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7年在全國政協(xié)十屆五次會議上我作為第一提案人提出《關于開展全民閱讀的建議》之后，直到2017年，每一次兩會，我都會就全民閱讀相關問題提出提案。在全國政協(xié)十二屆五次會議上，我提交的最后一件提案是《關于在我國中小學設立閱讀課的建議》。

因為全民閱讀事關全民，所以我的每一件相關提案都希望有一定數量的委員聯(lián)名提出，而每一次邀約都能得到許多委員熱情的支持和參與。記得，有一次，一位比較熟稔的文藝界別委員在我提案登記表上簽下他的名字后，微笑著對我揶揄道：“聶委員，您總是做全民閱讀的提案，是不是因為你們出版社的書不好賣呀？”我笑了。我說：“您說得一點都不錯，現(xiàn)在確實書不好賣。不過，書不好賣可不是出版業(yè)一個行業(yè)的事情。電影票房很重要，劇院演出很重要，小品相聲都重要，不過，還是閱讀最重要。書不好賣說明國民閱讀狀況不好，國民閱讀狀況不好可是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大事。不是有一種說法嗎？一個不讀書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

此后在一些閱讀論壇上，我時不時會提起上面這段對話，發(fā)現(xiàn)頗能引起一些聽眾的頷首回應。于是覺得似乎可以進一步思考全民閱讀的重要性。

我嘗試著把閱讀跟科學文化傳播的各種方式放到一起比較后發(fā)現(xiàn)，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受到高度重視和用力推動的還是閱讀。漢代《淮南子·本經》記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說是倉頡創(chuàng)造文字的時候，天上落下粟米，鬼在夜里啼哭。這當然只是一個古代傳說。可是，認為人類閱讀文字就會“驚天地，泣鬼神”，強烈反映出中華民族對文字發(fā)明和閱讀的重視程度。兩千多年前，孔子在中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元典之一《論語》開篇就發(fā)出“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召喚，接著忠告人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詩》，無以言”，還特別主張“學而優(yōu)則仕，仕而優(yōu)則學”，等等，十分強調閱讀的重要性。我們不妨回想，幾千年以降，中華民族世代相傳，何曾對閱讀懈怠過！耕讀人家的對聯(lián)常常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傳統(tǒng)世家的對聯(lián)曾經有“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革命者的口號“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等震撼人心……

最早提倡全民閱讀的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首次發(fā)出“走向閱讀社會”的倡議，1982年又一次發(fā)出“八十年代的目標———走向閱讀的社會”倡議。如果說第一次倡議主要面向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提出，那么，第二次倡議則面向全世界，因為當時歐美發(fā)達國家遭到“電視病”的侵蝕后國民閱讀已經處于很不利的狀況。1995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再一次提倡全民閱讀，設立“世界讀書日”，并且發(fā)表宣言：“希望散居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人們……都能享受閱讀的樂趣……”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理念中，閱讀是關系到“散居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人”。

在世界文明史和科技史上，幾乎一致的看法是認為我國古代有四大發(fā)明中最重要的是造紙術。為什么？因為中國自東漢發(fā)明造紙術，使得人類文明成果得以豐富地記載和傳承，而這些記載和傳承使得人們較早得到了最便利和可靠的閱讀。由于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fā)明，中國古代出版業(yè)得到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一直到18世紀中期，漢語出版的書籍比世界上其他所有語言出版書籍的總和還要多。自20世紀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版業(yè)又有了加速發(fā)展，出版了大量中外文化科學名著。這些書籍承載著中華文化優(yōu)秀傳統(tǒng)和人類文明的精華，覆蓋到既往歷史中各種科學文化內容。可以說，在人類文明的交流和傳播史上，目前還沒有哪一種交流和傳播方式在深度、廣度和細致程度能夠超過書籍。

閱讀的重要性和好處顯而易見，可是為什么自古至今還要那么多圣賢不斷去提倡呢？為什么現(xiàn)在還需要國家一再加以倡導呢？事實上，閱讀總會使得人們比較費力氣，比較地容易產生畏難情緒，可是，這又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和個人進步的不二法門，所以需要不斷地加以提倡。當今社會，與影視媒介相比較，甚至與其他許多傳播方式相比較，書籍閱讀受大眾的歡迎度顯然處于劣勢，因為閱讀比較費力，不像影視和其他許多傳播樣式那樣來得輕松快樂。可是，閱讀，無論是紙介質還是數字介質，只要是文字的閱讀，乃是人類最重要的腦力活動，是人們的智商、情商、思維力和想象力得以維持和發(fā)展的基本路徑。如果閱讀消亡，后果不堪想象。每每念及此，我們就會想到國家應當繼續(xù)加大倡導全民閱讀的力度，因為，科學文化要發(fā)展，科學文化的各種傳播方式雖然都重要，可是比較起來，還是閱讀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