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的某種正面情感——人們通常在這個意義上習慣性使用“情義”一詞。相對哲學、歷史、經濟學等知識體系而言，文學是“情義”更為青睞的活動區域，似乎更適合處理情義所攜帶的情感能量。“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些詩篇傳唱千年仍能動人心魄。中國古典四大名著的經典魅力，也與它們在君臣、兄弟、師徒、男女等不同關系類型上的情義演繹密不可分。尤為重要的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文學的情義書寫與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建構之間形成了緊密的互動關系，書寫情義日益成為文學的特長、責任和傳統。

反映人際間的情感關系、滿足內心的情感需求和情感想象，是文學千百年來始終對情義書寫充滿熱情的基礎。黃金有價，情義無價。通過包括情義書寫在內的文字敘述，我們得以經由人際交往中的情感狀態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內心世界，由此得以和歷史建立起某種理解和繼承，金錢無法替代這樣的功能。渴慕生死與共之友情的人們選擇重復“桃園三結義”的情義儀式，不僅因為可以在“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里找到自身情感訴求的歷史依據和價值范本，還在于這種情義模式能滿足被同時代人所承認的欲望。結義者可能對著金條或鈔票起誓嗎？面對蒼天或神祇焚香禱告，這是千百年來文學不斷敘述情義所塑造出的某種穩定。

古代文學所形成的情義敘事傳統，在晚清時受到中國社會巨變所產生的巨大壓力。來自西方軍艦上的炮火轟塌了清王朝的城門，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以來積淀的西方文明，霸道地闖入中國的文化空間。李鴻章感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物質到制度再到文化都在變革之列，傳統情義模式失去了原先社會經濟基礎的支撐，已經無法解釋所發生和將要發生的現實。國破家亡的重大危機，更改了傳統文學敘寫情義的背景和模式。更側重個體間關系的傳統情義續寫，必須站在民族國家生存、社會結構轉化、文化認知重塑的新起點上重新思考情義。整體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眾多的關系正在變動重組。魯迅在《狂人日記》里已經如此追問：“從來如此，便對嗎？”五四文學拉開了重寫情義的序幕，時代要求五四以來的文學情義書寫，必須將人的啟蒙、家國救亡、價值重估等因素有效地編入其中，改造略顯固化的傳統情義模式。在啟蒙與救亡的相互激蕩下，傳統情義書寫的意味在悄悄發生變化。魯迅的《弟兄》之于“鹡鸰在原”“兄弟怡怡”，《傷逝》之于“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巴金的《家》之于傳統的家族情義和家庭倫理，都在質疑中有效地豐富了文學的情義書寫。必須意識到，像魯迅的《弟兄》這樣的“情義”重估，并不是通過直接鋪陳文學敘事的時代語境以推動情義書寫的更新，而是通過發掘被傳統忽視或遺忘的細節，直視對情義可能更為深刻而真實的新認知。《弟兄》更在意于寫出兄弟情義之“難”，難在自我的內心對情義合理性的判斷。張沛君和弟弟張靖甫之間兄友弟恭，在單位和鄰里間有口皆碑，可弟弟張靖甫在突發疾病生死難料之際，哥哥的內心卻不禁為有限的財力如何支出分配而犯難，繼而滋生出希望弟弟死去的念頭。《弟兄》在這個層面上形成了與傳統的潛對話。情義書寫不僅要展現情義后果或內容，還必須考慮到情義發生的前提和語境。敘事前提的變化，產生不同的情義體驗。

改革開放又一次深刻地影響了文學的情義敘事。與五四時期相比，講述情義故事面臨的不再是家國危亡的壓迫，而是經濟發展帶來的誘惑與困惑。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并不意味著精神生活和情感道德的水平也自動提升。相反，價值判斷和意義評估的日益分化，給文學書寫情義帶來了許多困擾。余華于1988年發表的《現實一種》徹底顛覆了傳統的情義認知模式，將魯迅《弟兄》中的猶疑和痛苦往惡的方向推演到了極致。祖孫、母子、夫妻、兄弟，所有的人倫情義都被人性的殘忍擊碎，惡行已經如水往低處流一般自然地發生，連幼兒都無法逃離惡的裹挾。未成年的皮皮只因為喜歡聽到堂弟的哭聲就不斷地折磨堂弟，而由此帶來堂弟的意外死亡迅速引發了身為父輩兩兄弟之間的虐殺，最終導致了大家庭的滅絕。什么是現實？《現實一種》的答案就是丑陋的人性。顯然，《現實一種》彌漫著象征意味濃烈的現代主義氣息，“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了”。如果文學對作為“現實一種”的惡的敘事不斷放大化、感官化和普遍化，就必將出現情義書寫的困境。城市里盡是冷漠的算計和猜疑，鄉村里充滿愚蠢和粗魯的氣息，歷史就是欺瞞和偽飾的產物，現實無非是欲望和利益的平臺，近年來的文學創作的確有沉迷于此的跡象。這就是魯迅當年所批評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可如果將這些文學敘述等同于時代的全貌或情義的全部，顯然過于偏激和狹隘。

當前的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奮斗推動社會發生了全方位的變革，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和人類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此深刻的歷史變化、如此巨大的社會進步、如此活躍的精神世界，都在呼喚著屬于新時代的史詩。新時代的情義書寫當然不能置身事外，它必須直面社會全方位變革帶來的情感關系變化。一名為人民群眾奉獻自己全部心力的干部，如何描繪他的情義與擔當？一名在離家數十公里之外上班的白領，怎么做到新時代的“昏定晨省”？一位有過數家名企成功履歷的搶手人才，如何描述他的職業忠誠？一個伸出無私援手卻難以自證清白的人，怎樣呈現他的熱忱與尷尬？許多現象能為新時代的文學情義敘述提供靈感與能量，傳統的命題并沒有消逝，只是需要新的理解與闡釋。在理解與闡釋的過程中，想象善的能力和批判惡的能力同樣重要，它們是構成新時代情義書寫的兩翼。關鍵在于，新時代的情義書寫如何避免在批判惡時陷入戾氣和流俗，在呈現善時受制于機械和空洞。跟蹤當代文學發展的許多文學批評，已經對無節制地描寫人性惡和負面情感狀態的作品表示不滿，但或許更有難度的，是如何表現這一時代的愛和善、表現這一時代特有的情義風采。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坦言：“愛是人的一種主動的能力，是一種突破使人與人分離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種把他和他人聯合起來的能力。”新時代的情義書寫，需要的正是這種能力：在與社會生活的密切互動、與時代的深度對話中，找到對接情感與現實的途徑。

新時代的氣象為情義書寫提供了充沛的資源，也帶來了特殊的話語表達可能。網絡數字技術的興起，猛烈地沖擊著原有的社會關系模式，人際交往擺脫了特定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交往者也不必再表現出具體而統一的整體身份。智能手機的網絡終端會根據個人的閱讀習慣提供相應的主題信息，人的認知和認同都可能陷入固化的自我循環，這僅僅是網絡帶來的諸多無法察覺的重大變化之一。社會現實的地震波遲早會傳導到文學領域。作為依靠網絡數字技術改變傳統文學話語方式、傳播方式、接受方式的巨大能量體，網絡文學理直氣壯地要求文學知識體系必須給自己騰出足夠的空間。文學的審美機制和生產方式都已改變，網絡話語方式能否塑造某些嶄新的情義認同？由網絡文學的讀者轉變為粉絲是否隱藏了一種新型的情義關系？流行于網絡的科幻小說、玄幻小說、穿越小說、架空小說、末日小說是否提供了新的情義想象？網絡的話語表達方式在多大程度能啟示社會、介入時代的精神狀況？或許傳統的嚴肅文學仍有底氣保留對許多網絡小說的蔑視：那些依靠奇跡和偶然來安撫欲望沖動的網絡文字，你們的現實感在哪里？邏輯性在哪里？如何與歷史對接？如何與崇高對話？你們只有滿足，沒有感動。然而，考慮到網絡數字技術的歷史如此短暫，似乎不應對它掉以輕心。稍微放寬視野，《西部世界》《黑鏡》這樣以數字虛擬技術為內容的作品已經提醒大眾，或許兩三年之后，人和智能機器人之間的情義、虛擬環境中共同參與者之間的情義、智能機器人之間的情義，都可能成為現實堅硬的一部分。

情義與人內心的情感需求息息相關，這決定了它穩定地占有文學一席的分量；情義又總是與時代發生或隱或現的關聯，這塑造了它豐富生動的美學面目。焦點或許在于，怎樣將穩定的情感需求與深刻的現實認知融為一體，見證歷史、銘刻時代。

（作者：陳舒劼，系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