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對于女作家的“自我”曾有如下論述：“她們天生地從自我出發，去觀望人生與世界。自我于她們是第一重要的，是創作的第一人物。這個人物總是改頭換面地登場，萬變不離其宗。”這樣的分析無疑適用于張潔。對于張潔這樣“主觀型”的女作家而言，其作品往往是自我心靈的投射，是思想探索的宣言。張潔筆下的那些女性形象仿佛被一個強大的理念之手操縱著，從她們身上常常能辨認出作者的身影。但張潔之所以能成為不可替代的“這一個”，還在于她不懈的探索精神，并將探索成果及時地呈現給讀者。作者的自我處于不斷的“撕碎、撕碎、又拼接”的過程中，這也是作者創作演變的重要方面。從《愛，是不能忘記的》起，張潔就開始建立一種以女性為中心的價值觀念，并在《方舟》《祖母綠》中形成了一種非常固執的女性心理價值世界。

《愛，是不能忘記的》在“新時期”較早地涉及婦女的婚戀問題，在讀者中所引起的激烈反響，至今對不少人來說仍歷歷在目。圍繞著這篇小說的爭論，也成為新時期重要的文學/文化事件之一。小說中的女性主體意識體現在，鐘雨對自己所愛的明確，她不愛什么（漂亮的公子哥兒式的前夫），愛什么（老干部）是經過了自我選擇的，并且堅持了自己的所愛。如果說，愛情是一種“呼喚與被呼喚”，是一種在所愛的對象身上發現“自我”的行為，那么，鐘雨無疑確立起了她在愛情中的主體地位，并且經由女兒確認為一種對于愛的信仰：“讓我們耐心地等待，等著那呼喚我們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結婚。”

然而，“等待”或許正是一套男權文化賦予女性的特定位置，正如灰姑娘等待著白馬王子的降臨。鐘雨高度克制的自我犧牲，以堅貞不渝的奉獻方式所表現出的“精英知識分子的婦德”，仍然是一種父權/男權制度下的文化邏輯深刻內在化的結果，并是這一制度延續下去的重要保障。

《方舟》呈現的則是三位獨身的知識女性在工作、事業上遇到的種種艱難挫折，和她們互相幫助，在艱難困窘中不懈努力的歷程。不幸的婚姻并沒有損傷到她們強烈的事業心，對事業的駕馭能力和強大的思想使她們對社會、人生的評判不同凡響。當梁倩冒著大雨，騎著摩托在雷電下疾馳，她意識到：“女人，女人，這依舊懦弱的姐妹，要爭得婦女的解放，決不僅僅是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平等，它靠婦女的自強不息，靠對自身價值的認識和實現。”

然而，另一方面，這些女人活得很累很累。她們難以享受到生活的樂趣，她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娛樂，她們甚至連一盆花都養不活。她們“混亂、孤寂，沒有愛情”。小說多次透過三位女性自己的眼睛來觀察自己：“梁倩從椅子上站起來，在工作間的隔音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影子。蒼白、干癟、披頭散發、筋疲力竭、橫眉立目……一副呆若木雞的樣子，一點都不討人喜歡。”“誰要她們干什么？就是三更半夜，把她們扔到大馬路上，也不必擔心有人撿了去，一個一個像塊風干牛肉，包括梁倩在內。除非有人閑得實在難受，想找點東西磨牙。”

很難說，梁倩們投向自我的眼光沒有受到“他者”眼光的影響，她們的自我價值中沒有來自“他者”價值的干擾。她們內心深處仍然保留著做一個“真正的女人”的愿望，那是傳統的男權社會留給女性的位置：一個和順的妻子，一個慈愛的母親。于是，她們的抗爭全像是被逼無奈，一種想做“真正的女人”而不得的深深的失落：“她這是怎么了，像個歇斯底里的老寡婦。她從前不是這個樣子。上哪兒去再找回從前那顆仁愛、寧靜的心啊，像初開的花朵一樣，把自己的芳香慷慨地贈給每一個人。像銀色的月亮一樣，溫存地照著每一個人的睡夢。她多么愿意做一個女人，做一個被人疼愛，也疼愛別人的女人。”

這正暴露了《方舟》的潛意識內容：女性本不愿“雄化”，不愿這樣“糟蹋”自己，如果理想的男性是存在的話。傳統的女性觀念深刻地內在于這些現代的知識女性腦中，它們與一種自發而非自覺的女性獨立意識形成了尖銳的矛盾，這大概便是這些知識女性自我焦慮的緣由。故而可以說，《方舟》所呈現的與其說是現代意義上堅定的女性自我，毋寧說是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焦慮的女性自我。

《方舟》之后發表的《祖母綠》或許是更值得分析的作品。這不僅是因為相比前兩篇，它獲得了更多的認可，并于發表的次年獲得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是張潔前期知識女性系列小說中唯一獲獎的；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女性鏡像。《方舟》是批判性的，而《祖母綠》則是建設性的。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它對女性的自我建構，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發展中的女性意識，而又在多大程度上暗暗應和了彼時主流意識形態的“詢喚”。

無疑，曾令兒的形象是高度理想化的，她從仗義執言為情人左葳承擔政治責任開始，經歷了種種常人難以忍受的磨難，終于達到了“無窮思愛”的崇高境界。作家立意借曾令兒，推出她心目中知識女性的最高典范：她自立而又堅忍，默默地承受不公平的待遇，不忘在內心堅持自己的人格，20年扭曲的歷史結束了，她恢復了名譽，得到了社會的承認與尊重。作者在借助這一人物形象繼續肯定女性對于事業的高度認同時，要處理的另一個問題，依然是，對她們來說，愛情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寄托于何處？

直到曾令兒接受邀請返回到曾經愛戀過的城市，她的這一中心觀念仍尚不明確。轉折出現在小說的結尾，她與盧北河的會面勾起了許多前塵往事，令曾令兒夜不能寐，這時她聽到了哭泣聲。小說最后回到海灘，曾令兒曾警告那對度蜜月的可愛的情侶，別在那里游泳，但那新郎還是去了，不幸淹死了，剩下了一個在海灘上發瘋的新娘。曾令兒把那姑娘安頓好。曾令兒想告訴那位新娘：“除了他之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值得愛的東西，她將告訴她，她的愛情已經得到過呼應，她已享受過最完滿的愛情，這種可以呼應的愛情，哪怕只有一次，已經足夠，因為還有那么多人，過完了沒有被呼應的人生。”曾令兒還想告訴她關于“無窮思愛”那句話。

美麗的、九死不悔的、“無窮思愛”的曾令兒以對傷害過她的男人和女人的寬宥實現了自我超越：“就在這時，曾令兒覺得，她已超過了人生的另一高度，她會去和左葳合作。既不是為了對左葳的愛和恨，也不是為了對盧北河的憐憫，而是為了對這個社會，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

曾令兒作為張潔式的具有宗教意味的理想鏡像，完成了這一階段張潔對于女性自我的建構，這種理想性被推到了極致，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張潔無以為繼，她的筆觸暫時從她所喜愛的知識女性身上轉移開了。直到《無字》，與曾令兒屬于同一個譜系的女性形象才再度歸來，而這一次，則面臨對理想自我的解構，作家把這次創作稱作是對自我的解剖。

正是在這種自我解剖的意志驅使下，作家試圖為我們揭示女主角吳為的自我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張潔的女主人公的身份常常是作家，對她們而言，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糾纏在一起，難解難分，說不清楚到底是文學反映了生活，還是反向地創造了生活。

《愛，是不能忘記的》中的女作家鐘雨與老干部的精神苦戀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文學交流，從契訶夫到鐘雨新發表的小說。《無字》中這一戀愛場景又再度出現。吳為靠著想象創作愛情，也創作男人，創作生活：“……愛好文學的吳為，早就顯出創作傾向，不但喜歡創作故事，也喜歡創作男人。”“她總是把男人的職業與他們本人混為一談，把會唱兩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種人當作音樂；把寫了那么幾筆，甚至出版了幾本書，叫做作家的那種人，當作文學。見到了與文字沾邊的人，也就以為遭遇了文學，便熱情澎湃地撲將上去，還以為自己是委身文學，‘文學’也就何樂而不為地接受了她。過后再讀契訶夫的《寶貝》，只好會心一笑。”

胡秉宸和吳為關系的轉折有賴文學的助攻，胡秉宸深諳與文學女性交往的門道，拿著一首傳說中陳毅的詩句找吳為搭訕，繼而又談到了冰心、《愛的教育》《紅樓夢》與狄更斯。吳為不是不明白胡秉宸的這些姿態傳遞的是什么信息。像她這樣一個自小就讀《白雪公主》以及各類西方文學的人，怎么會不懂得男女間的那些密碼？懂得固然是懂得，然而，對于胡秉宸繼續而來的“文學攻勢”，吳為卻難以抵擋，胡秉宸隨口吟出一句秦少游的詞，立刻繳了吳為的械。“……從此這個矮小的男人，讓她覺得像了教授，而不再像副部長，也就是說，像了自己的同類，從此對胡秉宸有了一種原則上的認同。”

文學藝術通過直接成為社會文化環境的一部分從而對人的自我塑造產生影響，人們往往根據文學藝術中的想象性形象或人物模式來塑造自己。18、19世紀的西方小說對張潔那代知識分子的主體形成產生著重要影響。新中國的知識女性吳為同樣是在這樣的文化滋養下完成了自我塑造。她所參照的文化范本，是西方文學中的那些名媛淑女，娜塔莎、朱麗葉、白雪公主……而她對男人的想象與企盼，則是貴族騎士與革命英雄的混合體。

然而，《無字》的別有意味之處在于，男女雙方所參照的是不同的文化范本。胡秉宸看上去像個西方的騎士，然而他文化的根基卻是藏滿了線裝書的老宅子，他最傾慕的是《浮生六記》中沈三白和陳蕓的閨房之樂，他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是“頂好又堪實用又堪把玩，類似陳圓圓、董小宛、蘇小小那樣的女人”。在兩種文化之間，雙方的自我塑造產生了深刻的錯位，發現彼此都不是自己所要找的人。在這種尖銳的沖突之下，在不依不饒的尋思和追問之下，吳為窺見了這個文化的秘密，在解構了理想男性胡秉宸的同時，也解構了她自身。吳為對自我的解構，使她陷入沉默，陷入瘋狂的境地，陷入自我意義的虛無，“瘋子是什么？瘋子是不再能構成意義”。吳為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又一位“瘋女人”。

張潔在解構了女性自我的同時，也提出了建構新的女性主體的設想。在《無字》中，這便是第四代女人禪月。“禪月是一個語法正確、表述清晰、合乎邏輯的句子，吳為卻是一個語法混亂的句子，就像她的小說。”禪月不易為感情所累，獨立而自由。《無字》之后發表的長篇小說《靈魂是用來流浪的》中的母親費珍珠也是類似的形象，對她的描寫則更為具體。她極為優秀、成熟，有超越男人的心智，對男女關系的處理通透而灑脫，在她看來，青春美麗固然是女人的武器，可是，“如果女人不自尋獨立之路，一旦失去這個武器，還有什么呢？”費珍珠不但不屑于這樣的武器，更不屑于爭奪男人的戰爭。“她追求的是事業的承認、科學的認可，那才是一個堅實可靠的肩膀。比起事業、科學的肩膀，有幾個男人的肩膀足夠彌堅？”這依然是一個獨立而自由的女性，近似于西方的自由女性。雖然，她們的形象還比較概念化，看起來還不夠豐滿，不夠清晰，但她們代表了作者最新的自我塑造：“我就是一個喜歡自由空間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