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歷經8年編校、共計400余萬字的《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全集收入迄今為止發現的汪曾祺全部文學作品以及書信、題跋等日常文書，共計12卷。借全集出版之機，3月2日下午，汪曾祺之子汪朗、學者楊早與《汪曾祺全集》責任編輯郭娟做客人文社“朝內166?文學公益講座”，和讀者一道懷念汪曾祺的趣聞軼事與創作點滴。

“以后我可是要進文學史的”

汪朗說，父親和家人的關系很好，面對幾個子女也沒有做父親的架子，往往更像朋友。汪朗和妹妹知道父親的小說寫得不錯，但時常拿老爸開玩笑，裝出不以為意的樣子。有一次汪曾祺又被孩子們開涮，有點急了，說“你們可要對我好一點，以后我可是要進文學史的”！孩子們反而哈哈大笑，“老頭，就你？別做夢了！”

在汪家，汪曾祺曾和子女們說起中國文學中的“大家”與“名家”分別。所謂“大家”，就是“東西寫得非常有氣勢，而且憂國憂民”，所謂“名家”，則是修身養性、著文自得其樂，比如晚明時期的歸有光。汪曾祺自認為自己絕無成為大家的可能，但可以做一個名家。起初，汪朗覺得這可能是父親的謙辭，汪曾祺逝世后，有一次汪朗去林斤瀾家中拜訪，提起這段關于大家與名家的話，林斤瀾聽后反問汪朗：“他說他自己是名家，他還說過誰是名家嗎？”汪朗一想，好像還真沒說過，這才發現即便在謙虛里，也能看到父親的驕傲。

父子間的玩笑話后來變成了事實，汪曾祺果然進了文學史。近四十年間寫就的當代文學史中，多個版本都提到了汪曾祺，但無論是作為教材的文學史寫本，還是個性化的史論著作，汪曾祺的文學史位置都有些尷尬。有的將其歸入鄉土小說，有的則認為汪曾祺是尋根文學或者市井文學的代表，還有論者從語言的角度出發，把汪曾祺劃作詩化小說的陣營。好像文學史上哪里都有汪曾祺，但把他完全放到哪兒都不合適。然而，這種獨一無二、無法歸類的現象，正恰恰說明了汪曾祺是注定要青史留名的大作家。

漢堡包VS面包：人道主義的吃貨小說家

“……（現在的人們）一面讀小說，一面抓起一個芝麻燒餅或者面包（看也不看）送進嘴里，同時思索著生活。”怎么漢堡包就成了面包了？汪曾祺一邊讀著自己這篇發表在1982年7月1日《光明日報》上的文論《說短》，一邊皺起了眉頭。

據汪朗介紹，汪曾祺博聞強記，在書刊雜志上了解到了漢堡包這種西式快餐食品，雖然當時漢堡包還沒有傳入中國，但汪曾祺取其方便快捷之意，旨在說明小說要盡量簡潔，以符合現代生活的快節奏。汪曾祺本來對自己的舉例很是得意，但發現文章見報時編輯誤將“漢堡包”改為“面包”，頗為不滿，“老頭兒一直嘟嘟囔囔，說巴爾扎克時候吃面包，狄更斯時候也吃面包，再說了，面包不如漢堡包好吃啊”，汪朗與讀者們分享上面這段回憶時，仍忍不住哈哈大笑。此后，《說短》一文收錄進《晚翠文談》出版，汪曾祺堅決將文中幾處“面包”都改回了“漢堡包”。

楊早笑談，在汪曾祺的書信中也有他不愛吃面包的旁證。在信中，汪曾祺曾與友人談到隨筆式的文章通順流暢，但有些評論文章驕矜做作，“硬得像一塊陳面包，我的牙不好，實在咬不動——至少咬起來很累”。可見，汪曾祺對面包的“痛恨”，不是一時起意。

不過，要真是說到吃，估計作家里敢跟汪曾祺匹敵的人少之又少，兒子汪朗也被熏陶成了美食家。汪曾祺說，自己最關心的就是底層人民在吃什么、想什么。倘若歷數汪曾祺筆下那些有名的食物，高郵的鴨蛋自是不在話下，除此以外，他還在不同文章中寫過火腿月餅、破酥包子、玉米粑粑、拌蘿卜絲、豆瓣肘子、香蕈水餃等美食。楊早認為，食物的背后是鄉風土俗，風俗背后是人物的靈魂，美食的色香味構成了汪曾祺小說的完整性，小說中時而顯現出的悲憫情懷，體現出一個人道主義者的理想世界。

氣氛即人物，楊汝絅這樣讀汪派小說

楊早的三叔祖楊汝絅，是汪曾祺的表弟，他們一同在高郵長大，直到30年代末才分別。汪曾祺遠赴云南西南聯大求學，師從沈從文先生學習小說創作，楊汝絅則隨在國民政府任職的父親去了重慶，而后兩人各自流離，直到1980年才恢復聯系。三十余年間，楊汝絅對汪曾祺的作品始終有所關注，甚至八十年代，汪曾祺忘記了自己早年的部分作品，楊汝絅卻如數家珍。

在一次通信中，楊汝絅寫道，“氣氛即人物，可以說是讀你小說的一把鑰匙”。“氣氛即人物”，語出汪曾祺為自己短篇小說集作的序言，“我以為氣氛即人物，一篇小說要在字里行間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風格就是人物的性格”。汪曾祺年輕時曾想打破小說、散文與詩歌的界限，他認為故事性太強反而不是小說，小說應該是一種人物素描，而散文則不直接寫人物，是用氣氛來浸透人物的性格、心理和活動。

楊早結合文學史的脈絡，對“氣氛即人物”做出了解讀。“中國的新文學發展到1940年代，其實已經出現了巨大的不均衡，小說看上去最繁盛，但實際上是沙灘上的大樓一樣，并不穩固。經過30年代革命風潮、現代風潮的洗禮之后，真正打動人心的還是故事。”楊早說，在當時張恨水的作品長盛不衰，還珠樓主風行一時，解放區出現“趙樹理方向”，張愛玲回溯傳統章回小說尋求借鑒，這些現象的背后都表明中國的讀者對于故事和情節的強烈訴求，也體現了五四以來國人對文學西化的不適應。郁達夫就曾說，中國現代的小說不是中國小說，是“歐洲小說的一個分支”。汪曾祺等一批優秀作家在1940年代面對小說困境，力求突破，他們筆下不約而同地出現了詩化或者是散文化的傾向，除汪曾祺外，這一時期還有蕭紅的《呼蘭河傳》、沈從文的《長河》等佳作問世。

在楊汝絅看來，汪曾祺小說雖然都很短，但是每一篇都很完整。這種完整體現在每篇小說都寫出獨特的氣氛，氣氛讓人物變得鮮活，而且連帶人物所在的環境一起變得鮮活起來。比如汪曾祺寫《異秉》中擺熏燒攤子的王二，身上同時具有三種氣味：熏燒攤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高郵中藥店里的氣味、刨旱煙的氣味，不同的氣味縈繞在同一個人物身上，其實是在寫他的經歷與性格，“他身上的氣味如此復雜，以至于讀者沒有辦法把王二從舊時高郵的小縣城的環境里剝離出去”。

在《撿石子兒》一文中，汪曾祺曾對自己有過這樣的評述，“我活了一輩子，我是一條整魚（還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頭、尾、中段。”的確，無可替代又自我完整，汪曾祺一直如一條充滿生機的大魚，在文學江湖里自在地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