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代表作《北妹》步入文壇的盛可以，一開始就把自己的創作放在了對于當下女性境遇的關注上。2019年初，盛可以的第九部長篇小說《息壤》出版，小說同樣延續了她對女性精神的勘查與思考。3月3日，作家盛可以、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息壤》的責任編輯樊曉哲在新華書店總店與讀者一同分享了當下生活中女性問題的困境和變化。

活動現場

《息壤》講的是一個湖南鄉村家庭中幾代女性的故事。初家四代人有八個女人，她們中有被封建傳統毒害卻又同樣施之旁人的祖母戚念慈，有被壓抑了一輩子成為生育機器而終至寂滅的母親吳愛香，有將全身心奉獻給家庭的初云、初月，也有拼盡全力想要從中逃脫出來的初雪與初玉，還有自我特征更加鮮明的初秀。但是，無論初家的女人們對生活持何種態度，她們都不自覺地陷入有關生育問題的漩渦。

“這是一部很飽滿、篤定，深具女性精神和女性氣質的作品，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女性寫作。”張莉認為，《息壤》是一個令人驚喜的收獲，盛可以在新作中依然保持著非常新銳的沖擊力，同時在寫作技法方面不斷完善，具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讀完《息壤》，我確定盛可以的未來更加值得期待”。

她和老家的狗一起寫完《息壤》

小說的故事發生在湖南益陽，盛可以的故鄉也正是湖南益陽。2018年春節，盛可以回到老家陪伴母親，并開始《息壤》的寫作。冬日的益陽鄉村天寒凍雨，而且經常停水停電，很多個夜晚，盛可以都是借助明滅的燭光創作。每天傍晚五點半，老家的狗會叫她出門跑步，“我們一起穿過一片田野，穿過我父親的墓地，再去到另外一個村莊，那邊有一群狗等著我們”。盛可以說，《息壤》完成的時候，她和這些故鄉的風物已經成為了好朋友。

對于盛可以來說，這樣的寫作過程生動而且寶貴，同時，這次返鄉創作也是她對自己的挑戰。“其實多年以來，我一直在不斷地逃離我的家鄉，不斷向往遠方。”很多年來，盛可以對家鄉一直葆有潛在的恐懼，這包括童年的陰影，也包括成年之后的顧慮，她害怕停留在家鄉就會被困在家鄉，一燈如豆的貧困與孤寂對每個人都是折磨。但真正生活在遠方之后，盛可以說，自己又有勇氣回來了。“回來之后卻再也找不到原來故鄉的感覺，很多人都不認識了，很多的房子也破敗了。”但風景不諳，人事依舊，“其實有時候我是一邊在寫，耳朵一邊聽著外面的人在聊天，他們聊鄉村的變化，包括女性的思想變化。”這些聲音給盛可以很大的啟發，甚至很多對話都被寫進小說里。“郎古子”“默下神”“索索利利”“跑豬婆”……《息壤》中充滿了益陽當地生動傳神的方言，并對每處方言詞匯都增添了注釋。

盛可以

“拉開距離審視故鄉，會讓人看得更清楚、寫得更冷靜，但是我在置身其中品嘗切膚之痛時，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收獲。”盛可以認為《息壤》和她其他的作品有所不同，整體特別連貫，好似一氣呵成。同時，這種歸來體驗又是獨有的寫作經驗。盛可以坦言，在別的地方可能不會遇到也不會寫出《息壤》這樣的書，“我寫的是這群女性，我覺得其實是在寫我自己，寫那個可能的我、未知的我，也許是在另外一個維度的我”。

從給予中照見自己

“《息壤》想表達的是女性生育的自主權。”張莉認為，《息壤》是一部徹底的女性小說，具有鮮明的女性精神和女性氣質。

“盛可以的小說寫的是地表之下人和人關系的變動，這個關系的變動是從子宮開始的。”張莉談到，子宮這個切入點異常寶貴。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少有真正具有主體性的獨立女性書寫，能夠掌控自己身體命運的女性形象幾乎沒有。《息壤》寫出了那種習焉不察的痛苦，但并不是站在女性被迫害、被拯救的立場，小說中有異常凌厲的一面，也有溫暖、明亮、讓人落淚的一面。“作品的復雜性和重量在于小說中著重表現的男性和女性的關系，盛可以書寫女性子宮的給予性，從中能夠看到人的命運，給予他人溫暖，也在給予中照見自己。”

“為什么作品會有稍微溫暖的底色？可能也是跟我的年齡與經歷有關系。”盛可以說，小說中有特別溫暖的東西，比如塑造了給予女性關愛的男性角色。“我希望女性能獲得尊重、關心，或許這一點讓書中有了更多的愛和溫暖。”

張莉

張莉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小說越往后讀，越能讀到博大和悲憫心。盛可以在《息壤》中表達的對身體的理解變得非常復雜和包容，“她愿意去理解不同女人對子宮的態度或者是對生育的態度，愿意與生活有一個不斷磨合的過程”。張莉說，作家年輕時的寫作往往會以自我為中心，但慢慢成長到中年，作品中就會不經意帶有“見天地”和“見眾生”的感覺。“盛可以的寫作像是一條河，已經走到寬闊的地方。”

漫漫解放之路，我們需要求索

如同小說中飽受避孕環之痛的母親吳愛香，在現實中，“我們的母親這一輩女性也都是經歷了身體的疼痛，只不過沒有辦法言說”。張莉談到，身體的解放與女性的解放存在同構關系，允許放開小腳、允許留短發、避孕套的普及都是女性身體解放的標志，在當下，洗衣機、電腦甚至外賣的出現同樣也促進了女性的解放和兩性關系的改變。

盛可以《息壤》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但是，“現代女性的自我物化矮化弱化，與自愿裹小腳是一個道理”。盛可以借助小說人物之口，傳達關于女性精神更深入的討論。小說中的初玉，從厭惡生育到初秀事件時內心觀念的動搖，再到與卷入前輩恩怨的男友朱皓重歸愛情的熾熱且意外發現自己懷孕，最終“全身心投入到做母親那回事里”。女性身體與自我意識之間幽深而微妙的關聯，超越了停留在身體表面的討論，而將其融入到了自我靈魂的找尋與思索之中。

在盛可以看來，女性的生存困境體現在日常生活的諸多層面，但其中最為敏感也最為重要的卻是女性獨有的子宮所帶來的生育能力。子宮這片象征生長力量的原始息壤是造物者賜予給女性的一片福地，是女性不斷與自我和社會角色發生糾纏的最深根源，也是加諸在女性身上的沉重負擔。這不單單體現在傳統農業社會，子宮孕育生命繁衍后代是女性的唯一價值，即使在現代社會，子宮也被看作女性維系情感關系、婚姻與家庭地位的重要保證，是社會角色辨認的關鍵指標，無數個故事都與它有關。

回顧近代以來的思想史和文學史，張莉發現，一百年前中國新文學的奠基者們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對照。五四時期，魯迅已經寫就《我之節烈觀》、《娜拉走后怎樣》，李大釗在校園開設女權主義課程，“而一百年過去，我們今天還在討論一個女性沒有小孩怎么辦、不結婚怎么辦。我覺得我們整個社會都需要反省這樣的性別觀，也包括每一位創作者。”面對女性客觀存在但又難以言說的疼痛，路漫漫兮，我們需要求索。

（照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