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擬話本》有云：“《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舊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內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張家印’，張家為宋時臨安書鋪，世因以為宋刊，然逮于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為元人撰，未可知矣。三卷分十七章，今所見小說之分章回者始此；每章必有詩，故曰詩話。”這是很平實的介紹，不料后來還是引起了爭議。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舊本收藏者、日本人德富蘇峰很快就在東京的《國民新聞》（1926年11月14日）上發表短文，指出日本所藏二本絕對為宋版無疑，根據之一，是二本的紙質、墨色、字體都表明“其為宋槧，決不容疑”；根據之二，是“敬”字缺末筆避宋諱（按宋太祖趙匡胤的祖父名敬，詳見陳垣《宋諱例》，《史諱舉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頁）。德富氏還批評魯迅竟然未讀舊本影印本的羅振玉跋文，所以他要出來說明事實真相；文末寫道：“即使世間多不可思議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舊本在日本有兩部，其一原藏京都高山寺，后歸德富蘇峰成簣堂文庫；另一部小本的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原來也是高山寺的藏品，后亦散出。這兩種本子，羅振玉影印皆曾經影印，小本的《取經詩話》先印，版本更好的《取經記》影印于1917年，在《吉石庵叢書》中。魯迅曾經看到過影印本《取經詩話》。《魯迅日記》1918年1月14日有“二弟往富晉書莊，購得《殷墟書契考釋》一冊，《殷墟書契待問編》一冊，《唐三藏取經詩話》一冊，共泉券十一元”，該年書帳中亦有相應的記載。這巾箱本《唐三藏取經詩話》，羅振玉1916年影印，該本有王國維（1877～1927）、羅振玉跋，均指為宋本，王跋特別指出該本卷末題“中瓦子張家”為臨安張官人經史子集文籍鋪。稍后影印的《取經記》魯迅似未購得（遍查其書賬未見），可能正因為如此，他借了一本加以鈔錄，以便研究。

魯迅這份鈔本的手跡現存，已影印收入《魯迅輯校古籍手稿》第四函第五冊；可惜該函說明將此件與《唐宋傳奇集》手稿等統統稱為“魯迅輯錄、校訂之稿”，措辭含混不確，事實上這里的《取經記》只是一個鈔件，鈔自羅振玉影印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并非魯迅自行輯錄、校訂之稿。魯迅嚴格按原件影鈔，凡缺失之字，依原樣留下空白；鈔件之末將羅氏為影印本所寫的跋文也一并錄下（原無標點，系本文作者顧農擬加）：

日本三浦將軍所藏《唐三藏取經詩話》巾箱本，予既命工影寫，頗惜其有佚葉。聞德富氏成簣堂文庫中尚有別本，乃移書求觀。書往不逾旬，蘇峰翁果寄所藏本至。亟取以校巾箱本，稱名雖異而實是一書。唯巾箱本分卷為上中下，此刻則署一二三為不同耳。且皆為高山寺舊藏，而此刊刻為精。書中“驚”字作“驚”（顧農按這里要把反文的最后一筆去掉，需新造一個字），“敬”字缺末筆，則此亦宋槧也。巾箱本佚三頁，此則卷一佚少半，卷三全佚，不能取以補巾箱本，而巾箱本之訛脫可取此本補正之。因與巾箱本同付印，以廣兩君之惠于藝林。丙辰十月，永豐鄉人羅振玉書于海東寓舍。

魯迅鈔錄的時間估計在1918～1919年。他懷疑巾箱本《取經詩話》與成簣堂鈔本《取經記》有可能都是元槧本，而結論是“未可知矣”。

等到德富蘇峰的批評出來以后，魯迅將該文譯為中文并作出答辯。魯迅在這篇題為《關于〈三藏取經記〉等》（后收入《華蓋集續編》）的文章中寫道，蘇峰氏論定此二本為宋槧的理由，無非是三條：一、紙墨字體是宋，二、宋諱缺筆，三、羅振玉氏說是宋。魯迅答復說，自己寫《中國小說史略》時所用之書多通行之本，易得之書，“但《三藏法師取經記》及《詩話》兩種，所見的卻是羅氏影印本，紙墨雖新，而字體和缺筆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羅跋……我所謂‘世因以為宋刊’，即指羅跋而言。”魯迅指出，缺筆避諱作為考訂版本的一條線索固然不錯，但不可絕對化，因為“前朝的缺筆字，因為故意或習慣，也可以沿至后一朝”，民國時期的遺老往往仍諱清諱，所以“不能據缺筆字便確定為某朝刻，尤其是當時視為無足重輕的小說和戲曲之類。”任何通例都有例外，一般原則一旦絕對化便可能產生很大的流弊，在學術研究中也是如此。

魯迅的深刻之處還在于，他說自己僅僅是對該書的撰寫和刊刻年代有所“疑”而已，并未作出什么論斷，因此——

在未有更確的證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證明之后，就成為這樣的事：魯迅疑是元刻，為元人作；今確是宋槧，故為宋人作。無論如何，蘇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這滑稽劇，是未必能夠開演的。

到三十年代初，魯迅又作《關于〈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一文（后收入《二心集》），針對鄭振鐸（1898～1958）對自己不點名的批評，重申舊疑，同時提出考證古籍版本的三原則：不專以缺筆定時代，不專以地名定時代，也不僅僅依據文章的華樸巧拙來定時代。總之，“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只消常識，便得了然。”他又補充一條線索說，曾經認為《取經詩話》是宋刊本的王國維，后來在《兩浙古刊本考》中修正舊說，重訂《詩話》為元槧本。

魯迅關于《取經記》《取經詩話》的版本的舊疑究竟如何解決，至今似乎也還是一個問題——近人大抵認為確是宋槧，其文本寫作的年代可能更早，有人甚至上推至晚唐五代。此事尚待進一步研討——即使魯迅對該書版本年代的懷疑可以注銷，他講的這幾條原則，還是通達有道理的，對研究古代文史具有相當的指導意義。而讀他楷法工整的手鈔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則又能深刻感受到他治學態度之嚴謹不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