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個人與一座橋

一個明知故問的傻問題是：二十個人走過一座橋，請問走過幾座橋？

答曰：當然是一座！

美國詩人史蒂文斯回答是“二十座”：“二十個人走過一座橋/到達一個村莊/那是二十個人走過二十座橋/到達二十個村莊”（《宣言的隱喻》），詩人的回答并非僅關涉詩意，它確乎揭示了事物被忽略的某些本質方面。倘若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來回答，他會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也不能兩次走過同一座橋。史蒂文斯在詩里嘆息“這是一支古老的歌”，似在回應赫拉克利特的著名判斷。

赫拉克利特強調在歷時的流波中，白云蒼狗，事物刻刻在變；史蒂文斯側重在共時的花園里，人的秉性、境界各異，術業與眼光各異，同一事物呈現于人們眼中也會迥異。史蒂文斯另有一詩《十三種看烏鶇的方式》，其深層意蘊也類似，諸如十三種之三：“烏鶇在秋風中盤旋，/它是啞劇中不起眼的角色。”同一座橋，在商販、哲學家、詩人、船工、流浪者、扒手、釣翁、建筑師的眼中怎么可能同一？他們會突出橋的某一側面或特征，而忽略其他方面。船工留心橋的高度，流浪者在意橋洞的寬窄，釣翁關注橋與流水緩疾之關系，商販緊盯橋頭的位置，造橋師則琢磨橋的結構。一座橋由設計師、工程師、工人們嚴格按圖紙而建造起來，即便施工精確無比，橋梁在流水、風和時間中也會產生偏離。德國作家海因里希·伯爾說過，造橋預先會做很多計算，所有的計算都是科學的。但是最后無論你計算如何精確，總會有那么0.5毫米誤差。這個誤差是什么？這個誤差就是詩歌，就是上帝，就是虛無。從這個意義說，此橋已非彼橋了。

當然，史蒂文斯并未忘記眾所周知的“常識”：“二十個人走過橋/進入村莊。/那是/二十個人走過一座橋/進入一個村莊。/這村莊不愿顯露自己/但肯定有自己的意思……”與其說是“村莊不愿顯露自己”，不如說“二十個人”囿于同一觀念、思維和視角，看不見事物的真諦。倘寺廟里有二十個僧人，他們眼中的釋迦會一樣嗎？譬如李贄，晚年也入寺為僧，他在與友人書中說：“其所以落發者，則因家中閑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發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為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發，非其心也。”（李贄《與曾繼泉》）如此坦稱落發為僧之目的，恐不多見。李贄處世待物，皆特立獨行，我行我素，落發為僧實為避世之需要，釋迦在他心中不過一可愛老頭。

譬如濟公和尚，說過一句名言：“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在他眼中，戒在佛在固然重要，有時戒破佛留也并非昏聵。當草寇王嗜殺成性，為救度一方生靈，禪師勸他戒除殺業，草寇王挑釁道，只要禪師喝酒吃肉，立馬放下屠刀。此時的禪師是信守戒條，還是救度眾生？也許更多的和尚選擇前者，而濟公和尚選擇后者。明末有個破山禪師，面對草寇王李立陽，也是這樣做的。問題是，后世竟將此言奉為圭臬并作為破戒依據，實在大錯特錯。濟公和尚之破戒是有特殊境遇的，而且其言還有后兩句被有意無意忽略了：“世人若學我，如同進魔道。”此一告誡，實在有大意味。大境界是追摹不來的，弄出東施效顰的笑話倒無礙，造成假和尚盛行實乃佛門之大不幸。

日本江戶幕府時代也出現過類似情形。1614年，德川幕府下達對天主教的禁令，驅逐外國傳教士和天主教徒。大量的教徒被淹死、燒死，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后來幕府將軍發現仍無法撲滅民眾的信仰，便采用另一種方式：用酷刑迫使教徒宣布棄教，強迫他們往耶穌像吐唾沫，踐踏圣像。現代作家遠藤周作為此創作了長篇小說《沉默》，主角名叫羅德里哥——剛進入日本不久的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羅德里哥被捕后，為逼迫他棄教，當局對三名日本信徒施以“穴吊”之酷刑：捆綁四肢并吊在洞穴上，耳朵被打穿了，血慢慢流下來。羅德里哥目睹慘狀，靈魂受到煎熬，信仰遭遇困境：選擇救人，他不得不背棄信仰；選擇堅持信仰，三個教徒要為他的信仰殉葬。無論做何種選擇，他注定是令人不齒的罪人。在經過長久的痛苦思索后，羅德里哥毅然選擇以踐踏圣像棄教來拯救生命。羅德里哥走上與他的恩師費雷拉同樣的道路，然而他并不懂得費雷拉深藏心底的絕望：“日本人也沒有思考超越人類存在的神的能力。日本人把經過美化、渲染的人稱為神，把跟人同樣存在的東西叫做神。但是，那并不是教會的神。”因此，“天主教之所以滅亡，并不是你們認為的是因為受到禁止或迫害的緣故，這個國家存在著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天主教的某種東西。”悲哉哀乎！

倘若《最后的晚餐》中的十三人走過一座橋，必定也是十三座橋罷。上帝固然是造物主，但也不希望每個人都一樣，基督也是。二十個基督徒心中的天堂肯定也不一樣。但丁的天堂分為九層，越往上的靈魂越高尚，直至越過九重天，那才算真正的天堂，圣母和所有得救的靈魂在那兒，經圣母允許，便能一窺三位一體的上帝。而在美國詩人加里·斯耐德那兒，動物們也應該上天堂。他說他父母都是社會主義者，也是無神論者。但在文化上，他們認為星期天還是要去教堂。“教堂離我們一公里，要走一個半小時。八九歲時，我六個月大的小牛死了，我就問教堂的牧師，小牛會不會去天堂，他說不會。我說，那我就退出啦，我的牛不上天堂，我才不來。”如果牛也上天堂，小狗也上天堂，但丁肯定不同意，保羅和約翰會同意嗎？

“我有三顆心，/就像一棵樹上/停著三只烏鶇。”（史蒂文斯：《十三種看烏鶇的方式》）

李赤其人

唐代有個詩人追慕李白，宣稱“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且自號“李赤”。然而李白這個鐵桿粉絲，從盛唐至今一直受人譏笑和咒罵。查此君并無惡行，《全唐詩》刊載其詩，無非有點狂氣和傻氣。他之所以被譏罵，主要源自柳宗元筆記小說《李赤傳》。按理說，名之曰“傳”應據實而書，但柳宗元不是這樣。他取材于筆記小說《酉陽雜俎》，完全不靠譜，卻一口咬定：“李赤之傳不誣矣！”

這種口氣這種膽氣似曾相識讓我不寒而栗！

不妨先看看《酉陽雜俎·獨異志》是怎樣寫李赤：廁鬼姓郭，未知其名。唐貞元年間，吳郡進士李赤與趙敏之結伴游閩，途中在浙地住客棧。晚上忽有一婦人入庭中，熟睡中的李赤驚醒后起身，走出去與婦人搭訕，很久才回房里，取紙筆修家書一封:吾被郭氏選為婿。寫畢又出庭，婦人抽出巾帶勒住李赤，趙見狀大叫，婦人慌忙逃走。次日，他倆繼續南行，結果大白天李赤竟走失了。尋至茅廁才發現李赤坐在那兒，趙遭當頭怒喝：吾正送禮答酬，被汝驚散！他倆又走一天來到閩地，舊友設宴招待，席間李赤又不見蹤影。趙急忙往茅廁奔，但見李赤僵仆于地。趙心想他必為廁鬼郭氏招去為婿了！這個荒誕不經的故事涉及兩個人，但重在“述異”——記述廁鬼的詭異故事，而非寫李、趙這兩個人物。

可是柳宗元不這樣寫。他舍去趙敏之，將筆墨集于李赤一身，還將故事地點改在宣州，因為李白在那兒留下游蹤和不少詩篇，這樣寫更可信。古時丑化某人的功夫也久經錘煉，其一是先從道德上滅你。《酉陽雜俎》并無道德譴責的內容，有個細節是李赤修書，一看即知他未婚，否則豈敢告知家里？《李赤傳》就不同了：李赤住宣州客舍遇一女子，竟如癡如狂地要娶這女子。朋友大驚，知道他有妻室和老母，怎能這般胡來！那女子逃離客舍后，李赤便開始修書，顯然是寫情書。如此一來，李赤不是垃圾也是垃圾了，自然遭萬眾唾棄。

其二是寫你精神癲狂，用柳宗元的詞語叫“病心”。這一招更奏效。我們讀魯迅小說《狂人日記》，就領教過“被狂人”的厲害。其實那不是魯迅的虛構，也不是他的發明。翻遍史冊以及現代編年史，都不難發現這種“被狂人”的案例。柳先生又添油加醋地寫道：李赤寫完情書后上廁所，待在里面久不出來。朋友進去瞧見他雙手抱著一個甕在傻笑，繼而做出倒插糞坑的動作，朋友趕緊拽住他，拉他出廁，李赤怒斥道：吾已升堂面見吾妻。吾妻容貌舉世無雙，她住的宮殿宏大富麗，洋溢著椒桂芝蘭的香氣。回頭再看汝等世界如濁臭的茅廁！吾妻的住處，與皇帝住的鈞天、清都無異。你為何要害吾到此地步？

柳宗元接下來寫李赤又投廁三次，被朋友救三次，最后一次終于溺斃在茅坑。柳宗元為何要比《酉陽雜俎》多寫一次？原因很簡單，這樣才能顯出李赤“病心”甚久，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再歸之于“廁鬼”，于是“被狂人”故事就圓滿了，無懈可擊了。

當然，柳宗元的重心并非在“廁鬼”，而是借李赤“病心”和“受惑”來抨擊時弊，敲打世人：“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這是柳氏的慣用套路，先藏寸鐵于袖，再敘奇聞異事，末了出其不意刺之。倘就寓意而論，柳宗元是不錯的。但我還是想不通，他為何不虛構一個人物譬如“李黃”或“李紫”，卻偏要拿一個善良但不乏弱點的詩人開刀？

取其真人卻虛編其事，柳宗元實在開了個惡劣的壞頭。

李赤何“病”之有？其一他不抄襲，自創自樂。《全唐詩》錄其詩達十首之多，諸如《姑熟雜詠》《謝公宅》《凌敲臺》《桓公井》《望夫山》等，未見有人指摘他抄襲或模仿別人的詩。

其二他不更姓換名，更不冒名。他取名堂堂正正：鄙人叫李赤！世有李白，當然就有李赤！此君憨狂可愛，至于他仰慕誰，向誰叫板，那是他個人的權利。李白不也追慕謝靈運、謝朓么？所謂“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甚至要“腳著謝公屐，身登青云梯”，好似得了戀物癖，可曾見過有人嘲笑過李白？李赤的表現光明磊落，跟冒充李魁的那個李鬼不可同日而語。蘇東坡在《書李白十詠》中說，他經過姑孰堂下，讀到李白《十詠》，其中一首這樣寫：“愛此溪水閑，乘流興無極。漾楫怕鷗驚，垂竿待魚食。波翻曉霞影，岸疊春山色。何處浣紗人，紅顏未相識。”用語淺陋令人生疑，王安國說此乃李赤詩，果然在李赤集里找到。假若李赤真想冒充，不至于傻到將此作收入個人詩集吧。《李白十詠》必為好事者所為。坡公對李赤的詩有個評價：“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就是說，詩不過如此，不算太差，若跟李白比，那便是“心恙已久”！可見《李赤傳》施加的“被狂人”極具殺傷力。事實上，李白歿后，偽作不斷，坡公在《書李白集》一文中多處指謬，但并未歸之于李赤。

其三他不攀附權貴，以自比太白為榮。考李赤一生行狀，乃吳郡（蘇州）舉人，一介書生而已，生平不詳，但喜游歷是肯定的，詩作多為歌詠名勝古跡可以為證，諸如“迥出江水上，雙峰自相對。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參差遠天際，縹緲晴霞外。落日舟去遙，回首沈青靄。”（《姑熟雜詠·天門山》）寫得詩意盎然，清通可喜。

李赤固然是小詩人，或稱三流詩人，但唐代詩歌的璀璨星空正是由大小不一的星星連綴而成。然而史冊往往忽略那些黯淡的小詩人們——他們淪入塵灰的命運軌跡，那些不幸和掙扎，寂寞和無奈，早已煙消云散了。他們偶或被記住，竟如李赤這樣遭人誣蔑而無法洗刷，受后世嘲笑而無力辯護。歷史理應還給小人物一個公道，給弱者的亡靈以起碼的慰藉與溫情。

蒼耳，學者，作家，安徽無為人。發表大量散文、隨筆、詩歌、理論批評和小說，作品入選《詩歌報10年精華》《〈散文〉精選集》《文學中國》《三十年散文觀止》等選本百余種，出版有散文集《紙人筆記》《內心的斑馬》，文學理論專著《陌生化理論新探》，長篇小說《舟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