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多了，對于正常人來說，可不是好事；《老子》這部書的傳本多，對于愛好者來說，也不是好事。多到什么程度？元代有“注者三千余家”之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中，收錄有三百五十六種！到今天，這個數字只會增加不會減少，這不僅說明老子學說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也表明《老子》的確存在讓人難以洞徹之處。

好在，被后人推崇的《老子》傳本并不多，常見有以下幾種：

一、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楚簡本《老子》

竹簡分為三組，形制、主題各不相同，行文古樸，時間可以追溯到戰國中期，距老子生活的年代最近。甲本存簡三十九枚，乙本存簡十八枚，丙本存簡十四枚，匯總起來，文字只有今本的五分之二，由于年代久遠，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字殘缺。我推測楚簡本《老子》很可能是摘抄本，其主人只是留取了對自己有用（主要）的一部分；當然也有可能是《老子》一文最初的流行版本，畢竟從現有內容來看，竹簡“被盜”的可能性并不大。雖說“近古必存真”，但寫文章的人都知道，初稿不一定就是定稿，也不一定最好，更何況古人原本就有“完善”經典、“箭垛”前賢的嗜好，這便不難理解為什么今本和楚簡本相比，詞句要流暢、華麗了許多。

二、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篆書和隸書兩種《老子》

這兩種《老子》俗稱“帛書甲本”、“帛書乙本”，時間被認定為漢初前后。在郭店楚簡本出土前，帛書本《老子》被一些人奉為圭臬，因為最早嘛！其實，還是注者高明在《帛書老子校注·序》中說得公允：“帛書《老子》甲乙本在當時只不過是一般的學習讀本，皆非善本。書中不僅有衍文脫字、誤字誤句，而且使用假借字也極不慎重。”同時，高明在“校勘說明”中第一條就寫道：“本書以王弼本為勘校帛書老子之主校本。”

三、北京大學西漢竹簡本《老子》

2009年初，北京大學獲贈了一批海外回歸的西漢竹簡，其中包括全本《老子》，比之帛書本保存得更為完整。到今年都已經十年了，不知什么原因，人們對“海歸本”的重視程度普遍遠遠遜于“本土本”，我曾向北京大學的幾位老學者請教，西漢竹簡何時、何地出土？大家都搖頭。有一位老先生直接建議：與其研究一個來歷不明的傳本，不如直接讀王弼本《老子注》。

四、王弼本《老子注》

今天我們讀到的王弼本《老子注》，出自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底本為明代張子象刻本，是當下《老子》各種傳本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影響者，可以上溯到郭店楚簡本，淵源有自。王弼本中，凡是存疑被后人修改之處，在帛書本中都可以得到印證，幾乎沒有“衍文脫字、誤字誤句”，難能可貴。在帛書本《老子》出土之前，王弼本《老子注》是最早的研究傳本之一。王弼雖只活了二十三歲，卻留下《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指略》、《老子注》等著述，他這一生，真是為讀書而來。

五、唐玄宗本《御注道德經》與《唐景龍二年河北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

古人好攀龍附鳳，唐朝皇帝也不免俗，他們自稱是老子后裔，頒布了《先老后釋詔》，稱“令老先，次孔，末后釋”，確立了“老子天下第一”的順序。高宗李治在位時，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見《新唐書》），玄宗李隆基更是“恐失無為之理……隨所意得，遂為箋注”（見唐玄宗《御注道德經》自序）。李家皇帝的真實水平自不待言，但他選擇的傳本，我推測一定是初唐時期公認的最佳，十分值得我們關注。同理，《唐景龍二年河北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景龍碑）作為現存最早的唐代道觀《道德經》碑刻，不容忽視。

六、其他

《河上公老子道德經章句》、《嚴遵道德真經指歸》、《老子道德經敦煌五千文本》、《傅奕道德經古本篇》等也曾廣為流傳，限于篇幅，就不介紹了。至于宋以下諸公，東拼西湊、腦洞大開者多，不看也罷。

那么，到底是哪個《老子》更靠譜，更可信？繁瑣的建議是不妨以王弼本《老子注》為基礎，以帛書本《老子》、唐玄宗本《御注道德經》、《唐景龍二年河北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郭店楚簡本《老子》作參照，輔以《說文解字》、《爾雅》等工具書，比較《論語》、《禮記》、《莊子》、《文子》、《韓非子》、《淮南子》、《呂氏春秋》、《史記》等典籍的相關內容來閱讀，這當是很有趣的方法。任何名家的翻譯、新注、心得和新觀點，都不如自己用心讀原典靠譜，畢竟直接從老子的原文中求其大義，看老子如何自圓其說才最為可信。當然，如果只是泛泛一讀，王弼本《老子注》就夠了。

讀書如讀人，總要有些恭敬心，胡適先生說：“懷疑的態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證據不充分時肯展緩判斷的氣度是更值得提倡的。”古人讀過的書，我不一定讀過；我見過的典籍，古人未必沒有見過。在沒有翔實證據的情況下，質疑前賢或者拼湊“百衲本”以為學術成就，如此做法稍顯草率。作為不朽的經典，《老子》恰似一曲優美的樂章，一直有譜，有時，不靠譜的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