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海島好》《西沙，我可愛的家鄉》等歌曲展現了守島官兵胸懷祖國、以苦為樂、以島為家的精神品質，至今仍在很多守島官兵中傳唱。 姜伯霖攝

呂遠近照。王晨光攝

呂遠，中國著名詞曲作家，1929年出生于遼寧丹東，1948年參加解放區宣傳隊，1963年調入原海軍政治部文工團，曾任海政歌舞團藝術指導、中國文聯委員、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等職。在近70年創作生涯中，他創作了千余首歌曲，百余部歌劇、舞臺劇和影視片音樂。其中《克拉瑪依之歌》《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西沙，我可愛的家鄉》《泉水叮咚響》《牡丹之歌》《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等膾炙人口的佳作流傳至今，深受人民群眾的喜愛。

記者： 您是怎么樣走上音樂創作這條道路的？

呂遠：我從小就喜歡音樂，14歲時考進了吉林臨江礦山學校，在那里學習到了西洋音樂知識。我還記得有一次上文學課，老師講到宋徽宗被金人俘虜后在五國城寫下的一首詩。當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我們又生活在敵偽區，都是“亡國奴”，我就有感而發把那首詩譜成了曲子，這算是我第一次創作吧。1945年秋冬季節，八路軍來到臨江接收我們學校，帶來了革命音樂，比如《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我剛開始還覺得這些音樂挺“土”。結果學校組織宣傳隊去演出，我們演奏西洋樂器，老百姓不拍巴掌，一演革命樂曲，戰士鼓掌，老百姓也鼓掌。1948年我到遼東省林務局搞職工文藝工作，發現要讓群眾接受我創作的音樂，那得演奏他們喜歡的曲調和形式，“土”成了我的方向。我也慢慢認識到，我的音樂應該是為我的表演對象存在，為接受它、喜歡它的人民群眾而存在。

記者：《建設者之歌》是您早期創作的、在全國唱響的歌曲，當時怎么想到創作這么一首歌曲的？

呂遠：1954年，我從東北師大音樂系畢業后，分到了中央建筑工程部政治部文工團，到處為全國建筑工人演出。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太了解，當時曾經有那么一批可敬的人。國家要實現工業化，要搞建設，上級一聲令下，一大批軍人就脫下軍裝拿起瓦刀加入建筑大軍。這些人的品質是非常好的，吃苦受累，但斗志昂揚，國家工業化的很多大工程都是他們建設的。當時我去工地體驗生活，看著他們黢黑黢黑的，我覺得應該為這群人寫首歌。歌里寫的“面前總是無盡的原野、身后總是嶄新的樓房”“永遠戰斗著奔向前方”等等，都是他們真實生活的反映。后來，這個歌就被團中央推薦了，開始在全國流傳。

記者：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很多人對于克拉瑪依這座城市的憧憬就是源自您創作的《克拉瑪依之歌》。

呂遠：1956年，我看到一個西北克拉瑪依打出油井的材料。這打破了外國人所說“中國無石油”的論斷。我很激動，想寫個歌。我們這批從東北出來的學生，最大的特點就是特別愛國，特別想國家富強起來。我想去了解這個事情，但當時關于克拉瑪依的資料很少，甚至地圖上都找不到名字，歌就一直沒寫出來。

1958年，我到蘭州一個工地上勞動鍛煉。我們建的就是蘭州煉油廠，而且要煉的就是克拉瑪依打出來的石油。我在那里邊勞動邊向人們打聽克拉瑪依的情況，找了很多資料。還看了一部蘇聯拍的紀錄片《從阿拉木圖到蘭州》，其中有很多戈壁灘和克拉瑪依的鏡頭，讓我很受啟發。克拉瑪依環境非常艱苦，那地方風非常大，帳篷立不住，大鐵桶都能吹著跑。找油的這些人工作也異常艱辛，楊虎城將軍的女兒楊拯陸就是為了尋找石油凍死在戈壁灘上。我想讓大家能了解克拉瑪依，了解奮斗在克拉瑪依的人們。我想寫種對比，從前克拉瑪依只有牧馬人、荒原，在新中國忽然有了紅旗、油井。我白天勞動夜里創作，一個月就完成了這首歌。回到北京后，我把這首歌交給呂文科演唱。第二年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當時我們很少有抒情歌曲，所以這個歌很快傳遍全國。有同志跟我說，我是聽《克拉瑪依之歌》來到克拉瑪依的，來了就愛上這兒了。新中國成立這70年國家飛速發展，克拉瑪依是一個典型標本，從原始的、艱苦的一個地方變成現代化的全國宜居城市。

記者：電影《南海風云》中有個插曲《西沙，我可愛的家鄉》，當時也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這首歌您是如何創作出來的？

呂遠： 1963年我調到了海政文工團，開始寫部隊的歌、國防建設的歌。1974年我軍進行了西沙海戰。戰斗勝利后，我第一次到西沙群島，采訪參與西沙海戰的海軍官兵。在永興島的一個棚子里，我碰到了陸軍榆林要塞的詞作家蘇圻雄，我們就相約要合作為西沙創作歌曲。1975年開春，我第二次來到海南，到西沙、三亞等地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我還去通什了解黎族民歌，去儋州研究調聲，去臨高采集漁歌，收獲頗豐。1975年底，海軍部隊又派我跟隨電影《南海風云》攝制組再次來到海南補充采風，我第三次來到西沙。1976年，我和蘇圻雄一個作曲一個寫詞，完成了《西沙，我可愛的家鄉》的創作。演唱者是卞小貞和梁長喜。但出版唱片時錯印成卞小貞和呂文科，這是個誤會。隨著電影的播出，這首歌流傳開來。由于廣大人民群眾對南海神圣領土的關注，這首歌曲傳唱多年。2012年三沙市成立后，我和蘇圻雄在原有的歌曲基礎上創作出《我愛三沙》，后來我又和肖杰合作創作了《三沙祖宗海》。

記者：《俺的海島好》這首歌旋律俏皮，歌詞幽默。創作時您是怎么考慮的？

呂遠：當時普通群眾對海軍的艱苦性不太了解，我就想用艱苦與樂觀作為這首歌的主題，用一種比較風趣的方式，展示海軍戰士把海島變成家園的樂觀精神。王澄元是原唱，他已經去世了。他本人擅長詼諧風格，唱這個歌唱得也好。

記者：歌曲《泉水叮咚響》流傳很廣，當時是怎么創作的？

呂遠：“文革”時期，愛情題材在文藝作品里是禁區，所以上世紀70年代末的時候，人民群眾就格外盼望輕松的愛情歌曲。1978年，海政歌舞團領導大膽地提出要搞一臺輕音樂音樂會。詞作家馬金星把《泉水叮咚響》的歌詞放在我面前。我眼前一亮，卻又有點猶豫。因為歌詞寫的是海軍戰士與故鄉戀人之間的純潔愛情。這一時期，雖然新的思潮已經萌動，但愛情題材仍然是個“雷區”，歌曲能否被通過，我很有顧慮。但我被動人的歌詞打動了，在馬金星的鼓勵下，我還是非常投入地創作了曲子。這個歌開創了改革開放前愛情歌曲的先河，卞小貞在工人體育館的冰上音樂會上一唱，很快便風行全國。但我也清醒地認識到，歌曲的流傳與否，不取決于我們作者，也不取決于歌唱家，而是人民群眾。他們需要這樣的歌曲，這樣的歌自然能流傳。

記者：一名創作者，他創作的歌曲如何才能跟上時代、成為時代標記？

呂遠：這是在我們這個隊伍里大家不斷討論的問題。作品契合時代精神，才能引起共鳴，才能被時代記住。一個作家的作品能不能被廣大人民群眾承認，能不能被歷史承認，有個前提，就是這個作品反映的歷史感情或者這個作品表現的內容，是不是人民群眾內心渴望的，這是重中之重。所以創作者一定要能更多地聽到群眾聲音，要去感悟人民群眾的所思所想。這樣創作者在創作時可能（對主題）掌握得就會更好一些，體會得深刻一些、準確一些，寫出來的東西就更有歷史價值。

記者：一首歌曲如何才能成為經典？

呂遠：歌曲是社會生活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里面形成的一個產物，只有人民群眾才能決定這個作品能不能成為經典，不是作家、歌唱家或是一個團隊能夠定下來的。作品經不經典，要由人民群眾說了算。比如《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這首歌，當時流傳很廣，影響比較大。為什么？它有社會背景。在粉碎“四人幫”后的一段時期，人們渴望陽光一般的生活終于來臨，演唱者親切、歡暢的歌聲就得到了大家的歡迎。

我寫出了《克拉瑪依之歌》，但如果沒有呂文科那種非常飄逸抒情的歌聲，我那個歌只是一張紙。大家聽完一首歌覺得歌不錯，首先知道的就是歌手，然后才知道這首歌的作者是誰，所以我們（創作者）往往是最后被知道的。我們只是社會生活中一個極小的零件，決定作品成敗與否的，是人民群眾。《牡丹之歌》也好，《一個美麗的傳說》也好，從現象上看是唱的人唱好了（才流傳），但本質上不是，能決定誰成為歌唱家的也是人民群眾。所以我總說，比我作用更大的是歌唱家，但最后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民群眾。我清楚地認識到，我的作品粗糙原始，離“經典”還相去甚遠。這是我一貫的自我認知，謝謝。

（陳俊龍、劉津梅整理）

采訪手記

一輩子創作

■袁麗萍

采訪呂老，總感覺自帶“背景音”。千余首歌曲，諸多經典流傳，經常是聊著聊著，我們就一起哼唱起來。

采訪地點，呂老定在干休所的閱覽室。他說自家書房太亂。

直到跟著他回家拿材料，才知道“太亂”的不同含義——

書房里，整個一面墻是一長排高至房頂的書柜，里面密密麻麻排滿了各種類型的歌片，開盤帶、DAT帶、磁帶、CD……就像一個微型音樂博物館。

一張老式寫字臺堆滿書籍，臺上一張碩大的譜紙上滿是鉛筆的圈圈點點。

寫字臺正對面是一臺大電視，代替顯示屏，方便他用電腦隨時工作。

我不由得想起采訪中他的話，“我就是個創作員，一輩子創作”“靈感無非就是艱苦的勞動和不停的思考”……

“今天的合影如何給您？”

“咱們加個微信，你掃我吧。”

呂老果然是個“90后”。他在那部跟我同款的智能手機上點了幾下，就調出了二維碼。

勤奮的人，不斷學習的人，總能跟得上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