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在校園看到一個人的身影，中等個頭，身胖體重，慢步，略顯拖沓。不用近看，此人乃中文系王文彬教授。

記不清從哪年哪天開始，只要天氣許可，他每天必定在校園散步。從春走到冬，從中年走到老年，不知不覺他把自己走老了，把校園也走老了。走著走著，他把《雨巷》的詩意也走出來了。兩年前，他一聲太息，把自己走到了另一個世界。

七十四歲，走早了。他本是一個善待生命且生活節奏慢的人，為何這么匆匆離去？我與他同事三十多年，知道他是一個自我矛盾到妙不可言之人。性急，遇事好激動又沖動，行動卻緩緩慢節奏。他喜讀書善思考，一旦有所感悟和發現，無論大小，便激動難熬，急于向人述說。說這個發現（問題）如何重要，如何超越，如何原創，若寫成宏文，又如何了不得。這個時候，你最好不要去懷疑他，更不能否定他。你只要虛心地聽著就行了，如能順應上去，連夸“好”“精彩”，真能把他點燃起來。他有高血壓，真的這么激動下去，還不送命？我了解他，他會自我緩釋降溫。一般情況下，過不了幾天，他自己就冷靜下來了，要不覺得這個發現（問題）并非很重要，要不覺得它太難，一時做不了，于是又回到讀書思考的常態。

寫文章，他也慢，那是精雕細刻的結果，我常笑他寫文章像滾雪球。比方萬字文，他一般要改好幾稿，第一稿五六千字，第二稿改到七八千字，三稿、四稿才改到萬字。我與他截然不同，我最沒耐心改文章，那簡直比寫文章還累。他則批評我這般作文太隨性，又不推敲，馬虎為文。我們治學為文各自形成特點，他要的是精耕細作、嚴謹扎實，我要的則是文脈貫通、開合自然。文無定法，各有長短，無可非議。

自從沾上“三高”后，他生活有規律，早睡早起。早睡是習慣，早起是生理亂象。他對我說，大約從中年起，他每天黎明時分就醒了，睡不著。天未亮，做不成別的事，只能看書。久而久之，就熬成了習慣。他有幾套不知從哪里學來的保健之類的小套路，經常向我傳授。說真話，我對他說的這些既不上心又頗懷疑，主要還是我沒耐心搬弄身體。前些年，我也沾上高血壓，雖不輕不重，畢竟是身體出了狀況。他一再告誡我，一要散步，二要調理飲食。在他的指導下，尤其是在每年的體檢后，總是發誓每天要走幾千步，走了幾天，感覺不出明顯的效果，索性又回歸靜養。說穿了，是犯懶。

最搞笑的是，他一再向我傳授他的飲食妙招，比方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細糧多吃雜糧，不能暴飲暴食，每餐吃六七分飽為好。這些我都懂，但懂是一回事，做不做是另一回事。有段時間，他叫我每天吃醋泡洋蔥，隔幾日，又叫我用醋泡黃豆、花生米，每天吃多少粒。我在他的指導加告誡下，曾嘗試了近一個月。我實在堅持不下去了，眼見人開始消瘦，整天感覺饑餓，見肉就饞，不見肉想肉也饞，而血壓似乎不領情，依然如故。既然如此，我何必還要如此虐待自己呢？于是告別飲食虐待法，開吃，心情跟著大好。

憑我對他的了解，他對飲食的節制，一準是既有效也有限。十多年前的某一年，全系教職工到金寨山區采風，中途在一家飯店吃午飯。當用土法制作的一籠米粉肉上桌時，他和王多治先生立馬眼發精光，連連說好。二位先生都是超水平的“三高”患者，照理說不能吃肥肉。架不住他們都是性情中人，平生最愛米粉肉、紅燒肉，我料定他們今天要破戒了。果然，不用別人勸說，二人則互相慫恿起來，吃一塊吧，沒關系。一塊下咽，又夾一塊，自己為自己找理由，也不多這一塊。籠子里還有幾塊，大家客氣地讓著他們，他們也就不客氣地吃了第三塊。

慢的心態、慢的生活節奏有益于身體健康，生命的延長，怎么到他這里就發生了變故？他時刻提防著“三高”，沒想到另一惡疾乘其不備擊垮了他。

人走了，文字留下來了。說他的文字留下來了，不是說他的文字還存在著，而是說他的文字進入了學術傳承之道。大約以二〇〇七年他退休為界，之前的二十多年，他的學術研究幾乎全圍繞著戴望舒，先后出版了《戴望舒評傳》（與鄭擇魁合著）、《戴望舒穆麗娟》、《戴望舒全集》（三卷本）、《中西詩學交匯中的戴望舒》、《雨巷中走出的詩人——戴望舒傳論》。他的著作能夠進入學術傳承之道的是《雨巷中走出的詩人——戴望舒傳論》。《戴望舒全集》為傳主之作，文彬先生的貢獻在于，經過他的搜集、整理、校訂，第一次呈現了戴望舒生前創作的所有文字。在他的戴望舒研究中，前四種自然構成塔基，它們以不同的方式進入第五種之中，因此，第五種自然形成塔尖，成為戴望舒研究的總結。

又不得不說，對于懷有學術雄心且學養豐富的文彬先生來說，二十多年只研究戴望舒這么一個詩人，確實有點少。我曾建議他在中西詩學構架中寫一部《戴望舒論》，或寫一部《中西詩學傳統的比較研究》之類的著作，他頓顯難意，謙虛地說自己不善于理論構建。這就怪了，他明明有很好的理論素養及獨到的觀點，怎么又說自己不善于理論構建呢？我從他的藏書及平時的言談中了解到，他讀的中外理論著作不比我少，其談吐中所包含的有關哲學、歷史、文化及思想史的見解，遠在一般學者之上，但不可否認的是，一旦涉筆為文，這些理論幾乎都隱退了。他善于實證、考據、闡釋，從史料里爬梳解析，“有一份證據，說一分話”。他對這的表述是，“史料要一點一滴地積累、梳理，實證也要一點一滴地進行，時時警惕抽象和簡化的誘惑。不蹈空，做離開事實的形而上的演繹；也不取巧，僅依據先驗的觀點擇取事例。遵循‘言必稱據’的學術要求，一切都通過實證，從史料的發掘到鑒別，從觀點的升華到提煉，實證精神貫穿研究的始終，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置于堅實的基礎上。時至今日，這仍然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標。”（《雨巷中走出的詩人——戴望舒傳論·后記》）

話對理通，但話沒有說透，欲言又止了。解開也不難，無非是這個意思：實證研究是唯一可靠的方法，抽象的理論思維容易蹈空，靠不住。據此而推測，文彬先生是不善于理論構建呢，還是拒絕抽象的理論構建？莫衷一是，難以斷論，也許是二者兼有吧。

有次我們聊文章，他突然冒出一句既像自得又像自否的話，我現在是沒有史料就不能寫文章。我終于明白，他這么多年為何寫得不多，為何一到筆下理論紛紛隱退的原因了。實證依靠史料，一點一滴地發掘發現，精耕薄收，在成果的數量上自然不占優勢；實證成為慣性，理論插不上去。我在想，文彬先生若能將抽象思維和理論構建納入他的研究之中，豈不更好？這又是我的一廂情愿，人人既有所“長”又有所“短”，彼此，彼此。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的分析闡釋可靠可信，文章平實扎實耐讀。

說他完全拒絕理論構建，恐怕也不是他的真實想法。其間，他幾次想突圍做宏觀的論題，試試又退回去了。他心有不甘，又只能如此。對一個學者來說，這是一樁非常痛苦的事。退休后，他沿著戴望舒詩歌往前推進，選定新的目標研究“中國現代純詩”，想寫一部《中國現代純詩史》，一個他傾心已久的課題。我給他潑冷水，勸他別再做這類專深的研究。實事求是地說，此時他的精力遠不如以前，真要他做，他也做不動了。還說你現在徹底自由了，沒有教學、科研和指導研究生的種種負累，正好能夠隨心所欲地看看自己想看的書，寫寫自己想寫的文章。可視學術為生命的他根本聽不進我的話，一直到他去世，我都不敢也不忍心問他的這項研究做到了哪一步。

其實，該努力的，他努力過了，這就夠了。幸運的是，二十多年來，他硬是把自己打造成著名的“戴望舒研究專家”，說他是國內外戴望舒研究的第一人，應該也不為過——到目前為止。學術有傳承，后來者的研究肯定會超過他。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后來者的戴望舒研究都繞不開他，這就是他及他的研究成果的存在價值。戴望舒研究，他功莫大焉！

轉而一想，書少了又怎樣？處于二三流學術平臺的學者，一輩子能夠有《雨巷中走出的詩人——戴望舒傳論》這樣一部名山之作，足矣！

說到底，文彬先生是一個純粹的學人。他和我一樣，平生無長技，只配親近文字。他最大的樂趣，可借用戴望舒的詩來表達，“你問我歡樂何在？——窗頭明月枕邊書”（《古意答客問》），還應該加上一句“尋書讀書自寫書”。

王達敏，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評委，安徽省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安徽省文學學會會長。出版文學和哲學研究專著《新時期小說論》《余華論》《中國當代人道主義文學思潮史》《理論與批評一體化》《中國文學現代傳統的形成》《穩態學》《第三價值》等十余部，文化隨筆集《批評的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