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的傳染科，我面對有可能染病的風險，為身患傳染病的病人做各項護理；在兒科，我安撫哭鬧的患兒，給他們喂藥、扎針；在婦產科，我懷著喜悅，托起一個個初生的嬰兒。在臨床一線當護士的十多年里，倒班頻繁，難有空閑。逢上夜班，我就趁著白天大腦清醒抓緊時間讀書和寫作。因為每當一個長長的夜班熬下來，整個人會像熟過的綿羊皮，回家就軟塌塌地貼在床上，昏頭昏腦睡上一天。第二天上午再睡半天，下午5點又要上中班到晚上10點。嚴重打亂的生物鐘，酷愛的文學，這兩者似乎總是難以調和。兒科與婦產科又屬最忙碌的科室，對寫作的癡迷，使我常常恨不能長上翅膀，下班就飛回家，不用做飯，不用洗衣，而是一頭撲在書桌上，扎進寫作里。只是身為女人，撫養孩子、顧及瑣碎的生活，樣樣無法回避。如果將每天的時間攤平、切塊的話就會發現，留給自己自由支配的是那樣的零碎，那樣的少。所以，只能積少成多，只能留些許生活熱愛文學。

記得2009年的歲末，席卷全球的甲型流感疫情向我生活的城市襲來。那段日子，醫院除了接收確診的20多個甲型流感患兒外，門診的發熱病人也急驟增加，疑似病區簡直人滿為患。

我是第二批被抽調到甲流疑似病區工作的。與確診病區不同，疑似病區準許病人家屬陪護，可有的家屬怕傳染，只按時為病人送來飯就回去了。由于當時應對甲流疫情，醫護人員緊缺，工作任務非常繁重。幾十張病床，幾十個病人，我們護理組白班有4名護士分區上班，中夜班只有兩名護士，從下午5點上班，到第二天早晨9點下班，休息一天接著又上白班。每天進入污染病區前，我們都得換上隔離服，穿戴好隔離鞋和橡膠手套，加上厚厚的口罩和塑料防護鏡，這身打扮足以叫人感到憋悶，但還要跑著給病人治療，不停地測體溫，扶他們吃藥，幫他們換降溫的毛巾等等。

為防止人員感染，病區的清潔任務也是我們的。在治療和護理的間隙，我們將病房、過道和廁所內的垃圾收集清理后統一封存在專門的箱子里，接著用消毒液拖地，推著紫外線燈消毒每間病房。發燒的病人用開水量很大，除了飲水量增加外，還要給他們不停地用溫水擦拭身體降溫。我們一壺接一壺地燒開水，但為了減少污染的機會，自己卻不能喝水，也盡量不去廁所。有時忙碌得久了，渾身的汗水使人急躁難忍，口中也是饑渴難耐。

一天，病房有個照顧小孫兒的老奶奶也發燒病倒了，聽到這個消息，他們的家人說什么也不敢來醫院了。看著奶奶和孫子兩人都戴著厚厚的口罩，擠在一張病床上，臉燒得火盆似的，我們只能全力照顧，給他們打飯、倒水。當我把一杯杯摻好的溫開水捧到他們嘴邊，看著他們一飲而盡時，我只能舔舔厚實的口罩內早已干裂的嘴唇，而不透氣的橡膠手套中的汗水卻順著手腕滲出來。等下班脫掉手套，手上的皮膚被捂得發白而脆薄，出門碰到冷風就刺骨的疼痛。托著沉重的腳步回到家，才看到雙腳也腫得發亮。

每天戰斗般的工作使人精神很緊張，我們只盼著疫情能快點過去，只盼著病人能早點康復。因為我們疑似病區的醫務人員下班還能回家，而甲流確診病區的同事三天才能輪換一次，他們丟下自己的孩子和親人，工作比我們更艱辛。但是，誰都知道，無論多長的夜，醫護人員都得守護病人，無可推卸，必須堅守。

過了幾天，有一大批病人治愈出院了。在院的病人也逐漸平穩，這讓我們大大松了一口氣。下午工作間隙，我無意間看見對面的居民樓里，有一個燙著卷發穿紅短裙的女子，在屋里悠然地擺來擺去。我給病人換了兩次輸液，那屋里又出現了一個盤起鬃發穿著天藍色長裙的女人，她邁著貓步，很文藝的樣子。我不覺好奇，睜大眼睛看了幾眼。我從病房收了體溫表回來，沒發燒的病人，我對著窗外長長舒了一口氣，還是對面那棟樓，還是那間屋子，一個穿花旗袍的女子又走進我的視線，她婀娜的身姿，蝴蝶般翩翩的舞步，深深地吸引了我。細看，穿著不同服飾的原來是同一個女子，她在家中的鏡子前自我欣賞，那樣自由，那樣專注。

低頭，我被隔離服武裝得連自個兒都不認識了。于是，想出去透透氣，想到處走走，可門口貼著“污染區，禁止通行”的標語。不由得感嘆非典暴發期間，那些為救治病人獻出生命的天使，汶川大地震后，又有多少醫護人員連續工作累倒在崗位上……是的，作為醫護人員，每當我們將命懸一線的病人搶救成功，每當我們精心護理的病人康復出院，這份欣慰可真是外人所無法感受到的。

陸游教導兒子“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要做好護理工作，不但要有過硬的專業知識，更要涉獵人文、心理等各方面的知識。而要寫作，除經歷生活的本身，還得有開闊的視野。多年來，在兢兢業業的工作之余，我就抓住零星的時間讀書寫作，作為一名業余作者，每當作品在雜志上公開發表、著作在新華書店上架，那份欣喜就像春風拂過心頭。

陽春三月，當我懷著激動的心情走進向往已久的魯院，這所神圣的文學殿堂玉蘭高潔、梅花芬芳。感念文學讓我來到魯院，而魯院必將指引我走向更遠的文學之路。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第三十六屆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