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諜戰劇看多了，對手工的印象特別深刻。諜戰劇也像抗日劇、宮廷劇、生活倫理劇一樣，一段時間里蜂擁而起，編得多，拍得也快，演員阿狗阿貓都能上，爛劇就不可避免了。什么東西多了都不是好事，就毀了。但諜戰劇確實也有好的，像《暗算》《潛伏》《懸崖》《黎明之前》，都不錯。最近的《和平飯店》口碑也可以，似乎更燒腦。國外也有諜戰劇，但它有它的特色，美女、猛男、大動作，干凈利落，看得過癮。國內的諜戰劇很少有這樣的，不是美女沒有，也不是猛男沒有，是意識形態不同，暴力美學不是我們所追求的，我們主張攻心，擅長手段，尤其喜好在手工上做文章。看時也揪心尿緊，仔細想想都是些雕蟲小技，什么剪貼情報啊、字意釋義啊、左右手寫字啊、發報的手勢及嘀嗒聲辨別啊，等等，似乎不那么血雨腥風。我有時候會邊看邊想，這樣的伎倆，我也會。這樣說來，我要是生在過去，是不是也可以做個地下黨，或在隱秘戰線兼個職，弄不好還可以和某個女人假扮夫妻，在外面住上一段。這樣的例子也不是沒有，諜戰劇《潛伏》《懸崖》，老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就都有這樣。

我小時候手工就做得很好，有兩件事至今仍在我年邁的父母那里津津樂道，一件是“釘門檻”，就是把家里釘盒里的小釘用榔頭都敲到門檻里去，那是我剛會走路、剛會自己一個人玩的時候，我父母也肯定試過讓我玩一些有趣的東西，比如摸摸秤桿就讓我學生意啊、摸摸皮球就讓我當運動員之類，但我都不會，我只會釘門檻。我父母驚訝的不是我釘門檻的技巧，而是我拿榔頭敲釘居然都沒有敲到手指頭，這在我開襠褲階段簡直就是個不可思議的本事。第二件是“剪圖案”。稍大一點的時候，我對敲釘子就不感興趣了，但對一些圖案發了瘋似地著迷，不是說我會涂鴉或設計，而是我喜歡把各種圖案剪下來，瓶簽上的、盒子里的、紙上的或是布上的，逮到了就剪。那陣子，我們家到處都是被我剪下的各種屑頭，我父母顧不上我的手工技能了，只是拼命地藏東西，以免它們遭劫。后來，我的“手工”拓展到了隔壁，一位鄰居在家里做童裝加工，其中關鍵的技術是縫大頭貼，我就被他們邀了去，專門負責剪大頭貼，又快又準邊緣又清爽。我父母就很驕傲，開玩笑地對鄰居說，就呆在你們家算了，工資就不要了，給他幾塊餅干就行。好像我已經可以靠手藝自食其力了。

很快到了小學，我的手工技能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間的訓練也是很多的，剪紙、畫簡筆畫、寫雙線字、做一些平面玩具，還有老師指導，但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小兒科。就像有些家長得意地對老師說，我兒子已經在看初中的課本了！而我那時，已經有了造假的杰作——我可以制作假電影票。那時候我們都很想看電影，但我們沒有錢，盡管學生票才三分錢一張，但父母一般都不會支持我們的愿望。

我經常會去電影院門口，目光雷達一樣，搜索著地面，發現整潔的票根，會毫不猶豫地撿了回來。那時候，我的鉛筆盒里裝的不是鉛筆、橡皮、尺子，而是各式各樣的票根。這些票根，有些撕在上面，有些撕在下面，可憐的檢票員，他給了我一個可乘之機。我會將相同顏色的票頭和票尾接在一起，不是簡單的接，而是技術的接，我的手工就體現在這里。當然，票頭得具備一個絕對的條件，什么條件？那就是必須有一條完好的直線。我就把這一刀切在這條直線上，兩張票根，兩條半邊的直線，就這樣嚴絲合縫地粘在了一起。當然要是不看背面，要是平攤在手上，再好的眼睛，也看不出這手工做在直線上。

看電影是一次次緊張又刺激的歷險。去售票處選好電影，再把票的顏色和樣子搞清楚，再找出絕對相像的偽造票，就可以大模大樣地混檢票口了。面不改色，屏心靜氣，把假票攤在手心，再捏住粘在一起的那條線，若無其事地遞給那個心不在焉的檢票員，就進來了。還不是萬事大吉，還不能到處亂竄，要躲避那些打著手電的查票員，唯一的辦法就是先躲進廁所，有人來了就反復裝著撒尿，耳朵卻豎得像旗幟一樣，待影院內片頭的音樂響起，知道燈光已經暗下來了，才悄悄地貓身出去……

那兩年，我就是靠這樣的手段看了無數的電影，雷鋒、地道戰、苦菜花、節振國、小鈴鐺、分水嶺、岸邊激浪、帶兵的人、箭桿河邊、豐收之后、家庭問題、獨立大隊、青年魯班、半夜雞叫、女跳水隊員、南海的早晨、小二黑結婚、年輕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草原英雄小姐妹，還有新聞簡報。

現在看來，這種手工、造假、蒙混過關，以及像潛伏一樣的實踐，多少訓練了我的“間諜”素質，也培養了我富于想象的應對能力，這跟我后來的所作所為還是有一點邏輯關系的。

諜戰劇《風箏》里，負責內務預審的中共領導，就是利用檢測字樣和左右手寫字的特點，確定了鄭耀先既是“軍統六哥”、又是隱密戰線的“風箏”、又是舊政府遺留人員“周志乾”的身份的。

諜戰劇《和平飯店》里也是。“釘子”老王潛入飯店，取得了王大頂的手寫字樣，偽造了其愿意歸順的“降書”，從而做實了這個土匪二當家和中共隱秘戰線同志陳佳影的合理關系。

兩劇都有在筆跡上大做文章的橋段，都起到了逢兇化吉的作用，這就是手工的魅力。

進入初中，我也經常碰到筆跡這樣的問題。時值1972、1973年，小平同志已強勢復出，當時最大的動作就是振興教育。這之前，我們的學習基本上屬于玩笑性質的，說得好聽一點叫寓教于樂，學工、學農、學軍，拉練唱著“語錄歌”，一天可以走五十公里，還是在啃干糧喝涼水的情況下。后來不行了，上學不能推薦了，考試都要閉卷，每天的作業根本就做不起來，自然也就得不到家長的簽字。這事難不倒我，我有手工技藝，我可以模仿家長簽字。

我父母那時候是很忙的，整天在廠里搞什么會戰，今天剝橘子比賽，明天扒雞殼競技，他們都是罐頭食品廠的工人。我父母的字跡是很好模仿的。我母親不怎么識字，讓她簽字，她會有天生的自卑感，要么胡亂得控制不住，要么羞答答的像一條毛毛蟲。我父親則不同，這是他難得的露臉機會，他會參照老師那時的習慣——不打分數，不計對錯，只吝嗇地寫一個“閱”字，他不寫閱字，他坐在飯桌前，喝著兩毛錢一碗的生啤，看都不看，斜著身子就寫給你一個“即日”，然后是龍飛鳳舞的姓簽，比如吳，上面畫一個圈圈，下面扭幾下，怎么看都像是字母“OW”的上下組合。無論什么字，對我來說都不在話下。我獨創了意識流簽字，不是機械的描摹，不在乎點畫的相稱，我閉上眼睛，想象著我父母的樣子，尤其是他們當時的狀態，手與筆就呈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痕跡效果……

《和平飯店》里對痕跡專家也有這樣的描述：就是根據情節的發展，判斷出哪些地方容易留下痕跡，哪些物件上可能產生痕跡，繼而分析推理出事件的邏輯，找出合乎情理的走向。這說法可以佐證我那種方法，而我作業簿上的畫押，我父母也深信就是他們親筆簽的。

我的學習一直是不怎么樣的，但兩年的初中我也混得順風順水，原因就和我的作業表現及我父母的簽字有關。到了期末，學習成績的好壞，那是需要個人真刀真槍的，但有些成績老師手里還是有主動權的，比如勞動好、集體活動好、思想表現優、學習態度優等等，這些好啊優啊我基本上都可以順利囊括。

到了1976年，我已經上班去了。那時候都沒有正式工作，但要找一個事情做做還是容易的，去學裁縫，去打鐵鋪，在居委會燙語錄袋，或在家里糊火柴盒，只要你有手工的基礎，又有足夠的耐心，都是可以的。我去的是罐頭食品廠，跟著我父母做臨時工，聽起來好像要稍稍的高級一點，其實也是在做手工，批黃桃皮子或削荸薺外衣，廠里會這個手工的人太多了，因此我就是做得再好也馬上被大家淹沒了。

但這一年，有兩件事是特別考驗手工的。開始是周總理去世，舉國扼腕，我們廠長敏銳，當天就到店里去搶到了一批黑紗。

廠長是一個“強迫癥”，什么事都要逞好，說黑紗沒有字，就不夠意思，等于白戴。我心領神會，自告奮勇地接下了這個活。當然也離不開我父母的慫恿，說這事如果做好了，有可能臨時就轉為長期了。

我們中學門口的那條巷，按照今天的說法叫作特色巷，專做油印字，游行用的橫幅、工作服上的廠標、運動衫上的號碼等等。有一段時間，我很癡迷這種手工，放了學不回家，駐著腳趴在店堂里看。我知道這事怎么做，一張絲網，上面一張薄膜，薄膜上刻了字，再用橡皮刀蘸油漆在上面一刮，字就印在布上了。我把這手工用在了黑紗上，印了美術字“周總理，您在哪里”。這句話當時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心聲，因此，我們廠里的黑紗就顯得很藝術，每個人都爭著戴，我們廠長也覺得很榮光。

這年九月，毛主席也去世了，這一次就更加哀痛，地動山搖，仿佛天都要塌了下來，自然也是舉國黑紗。不用說，任務又落在了我的頭上，但我們廠長對我提出了新的要求，說上次的那個美術字不好看，顯得呆板，最好用名家的手寫體，才能充分表達出我們的情感。但名家是不會寫這些內容的，我就去翻查書法字典，集了王羲之的字，不夠，又集了有點類似的文徵明的字、董其昌的字、王鐸的字。前面那三位寫得都比較周正，就是王鐸的字有點斜，這個問題不大，我在刻薄膜時把它糾一點過來，“偉大領袖毛主席永垂不朽”，油印在黑紗上，就跟名家特地題寫的一樣，效果出奇的好。

這兩件事都涉及拼湊和再呈現，我在做這些的時候，并不知道這也是隱秘戰線的基本功，是吃飯的手段。諜戰劇《面具》里，地下黨截獲了敵人的密碼，但無從破譯。李春秋機警地發現，保密局站長家里的一本《孽海花》不見了，從而斷定它就是敵人密碼破譯的母本。找來《孽海花》，從字里行間篩選和拼湊，密碼就順利地破譯出來了。創造性的工作，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獲。我也因此從原來的“削皮”，調到了廠部的油印室。

接下來，我也到了談戀愛的年齡。

王手，浙江溫州人，業余寫小說。1981年開始發表小說，作品散見于《收獲》《人民文學》《作家》《當代》《十月》《鐘山》《花城》等刊，曾獲《人民文學》短篇小說獎、《人民文學》非虛構作品獎、《作家》金短篇獎、郁達夫小說獎等，也分別上了2006、2007、2009、2012、2014年度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