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葉以來，大量不同材質的古代手寫文本陸續出土，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社會和文學提供了珍貴的文字資料，同時也為我們了解古代手寫文本自身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學者們在閱讀和研究這些手寫文本時，會自覺不自覺地和傳世的印刷文本進行比較。如果用印刷文本時代的背景知識來衡量手寫文本，會發現手寫文本與印刷文本相比，不僅相同內容的文本文字和內容出入很大，手寫文本的組織結構和樣態也與印刷文本存在很大差異。就敦煌寫本來說，不但有大量不見于印刷文本的俗體字和異體字，其文本之內容、結構，也有很多與印刷文本的“書”的樣態很不一樣。隨著這些疑惑的增多，以及對這些疑惑的解釋和處理，學術界對寫本特點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化。

而今，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雖然寫本從來沒有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但在印本已成為人們閱讀的主體和主流以后，人們對文本的知識都深深地打上了印本的烙印。帶著這樣的知識烙印來閱讀和硏究古代寫本，就容易出現認識的誤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關注寫本特點為中心的中國古代寫本學就應運而生了。

中國古代寫本學是研究歷代手寫文本的學問，其研究對象包括自先秦至明清的手寫文本，即先秦至漢晉的簡牘、絹帛寫本，敦煌寫本、吐魯番寫本、黑水城寫本、宋代的徐謂禮文書和宋元以來的契約文書、明清檔案，以及其他古代寫本。

中國古代寫本的質料主要是簡牘、絹帛和紙。自春秋戰國至東漢，是簡牘、絹帛寫本流行的時期，可以算作寫本階段的第一個時期；自東漢至宋為紙本寫本時期，這是寫本階段的第二個時期，也是其全盛期；第三個時期是宋至清，這一時期印本已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但寫本仍然存在，可以稱為印本階段的寫本，或寫本后階段的寫本。

中國古代寫本學的研究內容包括對寫本學理論的探討，涉及寫本學定義、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關于寫本的種類、來源、數量等問題的綜合探討；關于書寫材料的探討，如簡、牘及紙的制作、材料的來源和加工過程等；對書寫工具和材料的探討，包括對毛筆、硬筆和墨的探討；對寫本抄寫者和寫本來源的探討，即寫本為何人所抄、抄于何地，使用或發出者屬于何地、何人或何機構等；對寫本形態的考察，包括寫本的物質形態和裝幀形態；對寫本文本形態及抄寫格式、抄寫體例與各種標識符號、字體及其演變、俗語詞、俗字、異文、印記、簽押、款縫、題記的研究；對寫本的二次加工及多次加工情況的研究；對寫本內容的校勘以及名稱、年代和性質的考證；關于寫本正背關系研究；關于寫本的斷裂與綴合的研究；關于寫本的辨偽方法的探索等等。

寫本學關注的是寫本的特點。總體說來，寫本學主要關注的是寫本的材料、書寫工具、書寫者，以及寫本的形態和文本內容方面具有的一般性問題和方法問題，其關注重點不在某件具體寫本，而是眾多寫本存在的一般問題和解決以上問題的方法。

印本和寫本的差異是很明顯的，即一為印刷，一為手寫。就功用而言，寫本或手稿主要有兩方面用途，一是滿足個體需求，一是滿足社會需求。就滿足社會需求而言，印本明顯優于寫本。滿足批量需求的寫本雖然內容是相同的，但寫本的制作過程是個體的，出錯的概率遠高于印本。即使同一個人重抄相同的文本，也很難保證不出差錯。所以，唐代官府和寺院都有專門的抄書手和校對人員，重要的文本都要經過反復校對。印本就不同了，只要仔細校對了底版，就可保證不出錯誤，可以完全避免寫本因制作過程的個體性造成的閱讀障礙。由此看來，社會需求特別是大批量需求應是印本流行的主要動因。

印本流行以后，寫本的社會（批量）需求的功能被印本取代，后者逐漸成為閱讀物的主體（傳播知識的主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寫本的逐漸邊緣化，古代寫本和印本的差異也不再為世人所知。因此，寫本學的任務就是把寫本的特點揭示出來，為人們準確地理解古代寫本，正確地利用古代寫本提供方便。

中國古代寫本學對古代文學寫本整理與研究的促進作用表現在很多方面，以下僅以敦煌寫本為例略作說明。

古代文學寫本與傳世印本的一個顯著差異就是寫本保存了大量當時流行的俗體字和異體字。由于這些俗體字和異體字流行于數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前，已久不見于傳世的印刷文本，所以學界最初面對這些俗異字體，可以說茫然不知所措，以致早期的敦煌文學寫本釋文，如《敦煌變文集》等，在文字辨認方面出現了很多錯誤。一百多年來，敦煌寫本學取得最大成就的領域就是對敦煌俗字的整理和研究。早年給前輩學者造成困擾的絕大部分俗體字和異體字，現在多數都得到了正確的釋讀。如敦煌寫本斯4398《降魔變文》中有“舍利弗者，是我和尚甥”。這個“”字，在《伍子胥變文》中也曾出現。早年羅振玉認為“”是“甥”之別體字，現在我們可以依據《龍龕手鑒新編》等記錄寫本時代俗字的工具書，輕松地將其確定為“外”之俗體字，系涉下文“甥”而成之類化俗字。又如斯328《伍子胥變文》中之“乘肥卻返，行至小江”。“肥”原作“”，《敦煌變文集》將“”校改作“肥”，現在我們依據記錄寫本時代俗字的《干祿字書》等工具書，可知“”即“肥”之俗字，不是錯字，可以直接將“”釋作“肥”。類似例證甚多，不勝枚舉。總之，敦煌俗字研究的進展，極大地推進了敦煌文學寫本的整理工作，使敦煌文學寫本的釋文更加接近原貌。

敦煌寫本學對正確認識敦煌文學寫本的保存樣態也有助益。僅以對敦煌詩歌寫本的整理和研究而論，早年的學者均以刻本時代的詩集觀念看待和處理這類文學作品，在方法上試圖以刻本時代的“總集”“別集”觀念比附和整合敦煌詩歌寫本。這樣一種認識和處理方法，在實踐中一方面出現了將一些完整的詩歌寫本肢解或切割的現象，另一方面則有意無意地將大量無法與“總集”“別集”比附的詩歌寫本排除在研究視野之外。2000年，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出版，明確指出“敦煌詩歌是典型的寫本時代的產物”，并提出在敘錄和校錄時保持敦煌詩歌寫本的原有形態。采用這樣的方法，不僅使學界對寫本時代詩歌流行的實際情況有了更真切的認識，也將敦煌詩歌的整理和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