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憶振鐸兄》里說： “一九五三年的晚秋，比現(xiàn)在還稍晚一點，黃昏時候，我從團城他的辦公室，帶回來兩大包的舊本《紅樓夢》，其中有從山西新得的乾隆甲辰夢覺主人序本，原封未動，連這原來的標簽還在上面。……他供給我這些珍貴的資料，原希望我把校勘《紅樓夢》的工作做得更好，哪知道后來我不能如他的期望。”《俞平伯年譜》（孫玉蓉編纂）載入此事。

俞平伯校勘《紅樓夢》用了八種本子，每一種都有個簡稱，甲辰本排第四，簡稱“晉”，《紅樓夢校勘記所用本子及其簡稱的說明》里括注：“近在山西發(fā)見。”我瀏覽了數(shù)十萬字的《紅樓夢八十回校字記》，處處能見到“晉”的蹤影。

關(guān)于甲辰本的價值，俞平伯《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序》里說：“到了雪芹身后，《紅樓夢》即以八十回的抄本在社會上流行著。……現(xiàn)在我看到的就有三種：（一）乾隆甲辰年（一七八四年）夢覺主人序本八十回。”又說：“比較重要的還推甲辰本。……程高是否看到這個甲辰本不得知。……前八十回今本的規(guī)模，在甲辰本上已大體有了。”“如就追窮流變來看，甲辰本便很重要，它為程排甲本和以后的各刻本前八十回的祖本。”這個簡稱“晉”的“很重要”的甲辰本，后來藏到國家圖書館，分裝八函，共有四十冊。山西怎樣發(fā)現(xiàn)它的？六十年來沒有任何消息。我業(yè)余做一點鄉(xiāng)邦文獻研究，春節(jié)期間遇到與甲辰本有關(guān)的線索，探究了一番，我發(fā)現(xiàn)，甲辰本的收藏者不是別人，正是我去年以來一直為他編著年譜的譜主——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詩人、藏書家張瑞璣。我感到意外的驚喜。

張瑞璣（1872-1928），字衡玉，號老衡、？窟野人，山西趙城縣（今洪洞縣趙城鎮(zhèn)）人。他是光緒癸卯科（1903）進士，先后作過韓城、興平、長安的知縣，早期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后回到山西，成為首任山西財政司長，旋被任命署山西民政長（辭未就），民國二年當選為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1919年南北和議初期，陜西停戰(zhàn)問題如虎當?shù)溃叫韫埔晃弧暗峦碇摺背淙侮兾魍?zhàn)劃界專員，為和議清除障礙。南北政府和雙方代表把目光聚焦在張瑞璣身上，他成了中外矚目的風(fēng)云人物。這年2月到5月，《申報》連續(xù)以顯著位置對他“騎虎入關(guān)”作了跟蹤報道，該報總主筆、著名報人陳景韓（筆名“冷”）的時評《張瑞璣》稱：“和議之進行與否，懸于陜事之手；陜事之能了與否，懸于張瑞璣之手。”在這樣的歷史關(guān)頭，張瑞璣“雖千萬人吾往矣”，其功績已載入《中華民國史》（李新、李宗一主編）。

張瑞璣雅好藏書。民國初年他在趙城建“誰園”，將一座中西合璧的藏書樓矗立于汾河之濱。1915年已有“誰園五萬卷藏書樓”之謂，后積至十萬卷。三晉大儒、藏書家郭象升《太原市上購書歌》寫張衡玉：“趙城張五我畏友，書海一釣連六鰲”（張在族兄弟中排第五）。章太炎為張瑞璣親撰的墓表說：“君素好學(xué)，自陜西歸，載書百簏，為北軍略奪皆盡，晚又得十萬卷儲之，戒其子曰：所以遺汝亦足矣。善詩書畫，自謂書不如畫，畫不如詩，詩不如其為人，蓋篤論云。”倫明（哲如）《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趙城帶草繞誰園”，文曰：“趙城張衡玉瑞璣，收蓄尤富，屋曰誰園，本省舊藏多并其中。” 《山西藏書家傳略》（薛愈編著）為他單獨立傳。當年上海報紙報道《國民黨學(xué)者張瑞璣逝世》的消息，稱他是“民黨才子”、“北方學(xué)者之宗焉”。賈逸君《中華民國名人傳》將他歸入“文學(xué)”類。

1952年，適值張瑞璣八十誕辰，他的兒子小衡（亦稱筱衡）給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 （洪洞人）寫信，愿意把誰園十萬卷藏書全部捐獻給人民政府。王世英在集體辦公時念了小衡的信，當場交給文教廳廳長池莊辦理。同年5月，省文教廳副廳長崔斗宸專赴趙城迎取。5月31日山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廳致函小衡：“此種慷慨捐獻、化私為公的精神，與愛護祖國文物的熱忱，殊堪嘉尚，除呈報中央備查并俟將書全部整理完畢再行登報表揚外，特先函謝！”據(jù)小衡長子祖望回憶，省里曾匯給張家500元，小衡謝絕了，全部退回。那時小衡給自己留下的，只有父親殘存的詩稿、赴陜劃界的函電底稿，還有他為父親編輯、迄未刊行的《誰園集》十二卷。章太炎去世前見過這個未刊稿。

誰園十萬卷藏書運抵太原后，省圖書博物館工作人員按經(jīng)史子集分類整理，每部古籍都鈐上一枚長方朱印——“張衡玉遺贈”，到年底登錄完厚厚一大冊《誰園書目》。書目子部105號是：“抄本，《紅樓夢》，四十冊，八十回。”左旁標注：“105號《紅樓夢》由崔廳長交黃副主席帶往北京。”當時山西省人民政府只有兩位副主席，即王世英和鄧初民，“黃副主席”當是“王副主席”之誤。大概急著要“帶往北京”，整理人員沒來得及蓋上“張衡玉遺贈”的朱印，但在登錄書目的時候，他們在子部的末尾補錄了《紅樓夢》抄本，且注明它的去向。山西圖書館前輩們謹嚴不茍的職業(yè)操守，令人欽敬。

從那以后，“黃（王）副主席帶往北京”的《紅樓夢》八十回抄本，就沒有下文了。

幾天前我看到一份資料：1957年初，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王瑤來山西視察文教工作，對部分大、中學(xué)校和文化單位的圖書管理及利用情況提出意見。2月25日《山西省人民委員會辦公廳轉(zhuǎn)發(fā)王瑤意見函》（編號【57】辦秘珺字第25號），附錄了三百多字的意見書，里面王瑤講到：“1954年趙城某氏捐獻藏書，其《紅樓夢》已在京，很有價值。”王瑤是山西平遙人，在學(xué)界很有影響，當年分管文教的王世英副主席，將《紅樓夢》抄本帶往北京，很可能先拜訪王瑤，請他過目，再正式送交給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局長鄭振鐸。“趙城某氏”無疑就是“趙城張氏”，“1954年”則系誤記。山西省檔案館保存了這份檔案資料。略有些遺憾的是，1953年鄭振鐸沒有日記，《鄭振鐸年譜》（三卷本，陳福康編著）、王世英的資料中也沒有記載這件事。

雖如此，筆者認為，王瑤所說“已在京”、“很有價值”的《紅樓夢》，就是“黃（王）副省長帶往北京”的那個八十回抄本，亦即俞平伯1953年晚秋從鄭振鐸處“帶回來……從山西新得的乾隆甲辰夢覺主人序本”。也就是說：那個簡稱“晉”的甲辰本，在山西先是由民國政治人物、詩人、藏書家張瑞璣收藏；其子小衡？受后又在誰園藏書樓保藏了二十四年，后來無償捐獻給國家；分管山西文教工作的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洪洞人），1953年親自帶著甲辰本進京，將這一珍貴文物送到保護管理國家文物的最高行政機關(guān)。

1989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甲辰本紅樓夢》，馮（其庸）序稱，甲辰本“獨標《紅樓夢》”，“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本子”。近年又有幾家出版社出了影印本或排字本。從網(wǎng)上看，紅學(xué)專家對甲辰本的研究還在不斷深入，許多讀者對這個抄本也充滿興趣。逝者已矣，其藏永在，書樓猶存。幾年前省財政撥款，上下合力，對誰園藏書樓進行了保護性維修。這座山西現(xiàn)存的中西合璧、規(guī)模最大的民國私家藏書樓，已成為一個旅游景點，去年底還申報了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許有一天，誰園藏書樓將掛上一塊牌子，上面寫著：

《紅樓夢》甲辰本張氏庋藏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