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一直夢想著寫一部關于運河的大書。不僅寫它的歷史，也寫它的當下。從古至今，無論中西，河流都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但將河流作為創作的主要題材的，尚不多見。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家張承志的小說《北方的河》曾以六萬多字串起四條北方大河，眾多北方河流在激情奔涌的文字中迸發出雄健的氣魄，引起很大反響。與張承志描繪自然河流的壯闊不同，徐則臣耗時四年寫就的最新長篇小說《北上》，以三十萬的寬闊篇幅講述了人工開鑿最早、流貫南北、穿越歷史的京杭大運河。

大水湯湯，溯流北上，“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脈、精神之北。大運河是中國地理南北貫通的大動脈，也是中國歷史的一面鏡子。小說跨越運河的歷史時空，從漕運廢止的1901 年，到申遺成功的2014 年，通過中西不同背景下兩代人的命運與際遇，探討大運河對于中國政治、經濟、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變遷的重要影響，書寫出一百年來大運河的精神圖譜和一個民族的舊邦新命。

運河上，時間在回響

在《北上》的扉頁中，徐則臣引用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名言：“過去的時光仍持續在今日的時光內部滴答作響。”近日，在十月文藝出版社主辦的《北上》研討會上，小說中所體現的“時間性”成為與會專家們談論的焦點之一。

評論家邱華棟將這部作品稱作“站在新時代看百年歷史和千年運河的文學佳作。”小說寫作特點之一即展現攝影這一現代工具與運河歷史敘事之間的對照，如人物小波羅、孫宴臨的攝影行動，孫宴臨的攝影課程等等，他們仿佛從時間深處和以大運河為背景的畫框里浮現出來，成為時間的主人，映照出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變化發展。“《北上》里真正的主人公是這條大運河，徐則臣想表達很多東西，同時以若隱若現、草蛇灰線的方式處理，這是其寫作的巨大突破。”

評論家張莉認為，在《北上》中，時間變成了容器，這個容器是西方公歷時間、清朝時間和當下時間，是不同意義的匯聚，也是文明的碰撞。小說運用“雙線并性、上下交匯”式的時間敘事，1901年和2014年兩個時間點作為重要意象被頻繁提及。徐則臣站在運河文明自信的角度書寫《北上》，將運河作為時間的主體和史詩本身，而非以時間為主體，為讀者帶來閱讀驚喜，也成為小說陌生化的表達方式之一。

會上，評論家楊慶祥提到數字114，包括114年，114查號臺……114是一種雙向數據鏈，串起著世界和民族、歷史和現實、文化和人性。時間的層疊和積壓成為奇觀式的景象，《北上》顯示了一個后發國家在時間上的混亂性，而時間的混亂性恰恰是一種創造力，在這種混亂的時間里面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歷史或者新的發展。

評論家賀紹俊對小說的結構布局表示贊賞。在小說布局中，徐則臣既不把故事講滿，也不拘泥于故事，所有的線索都是草蛇灰線，留下很多空白讓讀者想象。“在1900年，小波羅坐著船北上，一路走運河，遇到幾個中國人。關于這些中國人后代的歷史，徐則臣并非是畫一條清晰的線，而是通過虛線，為讀者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間，當歷史和現實形成呼應，文學的魅力就出現了。”

“到世界中去”

作為當代中國最具世界視野的作家之一，“到世界去”始終是徐則臣文學譜系中最為重要的主題之一。

邱華棟在與徐則臣聊天時不斷地講，中國作家在創作時要將人物和題材變得更為廣闊。中國作家應該像大英帝國時期毛姆那些作家，寫關于全世界的故事。關于“到世界去”，徐則臣曾這樣解釋，“眼睛盯著故鄉，人卻越走越遠。在這漸行漸遠的一路上，腿腳不停，大腦和心思也不停，空間與內心的雙重變遷構成了完整的‘到世界去’”。

在作家寧肯看來，徐則臣開始于樸素的《跑步穿過中關村》，到《耶路撒冷》開始有巨大變化，《北上》是其創作的一個高峰。在這部小說中，他開始以國際化視野看待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構筑小說，從世界來看運河，也從這個運河看世界。

同時，評論家賀紹俊也借用“魚、熊掌、大龍蝦”的比喻指出徐則臣創作走向世界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假如運河是魚，歷史是熊掌，要反映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風云，這是很宏大的主題；同時還要很好的回答運河作為申遺成果的價值、意義在哪里，這又是一個主題；除了魚和熊掌外還有一個大龍蝦，這個大龍蝦就是世界。徐則臣的心很大，他要將大運河放在世界的格局中寫，要從運河看世界，同時也要用世界的眼光回望看運河，這是一個更大的格局。三者如何兼得，徐則臣暫時還沒找到結合點。”

將土地與河流寫在紙上，成為精神家園

在評論家李林榮的記憶里，大運河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充滿惡臭、被廢棄的狀態，周遭野草蔓生，無人問津。“通過《北上》看到的運河，和通過《北上》讀到的運河，完全不一樣。《北上》的出現讓長篇補史和述史的傳統變得非常閃亮。長篇小說在當下各種話語密集的情況下，不光可以記述歷史、留住歷史本身的狀態和一些記號，還可以挖掘歷史，更重要的是可以拯救歷史。”有了《北上》，運河又復活了，和運河有關的真實的歷史、人文、傳統再次被拯救出來。

李林榮還談到，徐則臣的小說從《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再到《北上》，一條紅線貫穿到底，他一直在寫我與世界，我與非我。這個世界和非我意味著世界的遠方，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價值觀，我與非我、我與世界之間的規劃與反規劃，張力如何消解，這是他在創作世界里的生存情結，也是整整一代 “70后”共同的精神特質。

“運河作為一個象征體與中國的歷史形成奇妙的對話。”楊慶祥這樣形容《北上》，如果不寫運河，那么運河就不存在，就是一灘死水，所以這部作品是長期的心靈之物。“《北上》這部小說既歷史又審美，既當代又過去，既中國又世界，是綜合性的文化表達”。

張莉也認為，《北上》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中國長篇小說應該有的長度、寬度和密度。“徐則臣有文化自信和寫作自信，更有作為運河兒女的自信。小說家最大的光榮就是給予養育你的土地與河流以回報，將它寫在紙上，成為無數人的精神家園。”

人物小波羅在去世的時候說：“京杭運河究竟有多偉大，你在威尼斯永遠想象不出來。”這句話不是豪言壯語，而是具有生活氣息和強烈隱喻性的“實在話”。大運河就這樣神奇地溝通了古與今、中與外，通過講述時間與河流的秘密，展現“一條河流與一個民族的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