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荊風先生是我崇敬如一的軍旅作家。他雖是江西人，但長期在云南戰斗、工作、生活，長期用他的筆、心、愛為云南寫作，為云南各民族培養自己的作家。因此，每當舉行重要文學活動有他參加，我都要去拜望一下這位“老鄉”。而彭荊風先生也一直“且把他鄉當故鄉”，同我們這些云南籍少數民族兄弟格外情深意重，從來沒有年齡上的、族別上的、地位上的隔閡，心理上的障礙。

我與彭荊風先生初識是在1983年。那年夏天，剛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就職不久的我，前去故鄉作民間文學田野考察。當我剛從永寧納西族摩梭人居住區考察歸來，便有麗江市委宣傳部一位同志告知我，說一位叫單超的北京來客在打聽我的消息。我忽然想起，離京前本所單超先生曾說過他有可能不久即赴麗江采風。這是因為，他與時任昆明軍區政治部創作室主任的彭荊風先生是好朋友，并已接到請他赴滇考察的邀請。那時，單超同志剛從西藏軍區轉業并調入我所工作。由于納西族與藏族有深厚的歷史文化關系，從藏區來京的單超先生自然對我有特殊的親近感。

當時，從北京到云南麗江的交通極其不便，須連坐三天三夜火車加三個整天汽車。所以我聽了單超先生的預告，雖嘴里說“歡迎歡迎，我在麗江等您”，但我心里卻想：沒那么容易！可是，當我從永寧結束田野作業坐三天公交車回到故鄉之際，“沒那么容易”的麗江之行卻被單超先生變成了現實。于是，我急匆匆前去麗江地委招待所拜訪單超先生。

見面之后，得知他這次除了與彭荊風先生同來，還多了一位著名作家白樺先生。這令我十分激動，因為我早已得知彭荊風先生出生于1929年11月，從1946年起便開始文學創作，并于1950年初隨軍進入云南，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成為拉祜、哈尼、佤、景頗等民族題材的最早創作者。根據他的文本攝制成的電影《蘆笙戀歌》《邊寨烽火》，早已在國內家喻戶曉，他的中篇小說《蠻帥部落的后代》還榮獲過1954-1979年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三等獎。他與馮牧先生一道，都是云南少數民族文學的培養者，不知有多少優秀作家作品經他之手走向了全國乃至世界文苑。對于這樣一位長者、前輩，我充滿了深深的敬意。因為我也是云南的少數民族，從事少數民族文學工作，是或直接或間接地享受他們的愛心的人，我更心懷感恩，“吃水不忘挖井人”。至于白樺先生，那時剛因一部根據他的文學劇本《苦戀》拍攝的電影《太陽與人》鬧得全國輿論嘩然。而其女主角的表演者乃是我所副所長冷拙的女兒冷梅女士，我還曾去過她家拜訪。故而我當時更多的興趣在于與白樺先生相談或叫套近乎，而忽略了與彭荊風先生進行深談。然而，大家就是大家，彭荊風先生深知我的興趣所在，在笑問我是不是納西族、去沒去過瀘沽湖之類的話之后，把大量的機會留給了我與白樺先生對談。當然，他也充分肯定我從事民族民間文學的重要意義，說中國現代文學就是起源于民間口語創作形式及以人民為本的大眾審美，認為我可以像大部分云南少數民族作家那樣，走一條先收集整理民間文學再從事文學創作的成功道路，做到兩不誤、兩互動、兩促進、兩成就。

麗江一別之后，白樺、彭荊風、單超三位先生不顧盛夏路滑泥濘，硬是開了三天吉普車前往瀘沽湖，并在不久之后讓我讀到了白樺先生的長篇小說《遠方有個女兒國》。讀慣了太多渲染摩梭母系文化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所謂“調查報告”、“學術著作”、“學術論文”之后，仿佛是“天外飛來有鹡鸰”，我立即為作品充滿情趣、深度的走婚生活所陶醉，也為作者高遠的立意、精彩的審美、對摩梭文化的深刻理解與充分尊重所傾倒。略感遺憾的是，或許是主要專注于軍事題材或拉祜、哈尼、佤、景頗等滇西、滇南少數民族文學題材之緣故，當年我并沒有及時閱讀到彭荊風、單超兩位先生有關瀘沽湖及摩梭人的文學作品。而且，自此一別，我雖不斷從有關報刊得知彭荊風先生的短篇小說《今夜月色好》《紅指甲》連連在全國性評獎中獲了大獎，但畢竟已經很久沒有謀面。這當然主要由于我先在日本留學、在國內攻讀博士研究生課程、從事博士后研究，與文學創作及文學研究漸行漸遠。更重要的還在于我于21世紀初調入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擔任分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主持領導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5年后又被調入中國文聯任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完全投入到分管的服務管理工作之中，幾乎與文學創作、文學評論絕緣，遑論與彭荊風先生有“把酒話詩文”的良機了。

所幸的是，2009年8月，我受中組部派遣到云南省人民政府掛職鍛煉，使我離彭荊風先生陡然大近一步。那時，彭荊風先生已從成都軍區創作室離休，并居住在他所鐘愛的昆明，享受生命的晚霞時光，并繼續從事他心愛的文學創作。由于在省政府負責聯系文化、教育、衛生、新聞出版廣電，以及社科院、社科聯、文史館、科協、文聯等部門的工作，到崗位不久我即制定了一個計劃——訪問100位在昆明的省直相關部門老同志、老專家、老學者，其中，彭荊風先生是我之首選，誠可謂“心幾頑而不絕兮”。

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我在省政府辦公廳領導及省文聯黨組書記鄭明同志的陪同下，如約前去拜訪久違卻在常念中的彭荊風先生。令我驚訝的是，雖然已經80高壽，頭發銀白，但彭荊風先生依然精神矍鑠，滿面紅光，神智清醒，還清楚地回憶起1983年曾經與我的一面之緣。他說他一直關心我的動態，包括我與馮驥才先生一起從事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的情況。他認為，搶救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功在千秋、利在當代，是對中華文化的最大積累與傳承。他還高度評價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任副所長期間所主持全國《格薩爾》等史詩翻譯整理工作，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任職期間所主持的民間文學三套集后期工作及3000卷“中國民間故事全書”編纂出版工作，說這是真正的文化奠基工作。從事這些工作，肯定犧牲了個人的創作與研究，但成全了更多人的創作與研究，況且黨和人民的事業總得有人犧牲，總得有人奉獻。臨走前，他讓女兒彭鴿子女士取出一部剛剛出版的《解放大西南》給我，并在扉頁上端端正正地簽上自己的名、蓋上朱紅色的印章，說不久之后還可再送幾部他描寫解放滇南的文學作品。手捧著沉甸甸的厚禮，我沐浴在彭荊風先生的化雨春風中，內心的激動不可自已，那一片方方正正的朱紅，一如彭先生的丹心熱血，至今仍在我眼前燦然生輝，更堅信老兵雖老，但其精魂不死、創造永在，彭老一定能寫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果然，不久之后我便喜聞這部長篇紀實作品于2010年度喜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并在其后又連連推出一系列小說、散文力作。

2011年末，結束掛職鍛煉回到北京的我被轉調至中國作家協會，先后任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副主席，終于與彭荊風先生殊途同歸，歸在了文學這個原點上，使我從事文學創作、文學評論與研究、文學部門管理與服務完全合一，而且讓我的口頭文學、經籍文學、翻譯文學、作家文學工作渾然一體，令我的納西族文學、各少數民族文學、外國文學、漢文學眾江歸海。對于這一切，彭荊風先生十分興奮，叮囑我更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做好文學服務，同時不要耽誤了自己的專業，創作、評論、研究都要做精做深。

在我代表中國作協前去參加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為他的《旌旗萬里——中國遠征軍在緬印》頒發云南文化精品作品獎之際，他得知我一直在關心家鄉的文化工作，在繼出版《文心滇云》《滇云文化建設踐行錄》之后還一直在組織“滇云文化叢書”后，贊成我關于當前“云南的發展問題主要是文化問題”的觀點，認為這才抓到了根本。他對我正在創作《東方紅》音樂舞蹈史詩姐妹篇《太陽升》以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一事，亦出于老軍人、老共產黨員、老作家對黨和國家的特殊敏感，認為“太陽升”這個名字起得好，大政治、大文化、大藝術、大情感這四大亮點抓得準，中國共產黨的繼續奮斗史、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壯大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長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這“四史”定得準，日出東方、風雨洗禮、偉大轉折、燦爛輝煌、走進新時代這五場設計得妙，并預祝它能成為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創作表演的黃鐘大呂。

想不到的是，正當我繼續修改《太陽升》劇本，并將它作為13屆全國政協提案提交中央宣傳部、中央書記處待批之際，卻傳來了彭荊風先生仙逝的噩耗。在不久之后，當我收到彭鴿子女士寄來的彭荊風先生遺作《太陽升起》時欲哭無淚，只為我們內心的契合而感慨萬千：彭老啊，您是我的良師益友，更是云南文學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界最受尊敬的泰斗，我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多么渴望您“而今邁步從頭越”，引領我們一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書寫更多更好的文學篇章！彭老啊彭老，您雖西歸了，但云南少數民族的太陽升起來了，云南各民族作家群的太陽升起來了，社會主義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的太陽升起來了，并將永遠不落。我們追憶您，是因為我們將永遠感激您，追隨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