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文藝、政論刊物，也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努力開拓、維護的言論空間。在互聯網、數據庫未出現之前，如果要查找其中的某篇文章，勢必得借助于目錄、索引一類的工具書，但在1949年前，有關的目錄、索引并未出現，之后才相繼出現了數種單行本和收入他書的完整目錄。

這里所謂的單行本只有一種，即復旦大學分校中文系資料室編印《〈新月〉目錄索引》（自印本，未署印行時間）。按，該校1978年12月9日建立，即設有中文系，1983年8月28日并入上海大學，成為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因此，此書印行時間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具體編輯者不詳。

《〈新月〉目錄索引》

收入他書的完整目錄至今有四種。分別是：一、唐沅、韓之友、封世輝、舒欣、孫慶升、顧盈豐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收《新月》目錄；二、周錦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史料術語大辭典》（臺北智燕出版社，1988年10月），收《〈新月〉月刊作品目錄》；三、吳俊、李今、劉曉麗主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收《新月》目錄；四、新版《新月》雜志影印合刊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收《新月》目錄。按，上海書店1985年首度影印及中國臺灣、日本據此影印之《新月》合刊本中，均無目錄索引；直至2017年新版影印本出版，才收入了目錄。

由是不難見出，復旦大學分校中文系資料室編印《〈新月〉目錄索引》為全部五種目錄中的最早一種。此前，《新月》作為“反動文藝刊物”，連名字都不容易出現，更無論其目錄、索引。棄之不顧的代表如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編輯組編《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833—1949》（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61）以及山東師范學院中文系編《1937—1949主要文學期刊目錄索引》（自印本，1962）等。甘冒大不韙者，則有現代文學期刊聯合調查小組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初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雖然依例只記其刊名、刊期、已知卷期、編者、發行處、收藏單位等等基本信息，但遠勝于一筆抹煞。

詳盡的篇目索引，確曾要到復旦版《〈新月〉目錄索引》問世，始蕆其事。其次則為唐沅、韓之友、封世輝等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中的《新月》目錄。大約與此同時，在臺北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術語大辭典》五冊，其中亦有《〈新月〉月刊作品目錄》，其編著者周錦以一己之力建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然其名為“研究中心”，研究的性質、色彩并不甚濃，相反，工作重心乃為搜集文獻資料，并予整理、出版。但無論如何，周錦所編此一目錄，亦富先行之功。

此三種目錄，毫無疑問，都是八十年代學術的產物，且并非皆由資料室、圖書館員主導完成。第一種和周錦的情況前已述及，第二種“由北京大學和山東師范大學部分教師和研究人員合作編纂，其中1915年至1937年6月創刊的一百七十種期刊（另有附錄二種），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唐沅、封世輝、孫慶升負責編輯，樂黛云、袁良駿、高艾軍、商金林、任秀玲、胡安福、朱殿青、玄英子參加了部分期刊目錄的輯錄和《簡介》的編寫；1937年7月至1948年12月創刊的一百零六種期刊（另有附錄二種），由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韓之友、舒欣、顧盈豐負責編輯”（《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前言》）。

從這三種目錄中，似乎也很能見出八十年代的近現代文獻史料工作的特點。首先，由資料室、圖書館員主導的局面已發生了變化，學者們表現得相當積極、活躍；其次，在史料發掘、整理與研究中，較偏重于發掘、整理；在發掘、整理中，雖然也編輯了“研究資料” “資料選”“作品選”“史料匯編”“辭典”等書，但無疑更青睞于目錄、索引的編纂這一形式，特別是就近現代文獻的大宗（報章雜志）而言。然則，資料室、圖書館人緣何當時熱衷于編制目錄、索引？主要原因是政治運動頻仍，導致原書、原刊饑荒，專業研究者和普通讀者只能到部分資料室、圖書館查閱（詳參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上篇），此間工作人員既有一定專業素養，同時出于工作的方便、要求（圖書館學的專業訓練和圖書館工作實踐中原本就有編制目錄索引一項）和對學術的熱忱，遂編輯完成了一種又一種的目錄索引；至于學者們積極參與的緣由，既有出于學術的良知、追求，更多地則是由于教學和研究的需要。再次，編者們對目錄和索引未能嚴格區分，可見其目錄學、文獻學的專業素養，似亦未敢高估。

不過，復旦版《〈新月〉目錄索引》雖具有拓荒意義，卻由于未能公開出版、發行，在當時直至今天，傳播范圍畢竟較為有限；及至數年后，由唐沅等人所編的目錄，因為公開銷行，取得更大影響；周錦版則輻射到臺灣及海外地區的讀者。其余更晚出者，雖則查漏補缺、指謬補苴，不無小補，但就其總體而言，仍屬后出蹈襲之作。易言之，《新月》目錄編輯的格局，早已由復旦大學分校中文系資料室的同人、唐沅、周錦諸先生奠定，后之來者無論如何努力，已翻不出什么新花樣，大抵這就是學術史的無情了。

更無情的是，在互聯網搜索引擎和數據庫出現之后，絕大多數目錄、索引的工作都已被自動生成的檢索結果和在線“機讀目錄”等形式取代。作為專門之學的傳統的目錄學（這是就其狹義而言的，并非是指“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廣義的目錄學），固然在古籍整理、研究中不斷發展，但面對《新月》在內的近現代文獻，面對新的學術與知識生態，已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實用性、當代性，而使自身成果成為了資料室、圖書館中的“遺跡”，乏人問津；面對當代浩瀚無邊、旋起旋滅的網絡文獻，更使人感到任何人力編制一目錄、索引的徒勞、無力。

如果說目錄的歷史漫長而悠遠，那么，索引自誕生之日起，堪稱知識分類生產的新工具，被發明用于加工、利用原始文獻資料。作為“二次文獻”的索引，極大地提高了知識生產的效率，促進了知識的積累、學術的發展，拓展了人類思維的疆界，將其譽之為全球知識史、文明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毫不夸張，但如今美人遲暮、英雄難有用武之地，其前路何在，不得不引人深長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