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總是忘不了小時候第一次逛北京地壇公園時的情景，想不到世界上還有如此靜謐幽雅的地方。

那是早春一個濃霧彌漫的清晨，鉛灰色的天空顯示著它的冰冷，連綿不絕地凝聚著的烏云像遠方積雪的山峰。霧如同許多白色的飄帶，它蒼松翠柏纏繞了又解開，解開了又纏繞。葉叢和枝丫則由于風的吹拂，如一張活動的網似的來回搖曳，呼呼的嘯聲仿若在演奏千百架風琴。鳥的鳴聲猶如添上了蒙蒙細雨，寥落的游人點綴出這里不是曠野，而那個園的主題建筑——祭壇，被我視為神圣。我想，這園子里肯定有神，就叫這個神為園神吧。

我從小好動，覺得家就像一座監獄。父母工作忙，為防止我到處亂跑，常把我鎖在屋子里，稍大一點就鎖在有花草的院內，看院墻內四角的天空，幻想著外面的花草樹木與院內的有什么不同。一旦被放出院門，繽紛的萬物給我強大的視覺沖擊。于是以家為起點，出了胡同東口，向北走過兩個十字路口，過了護城河，面前是一座高高的大紅門。看門人攔住了我，問我是否有大人同來。我一邊答沒有一邊往里走。他一把揪住我，像拽小雞一樣拉出來。我只有向后轉，轉身的一剎那我抬頭看見了墻上的木牌，那四個字我從小就認識：地壇公園。

當我上學后，地壇是我跑步的折返點。從家跑到地壇門口再跑回來，用不了半個小時，后來跑得快了，穿上球鞋用不了一刻鐘。跑到大門口伸著頭向里面望，看著游人從我身邊掠過，進去或者出來，他們像進牛奶站取牛奶一樣，進去時空著手，出來時得到了想要的東西。時間一長，看門人問我為什么不進園，我說學校不讓，逛公園要有家長帶著。看門人笑了，說現在的孩子、家長、學校都怎么了，我像你這么大時自己到護城河什剎海，夏天游泳摸魚，冬天滑冰。我在想他是不是前幾年那個把我揪出去的人，我感到我有了進園的權利：我長大了。

有一年寒暑假的時候，我每天能到地壇玩一趟。在這里，我會打球、跑步、賞景，看別人抖空竹、翻著花樣踢毽子、聽地道的胡琴和西皮二黃。會帶著一根標槍，到一片林子里，把標槍扎在地上拉羽毛球網，另一端系在一棵樹上。跑步時會把磚地上匍匐的蚯蚓輕輕拾起放回草叢，防止它被人拾去做魚餌。路過靠近東門的一個小池塘，會圍著池塘跑一圈，看園林工人在池塘里撈啊撈，一把撈出只大號的茶葉色的青蛙來。我撿個塑料袋，套上它帶回家當寵物，放進水盆去，看它游泳；又雙手舉著它四處找女同學，請她們把青蛙當成王子。不過第二天，還是放回小池塘去了，怕它生氣。

我在地壇北面的和平里上學，家在地壇南面的北新橋，我騎著一九九六年花三百塊錢買來的深藍色寬轱轆變速自行車，下午放學后經常騎車進了地壇。我有位同學的家就在地壇中的平房里，他爺爺是地壇里的老員工，一住幾十年。我羨慕得像吃不到葡萄的狐貍。我每天放學騎車與他同路，從北門或東門進，從南門出，穿過地壇回家。每當騎到門口古老得發光的石頭地時，會有人從門房處喊叫，要我們下車買票。這時同學就頭也不扭地喊：“三號的。”于是，我們大搖大擺地進去圍地壇騎一圈，他轉身消失于家門口，我再騎車出南門。我還特意問過他，你家人見過史鐵生嗎？追問過他幾次，總是得到失望的回答。史鐵生是誰呢？過一陣再問吧。

二

史鐵生是誰呢？他是位失戀者和自殺未遂者。史鐵生住友誼醫院，他聽說自己將永遠站不起來了，就去摸電線。第一次，他被電打暈了，沒死；第二次他特意選在夜里，將拆下外皮的電線層層纏在腰上，正要摸電門時，被偶然來查房的醫生阻攔。另一件事，是他和一位有海外富商背景的北京女孩戀愛了，那女孩用輪椅推著他出門，后來他們的關系被女孩家里人所阻隔。史鐵生突然重重地摔了一個陶瓷的筆筒，一拳打碎了桌子上的玻璃板，發出一聲困獸般的號叫。（以上內容由史鐵生摯友孫立哲先生在電視節目中講述。）

史鐵生筆下的故事中，愛情與死亡占了大多數，我想他沒少讀加繆，可作品里面有汪曾祺+杜拉斯+羅伯·格里耶的勁兒。他還喜歡劉小楓和林達的書。史鐵生人活得現實，而文章一點也不現實，都是寓言、哲學和詩。如《命若琴弦》，一個老盲人帶著一個小盲人彈琴；如《毒藥》，一個小島上人們為了比賽養金魚而配置毒藥；有時，我不大希望《我與地壇》入選中學課本，更不希望被出成考試題。因為它真的不是寫殘疾人在頹廢中沉思，達到某種人生境界，并在現實中靠寫作獲得成功的事。

史鐵生是寫出了“一句話”的作家。

很多時候，人們只能記住作家或詩人的一句話， 顧城被記住的是“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而培根被記住的是“知識就是力量”。作家必須寫出一句被所有人都記住的話，而很多作家沒能寫出那句話。史鐵生寫出了，就在《我與地壇》里：“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但這僅僅是前半句，后半句史鐵生沒有寫在紙上。后半句話與前半句接起來是：“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我像一個期盼節日的孩子那樣期盼著死。”

“我像一個期盼節日的孩子那樣期盼著死”，這是潛臺詞，我不該說破它。

從這個角度講，《我與地壇》最不勵志也最不適合入選語文課本。它以鐵的事實和紀律告訴你，如果你像史鐵生一樣死不成，那只能死皮賴臉、毫無尊嚴地活著。

史鐵生承受了太多被回避的痛苦，卻僅隱隱地說過一點點，比如他和母親的關系，他和前女友分手的往事。活著比死了更艱難，而他選擇了艱難，他活下來了。柔肩擔苦難，妙筆做文章。英雄不是美國大片里的超人拯救世界，是殘疾人面對著膜拜超人的世界，一個人在角落里，默默地活下來。而英雄的表面不是俊男美女，就是像史鐵生一樣的普通人。

在《我與地壇》發表了十幾年后，史鐵生雙腎衰竭，只能靠透析活著。從他的《病隙碎筆》中對自然、生活、情愛、信仰的論述，我知道他已參透了生死。一個最喜歡足球和田徑的男孩子在他二十一歲那年雙腿癱瘓，他是怎樣活到現在并用筆留下了上百萬沉甸甸的文字，給我這樣像他當年一樣無知的孩子留下一座充滿幻想的地壇，還介紹了地壇的園神？上帝給每個人的都不會太多，他給了史鐵生殘疾的雙腿和哲人的大腦，使他成為失明的海倫·凱勒，成為失聰的貝多芬。

三

北京有天地日月四座壇，都是祭祀用的，清亡后就都荒了。在民國時的呈文里，地壇是“內壇外壇荊棘遍地，瓦礫積穢，蒿草陌人”。但經過建設，先后叫過“京兆公園”和“市民公園”，曾創辦過“京兆養濟院”，讓貧民在此學點簡單的種植方法和手藝。也曾在園里建設了世界地圖園、共和亭、公共體育場、演講臺、通俗圖書館等，都已蹤跡無存。值得一說的是共和亭，一個亭子里掛上漢滿蒙回藏五大族的圣人畫像和文字介紹。漢為黃帝、滿為努爾哈赤、蒙為成吉思汗、藏為宗喀巴大師，而回為穆罕默德；為了尊重穆斯林不拜偶像而沒有畫像，只有空白。

軍閥混戰時，這里經常駐軍；抗戰時期，日本人在西郊修機場，把失去土地的貧民遷到地壇里來耕種，就此公園改成了菜園。解放后再次荒廢，大半作為綠地，搞過一些展覽，存放一些國慶游行的彩車。人們能隨意進來。地壇賣票始于一九八四年，票價五分。

這里面最荒的時期，大概是“文革”時被叫作“革命公園”的時候。園里只有些工程隊在漫不經心地修繕大殿（不修就塌了），修的時候還順便拆了一座鐘樓和兩個井亭。而北京的孩子都上山下鄉當知青去了，空曠得園神時不常地想顯靈現身。就這樣過了些年，有位作家史鐵生，搖著輪椅來這里跟園神聊天。

我最喜歡民國時地壇的一張照片，是公園的二門。門是紅色，上面戴個綠琉璃瓦的歇山頂，遠看小巧可愛，近觀大氣莊嚴。而門的背面兩邊有豎寫的字，右為“言忠信”，左為“行篤敬”，楷體粗壯，厚重端莊，恐怕這是園神的主張。

有一次，我來到辦過多年的地壇書市，這才明白，每次書市，書越來越少，賣雜貨的越來越多，像雜貨市場。再后來，就不辦書市了，管理部門把地壇翻新了。仿佛這才想起來要保護古建筑。從那以后，公園里有了精心養護的筆直的園路，寬敞的廣場，艷麗的鮮花，柏樹成行，綠草茵茵；沒有柵欄的地方攔上了柵欄，園中的土路絕跡了，鋪上了地磚，長滿木耳的木柵欄絕跡了，墻院建筑都刻意地裝修過，昔日的皇家壇廟襯托得愈加像個人民公園。每當抬起頭來，目光抬過那圍脖似的紅墻，都能看到有光從不遠處高樓玻璃上反射過來，給地壇增添了新的光輝。

以前進園，聽得最多的是悠揚的胡琴聲，現在是震耳欲聾的廣場舞歌曲。唱廣場舞歌曲的人多得如軍隊拉練，不由得讓我擔心起園神聽了這么多年吵鬧，恐怕也早已從地壇南門出去了。

四

那時候，有消息說史鐵生病重，所以我絕望地寫下“生的生命之船不幸觸礁，可能來日無多”。縱使把苦難形容出很多意義，把人對絕望的無助說得感人異常，但言說的意義也無法抵制殘疾的現實。一回到每日的柴米油鹽，便將一切詞語打回原形，圍觀者的鼓掌不解決實際問題。人無法扼住命運的咽喉，我們只能在口頭上戰勝苦難。

直至公歷二〇一〇年的最后一天，史鐵生被上帝召喚而去了。他不用受苦了，但地壇還在那里。

據說在一九九〇年世界杯期間，有一次作家朋友們去沈陽做文學活動，把史鐵生也帶了過去，課余時間，作家們玩嗨了，開始踢足球。因為人不夠，他們就讓輪椅上的史鐵生守大門，還跟對方說，射門時輕點，別把坐輪椅的守門員踢壞了。晚上睡覺的時候，史鐵生說：“哥們兒，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啊！”

他晝信基督夜信佛，佛陀為體，耶穌為用。他通過寫作出名，結婚但沒養孩子；寫電影電視劇，出國訪問，靠體制解決部分醫藥費。他從胡同平房搬家到樓房，還延續著整個八九十年代的精神生活。他一直是八十年代穿著毛衣、戴大鏡片寬邊眼鏡的文藝青年。

作家止庵見史鐵生，史鐵生見面就問他：“你最近在讀什么書？”止庵后來講，史鐵生一直有點八十年代的狀態，見面還問在讀什么書，就像他身上穿的舊毛衣。

那個年代，地壇成了菩提伽耶（佛祖成道處），你可以把任何一株古樹當作菩提樹。地壇的園神為史鐵生提供了一片曠野，又提供了人間世相，更提供了一個大趴樂方（北京話：平臺，源自英文platform）。

可能是史鐵生坐在一個大眾對文藝感興趣的年代，猶如坐在國王的寶座上。

那時中國剛剛走出“文革”的影響，一切興旺如騷動之春，人人都窮，但人人都熱心腸，互愛互助，甘于平凡，心無芥蒂。我幫助了你只是搭把手的事，絕不會當作人情籌碼來換取人脈與機遇。那時講究助人為樂與見義勇為，也有情商和人脈，但那不是追求；他的生活中，充滿這種時代熱情的幫助。那時殘疾人的設施沒那么完備，但人搖著輪椅走在大街上，不一定會恐慌。

五

我常常想史鐵生殘疾的事。因為殘疾，所以去地壇；因為去地壇，所以思考；因為思考，所以寫作。我不大認可，“殘疾人沒法干別的而更求助于思考”，這邏輯說不通——仿佛對他來說，殘疾只是人生中“順便”的事，猶如他隨身攜帶著一個果子。

如果寫文人列傳，大多會這般下筆：魯迅，幼年喪父；司馬遷，下獄受刑；曹雪芹，舉家食粥……史鐵生便是：腿有疾；或：身不便。罷了，就三個字，隨后再寫他的功績，性通靈，善哲思……總之，他不殘疾也會寫作。什么都不會才當作家，這本是作家的自嘲。

現在北京沒有荒廢的地方了，一切那么精致，一切那么摩登。除了文學活動中緬懷史鐵生的那幾個小時，我們已不需要他。

惡是善的缺乏，正如殘疾是人的缺陷。每個人都有所不能及的地方，這便是殘疾。人與人之間此長彼短，此消彼長，絕無多少。看他人之惡，有助于見自己的可惡；發現別人的殘疾，有助于發現自己的殘疾。殘疾不殘疾都要思考，因為每個人都會死。而面對死亡，我們每個人都想求解脫。史鐵生一生都在扛著苦難求解脫，他血淋淋地扒開求解脫的整個過程。他用最柔軟的一面，去觸碰現實的堅冰。

是八十年代對愛與死的觀念，幫助史鐵生活了下來。而我在地壇里自問自答，若我突然瞎了，啞了，殘了，能像史鐵生一樣活嗎？

不，沒戲！

苦難是你自己的，別人用語言給你支持，抵抗不了殘疾的絕望。

史鐵生是用內心的扭曲與疼痛之血來寫作，他是這個時代為數不多的普通人兼救世主。可事到如今，還是有學者不理解他，認為他的《病隙碎筆》只寫了他思考的過程，而沒有給我們答案。但就一個從殘疾日漸走向死亡的病人而言，思考的過程遠比結果更重要。正如他所說：“生命本無意義，是‘我’使生命獲得意義。”

——是史鐵生這個名字，賦予了那一具雙腿殘疾、雙腎透析、頭發不多、戴著大黑邊眼鏡的肉身以生命的意義。殘疾的苦難，配不上他的文字。他并沒有戰勝苦難，只是把苦難吞了下去。

侯?磊：一九八三年出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詩人，昆曲曲友。曾做過編輯、教師、記者等。著有長篇歷史小說《還陽》、筆記小說集《燕都怪談》，以及文史隨筆集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