想到了運河——20年來，在他的小說里一直呼之欲出的形象。

徐則臣早期小說集《花街九故事》的花街就是運河邊上的一條街，經常有朋友到淮安去，都會去看那條街。現在只有幾百米，原來很長，古色古香的一條街，兩邊有長了很久的法國梧桐樹和漂亮的房子。有豆瓣讀者評價，“他的每篇小說都有花街的影子（還有運河）”。

徐則臣曾看到一則史料，從順治三年開科取士，直到光緒三十七年，260年間，中國出了114名狀元，光是蘇州這一個地方就有26名，占了將近四分之一。當年的運河就像高速公路一樣，人來來往往進出，生意一筆一筆地做，文化和思維也跟著活泛了起來。“不太夸張地說，也許運河也算是一條母親河，起碼是后娘。”

運河伴隨著徐則臣的寫作，越流淌越遙遠，也越厚重，哪怕現實中的河道已經干枯了。他逐漸累積了很多關于運河的知識，沿著運河走了很多地方。“慢慢這個背景在我的小說里會不安分，你對它的描寫越多，認識越清楚，它就會變得越立體、越全面，你對它的疑問也會越來越大”。當提到下一步寫作計劃時，這條河一下子在徐則臣面前有了清晰的輪廓，“就像一個東西從黑暗的水面上一點一點浮上來，我能夠看見它整個的形狀。我希望它不再是我小說的背景，而是把它推到前臺來。”

徐則臣讀研時的同班同學、青年作家石一楓說，“70后”“80后”作家總是愿意從身邊拾取寫作資源，比如個人情感，日常變化，城市生活，小鎮生活，很少正面強攻觸及歷史題材，徐則臣這次的寫作難度可謂直接“騰空五周半”。

《北上》的書封上寫著：一條河流與一個民族的秘史。但徐則臣并不希望讀者把它當做歷史小說來看，因為“它的確不是歷史小說”。從寫作者角度來說，運河在徐則臣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很長時間甚至一直到現在，都是他認識這個世界的非常重要的路徑。徐則臣曾在《耶路撒冷》中寫到：運河可能是在河邊生長的人心中的指南針，帶領著人們去勘探。能感受到的運河有多長，目光有多遠，這個世界就有多大。

運河在《北上》中的生命一直延續到2014年，在基本的交通運輸功能之外，印刻著文化乃至文明的縮影。徐則臣的老師、作家曹文軒這樣解讀小說與歷史的關系：文學有一個功能，幫助我們記憶和認識歷史。專門的歷史記載，比如各種各樣的史書、傳記在記錄歷史方面未必就比文學——甚至是虛構性的作品——更真實、更準確。在文學的各門類中，小說又尤其擅長這一點，像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曹雪芹《紅樓夢》那樣的作品。這里充滿了悖論，源于個人經驗的小說卻呈現出堅不可摧的歷史真實，這大概也就是小說存在的理由之一。

徐則臣在開始動筆時發現，能夠“等”到運河這樣一個題材浮出水面，只是寫作的第一步。通過一個個人物的故事，通過一個個細節呈現出它的特征、它的歷史感、它的偉大，是小說家該干的事，“你有了望遠鏡，還要有顯微鏡和放大鏡”。

接下來的四五年里，他不停地看書，不停地走。看了六七十本專業書籍，運河沿線從南到北1797公里，走了不止一遍。很多河路在歷史上無數次改道，一條河經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征，中國地勢北高南低，運河的水卻一直往上走，“當時我想當然覺得，一定是通過某種方式”，《北上》由此而得名。

小說的時間線從1900年到2014年，往返于歷史與當下，講述了京杭大運河之上幾個家族的百年故事。漫長的歷史跨度，經過了運河4個省2個直轄市18個地級市。有兩年，徐則臣一直在尋找一個行之有效的結構，如何不寫出流水賬，如何分配人物關系，如何安排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作家畢飛宇看完《北上》后說，用30萬字解決了100萬字的篇幅。

《十月》副主編寧肯將其稱為“大膽的實驗家的嘗試”，寧肯說，“小說主角是京杭大運河，主題是什么？我一直在琢磨，很難用一句話概括出來。”閱讀這部小說的巨大收獲是，你會在時間與空間的穿梭轉換中建立形式感，沒有聯系的事物變得有聯系，不可能的事物變得可能，《北上》真正的閱讀快感來自于第二遍。

沿線走訪運河時，徐則臣到了德州，那里有很多臭水溝，或者連臭水溝都沒有，已經成為平地，只有當地人才能告訴你這是運河古道。徐則臣說，看著讓人心痛，但是沒辦法。漕運廢止以后，黃河一決口，泥沙往下堆積，河床被一點一點地填滿、淹沒，所以運河是死了一半的運河。而小說家就是要恢復被歷史遮蔽的東西，那些已經沉默的、瞬間的、不可解的，在《北上》中以文學的形式重新獲得了生命。

創作《北上》時圍繞運河的行走，發生過很多有意思的事。地方上對運河文化的無知造成了很可笑的情況，“建幾套古典的房子，弄幾幅畫，完全文不對題，特別單薄，沒文化。” 20年來，徐則臣一點點地把運河放進了小說里，也因此培養出對運河的專門興趣，但凡涉及運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聽途說，都要認真收集和揣摩。

徐則臣想將所聞所見所感整理成一部非虛構作品，“就叫《南下》，因為我每次都從北方往南走”。《北上》是別人的故事，《南下》是他自己的故事，“寫完這個我可能不會再碰運河，我該寫的、該說的至少近年內做完了，徹底地清理一下”，徐則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