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橋遺址出土的云雷紋陶器

青龍鎮遺址隆平寺塔出土的銅鎏金阿育王塔

江南的博物館和城市記憶中，有對江南文化的關注，更有江南文脈的留駐。江南文化是歷史的，江南文化是傳承的；江南文化有“城市轉型”的記憶，江南文化有“水系”的滋潤。江南文化在歷史的演進中形成、發展與積淀，在博物館和城市記憶的助推中定格、完美與升華。

江南文化遺存的“文脈綿延”

江南，泛指長江以南，但各時代的含義有所不同：春秋、戰國、秦、漢時指今湖北的長江以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帶；近代專指今蘇南和浙北一帶。上海、南京、無錫和蘇南、浙北地區都浸潤、成長在江南文化之中。擔當、崇實、重商、重民、睿智、守信、精致、時尚、開放、靈活、創新、包容，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特征。所謂“一葉扁舟泛海涯，三年水路到中華；心如秋水常涵月，身若菩提那有花。”“一粒沙里，洞見世界，半瓣花中，說道人情。”祝勇在《江南，不沉之舟》中這樣描寫江南：“在江浙旅行，我能夠發現隱藏在每個地名背后的差異，我能觀察到河埠石駁、水墻門、過街樓、落水廊在細節上將不同的地名區分開，察覺得出在那些穩固、持久的文化心態背后永不重復的表情、姿態與鄉音，我的目光因而變得柔軟、明亮，仿佛與人，與水，與石頭、房屋達成完美的默契。”江南人杰地靈、文化蕩漾、文脈相承、文意盎然，能不憶江南？好一個水揉的江南、詩性的江南！

尋覓上海的文化血脈，其源頭竟在6000年前。在上海文明的發祥地，距今約6000年前的馬家浜文化，5000年前的崧澤文化、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和3000多年前的馬橋文化依序演進，近年來又取得廣福林文化遺址、志丹苑元代水閘遺址和青龍鎮考古工作的豐碩成果，這是上海的文明之源、文化之根，是綿延6000多個春秋的文明的先河和根基。上海的考古工作者發現了27處古文化遺址，這對于城市血脈的尋覓和解密具有直接意義。古文化遺址的發掘，古墓葬的清理，古代陶瓷、銅鐵器的發現，炊器、盛儲器、食器和酒器等先民日常使用的器物的出土，古代建筑遺存的顯露，極其恢弘地展示了上海古代文明的社會風情、生活長卷、起居變遷和文化風骨。在紀念馬橋文化命名4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專家學者指出：馬橋遺址的考古發現不僅填補了長江下游地區夏商時期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空白，更為研究該地區文明化進程和文化譜系提供了重要證據。馬橋文化是包括多元因素的文化綜合體。馬橋文化中罕見的青銅器很可能是來自中原地區的夏商文化的影響，而陶簋、蘑菇形提手器蓋等陶器的風格又與山東半島的岳石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它們與來自南方印紋陶傳統的文化因素結合，反映了夏商時期本地區多元文化的特色。不同文化因素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融合，為深入探討青銅時代早期東南沿海地區大范圍的族群遷徙和文化互動提出了新的課題。

近年來上海市青浦區青龍鎮遺址考古發掘取得顯著成果。青龍鎮是上海地區第一個名鎮，位于青浦區白鶴鎮，建于唐天寶五年（746年）。相傳三國時期，東吳的孫權曾經在這里造青龍戰艦，之后大破曹軍于赤壁。到唐代，青龍鎮成為海防要地。由于它位于吳淞江下游的滬瀆口，地理位置優越，航運條件發達，因此成為上海地區最早的對外貿易重鎮，在宋代以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橋、三十六坊獲得“小杭州”的美譽。長期以來，學界對青龍鎮的研究多局限于文獻記載和保存至今的青龍寺、青龍塔等地面建筑。2010年，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帶著上海歷史考古中以吳淞江、滬瀆壘、城鎮發展、航運、對外貿易等為對象的學術課題，按照古遺址的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對青龍鎮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當年的首次發掘發現了唐宋建筑基址和大量的瓷片堆積，其中可修復的陶瓷器有幾百件。有一個夜晚，我站在月光下的唐宋建筑基礎上，穿越時光，與古建對話，激動不已。兩年后，上海博物館和青浦博物館等考古工作者進行了第二次發掘，對整個遺址的布局及內涵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窯河南岸發掘區域的發掘來看，唐代的青龍鎮經歷了兩個時期：先是在緊鄰老通波塘的西岸建有一處鑄造作坊，在作坊廢棄后，將土地平整，又在其上面建造了房子、水井等生活設施。此次發掘清理出排列有序的四座火爐，初步確定，這里是一處范圍較大、使用時間較長的唐代鑄造作坊遺跡，可能為鑄鐵作坊，為上海地區首次發現。遺跡中還發現一口水井，為上海目前已考古發現的數百口井中深度最深、做工最精致的一口，井內出土有唐鸚鵡綬帶銅鏡、鐵釜、鐵提梁鼎、鐵鉤、銀發簪、青釉瓷罐、木雕殘片等多件器物。老通波塘東岸發掘出一間比較完整的唐代房屋基礎，為了解唐代的江南民居提供了可靠材料。此次發掘出土了大量唐宋元時期的瓷器、銅、鐵、木器等文物，初步統計可復原的文物近3000件，其中不乏精品。青龍鎮遺址兩次發掘的成果對于挖掘上海歷史與文化的淵源、探尋城市文化的源頭、探索江南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江南文化“城市轉型”的記憶

江南文化經歷了“城市轉型”。在上海的城市轉型期，老城廂、租界、十里洋場并存，東西文化碰撞，華洋交錯，各種生活方式相兼，有“東方巴黎”“遠東第一大都市”“冒險家的樂園”之稱。隨著對外開埠，上海倚江枕海的地域優勢開始顯現，但是外國列強和各色冒險家也開始闖蕩上海。其間的申城舊景中有民族工業的破土崛起、上海體壇的舊歲回眸、城市建筑的深沉訴說，又有城市交通的近代化交響，還有外國僑民的東方探險、行業百態的多姿重彩……社會的現代轉型，商品經濟大潮的新的沖擊，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一定發展，使農業、家庭手工業、近代工業、交通運輸業、外貿業、金融業、商業、服務業、公用事業和文化娛樂業作為新的行業形象出現。近代科技的突破，蒸汽機、紡機、織機、馬達、電報技術、照相機和攝影、電影、汽車的發明，與這一時期的上海城市行業的發展都有直接的聯系。19世紀末葉上海公共租界成立了電報公司，電燈在申城大放異彩。隨之而來的是電車、電扇、電影等電動機械、家用電器、電光電聲娛樂設施……

在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的崛起和發展中，保存了江南城市文化的記憶。這里曾訪購“制造機器之器”，建立了水上飛機庫。翻譯館成果豐碩，先后聘用數十位譯員，不限于翻譯，同時也是江南制造局的技術主管，親自參與設計、測繪，并在造船、造機、槍炮和火藥等方面都作出了貢獻。江南制造局有自己的天文臺，可與外國傳教會設立的徐家匯天文臺相媲美。在江南制造局1867年至1873年的記事中，就出現“測量天文臺一座”之語。1912年，江南船塢更名為江南造船所，1918年江南造船所承造美國政府的四艘萬噸級木甲運輸艦，兩年后完工交貨。這是中國造船業有史以來的令人矚目的業績。江南廠的陳董事長告訴我，他可以毫不費力地講出“江南”的一百個“第一”。前幾年鞍鋼的同志到“江南”考察，稱江南是中國冶金的老大哥，這一點真是難以理解。后來一查果然如此，中國第一爐鋼是“江南”煉出來的。今天，我們提到偌大的建筑網架結構，不需多問，往往是“江南制造”。三峽閘門很多人進進出出，也是“江南制造”。陳董事長說，在一張大報上做一版廣告往往要一二十萬人民幣，現在“江南”人想明白了，天天那么多船只游客經過三峽閘門，我們用30萬人民幣鑄四個鮮紅的大字“江南制造”，讓人們都知道這個大閘門是“江南”人的驕傲。

江南文化的“水系”滋潤

江南是“水系江南”，水揉的江南。

上海是“水系城市”，有海港、碼頭，有黃浦江和蘇州河。蘇州河的前身是吳淞江。吳淞江古名松江，亦稱松陵江、笠澤江。1278年華亭府改名松江后，始稱吳淞江。吳淞江發源于煙波浩淼的太湖。《尚書·禹貢》中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的說法。太湖又稱震澤，“三江”是指婁江（今瀏河）、東江（約在唐代即已湮廢）和吳淞江。吳淞江沿河支流最多時達260余條，著名的有大盈浦、顧會浦、崧子浦、盤頭浦、上海浦、下海浦等18大浦，支流縱橫，水網交錯，滋養工業，哺育人文。吳淞江東出太湖，經現江蘇省蘇州市，從青浦入上海境,再經嘉定、閔行、普陀、長寧、靜安（包括原閘北）、虹口、黃浦等區，于外白渡橋東流入黃浦江，全長125公里，上海市境長53.1公里。蘇州河東段是氣象萬千的高級公共建筑集中之地。中段從1860年代始，陸續開辦起一些繅絲廠、船作、鋸木廠、煤氣廠和面粉廠等小型工廠。與此同時，米行、地貨行、水果行、柴草廠和砂石行等特色商業紛紛在此開設。進入1920年代，這中段又為另一種強有力的經濟力量所楔入，銀行、錢莊都將倉庫建在這一帶。蘇州河西段具有水運優勢和比較低廉的土地價格，開設較多種類工廠，主要有紡織、印染、榨油、面粉、煙草、機器制造、化工、造紙、印刷、橡膠和搪瓷等業，有不少為上海開辦最早、最大或在行業中有重要地位的著名企業。談到“黃浦江”的起源，一般都會說到戰國時代楚國的公子春申君黃歇。說黃歇曾受封于吳地(今江蘇蘇州)，率人開鑿了一條河道，以他的姓名為黃浦。黃浦還有其他稱呼，如黃歇浦、申浦、春申浦、春申江等，出處都與黃歇有關。當然，這只是一種傳說，在黃浦江的“源起說”上可謂見仁見智。1403年，聶元吉征用10萬多民工，耗時一年有余，利用大黃浦為上游，分別將范家浜（今南市附近）和南蹌浦（今浦東高橋附近）挖深、拓寬，以之作為中游與下游，形成了如今黃浦江河道的基本形態。此舉不但解決了吳淞江以往數百年的治水難題，也為后來上海城區河道疏浚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1412年至1521年，又實施了9次相當規模的黃浦江疏浚工程，穿鑿新渠，使吳淞江在今潭子灣附近東折改道至宋家浜（今福建路橋一帶），同時拓寬宋家浜河道，引吳淞江水至今外白渡橋處與大黃浦合流。經過長期的疏浚及潮汐的自然沖刷，大黃浦水面日漸開闊，明朝后期已寬達1000米，水深可行大船，成為“海運要津，東南通閩越，西北距河淮。”至清初，大黃浦成為上海城區唯一的一條大江，其名字也改作黃浦江，從此申城形成了以黃浦江為主、吳淞江為輔的水系格局。在黃浦江畔，有沙船業的興衰、上海工業的勃起、楊樹浦水廠的開閘放水……1934年4月8日，占地面積2.2萬平方米的楊樹浦煤氣廠竣工投產，成為遠東第一大煤氣廠。1913年4月12日，楊樹浦發電廠并網發電……

江南文化的記憶，融入了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博物館和城市記憶中有江南文化的睿智、情懷與品格。

（作者為上海博物館原館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