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讀書會由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李怡教授發起，自2011年起，與西川論壇和西川青年學者論壇構成了系列學術沙龍，力圖探索學術的多種可能性。“西川”這一命名方式傳達了勾連遠古性與當下性、激活學人創造力的追求。其中，西川讀書會由李怡教授主持，主要參加者包括四川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的碩、博士研究生以及全國各高校青年學者，每月舉辦一到兩次，為青年學人提供了交流思想和閱讀感受的平臺。

重讀《家》：作為問題的“家”

蔡益彥：巴金的《家》就是一股激流，沒有什么能夠阻礙其噴涌而出的情感。火一樣的熱情，風一般的遒勁，燃燒著內心的沖動，席卷著生命的激情。青春是美麗的東西，死亡卻如影隨行，年輕的生命橫遭摧殘，消逝在時代無情的漩渦中。制度、禮教、迷信擰成一股強大的破壞力，把人世間一切美好吞噬。“家”是一種精神沙漠，沒有愛和理解，只有專制和集權，儼然成為一種暴力機器，粉碎了每個人的“主體意識”，唯有“不抵抗主義”才是生存之道，可是生存的真相又是如此的殘酷，那些綻放著青春光彩的女性一個個盡把眼淚往心里流，默默承受著命運無情的安排。故事的結尾，覺慧終于出走了，離開這個思想的牢籠，然而走出去的終歸是他一個人，家族的命運依然在延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的悲哀，走出去的終歸是少數人，而且步履艱難。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于夢醒了卻無路可走，究竟是選擇沉醉的夢還是掙扎出一條希望的道路，我想這是《家》的意義所在吧。

王奕朋：《家》中給我感觸最深的人是大哥覺新。無論小說中兩個弟弟，還是小說外的廣大讀者，對他的態度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我卻對他充滿了理解之同情。就拿包辦婚姻來看，許多受新文化洗禮的青年，都做出了與覺新相反的選擇，甚至在婚后選擇單方面“離婚”。這固然保全了個人自由，但卻讓這些女子成了新舊文化、新舊時代交替過程的犧牲品。四川詩人吳芳吉的名作《婉容詞》就表現了這種悲劇。覺新沒有拋下未婚妻而去追求自己朦朧的愛情，一方面是遵從了父母之命和封建傳統，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對這位素未謀面的女子的保護呢？婚后的和睦也算是對覺新的寬慰了。覺新的處境，在現今時代仍然存在，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沒有了封建壓迫，卻還有種種其他的無奈。正因如此，我才能夠用寬容的態度來看這個人物，換位思考，恐怕我也無法做出更好的選擇吧。

李揚：我認為，《家》通過五四這個主題使巴金獲得了一種表達自己的契機：不僅是表達對舊家庭的“憤怒”，要“為自己，為同時代的年輕人控訴，伸冤”，也包括對他思想困境的一種自救。大哥去世后，在上海的巴金一個人去了四川路，這意味著什么呢？小說突出的一個主題就是對家的棄絕，但是覺慧遭遇了倫理困局，他所要打碎的東西恰恰是一個人最無法割舍的血緣親情。我們會發現，覺慧的每一步成長，覺民和覺新都是見證者；對巴金來說，即使大哥不再作為與他生命息息相關的一部分，但仍要以文字的形式作出一種紀念。這種倫理困局也是一種歷史困局，只是說，在這個文學文本中，這種歷史困境以浪漫主義的方式被想象性地擺脫了。覺慧在小說最后告別了“家”，駛向了“群”的生活，但現實中的巴金卻自出走后一直保持著與哥哥的聯系，這種身體與心靈、信仰與現實的張力或許是我們進入這部文學作品的一種路徑。

金彬那麗：我來自韓國，那我就中韓兩國家庭題材的作品做一比較。巴金的《家》以“家族史小說”的形式敘述封建家庭的沒落過程，韓國的家族小說中也有類似的故事結構，也受到了一些韓國學者的關注。我們會發現，雖然《家》和《三代》《太平天下》等同時代韓國家庭小說在創作時間和結構上有相似之處，但作家的世界觀與立場顯然不同。從巴金的《家》中可以明顯看出封建與反封建二元對立的格局，充分表現出受五四影響的作者對“革命”的期待和熱情，強烈揭露封建主義的各種問題和弊端，以及堅決拒絕舊體制的態度，體現在作品中展現出作者對革命、新時代和青年的樂觀期待和希望。相反，《三代》和《太平天下》等上個世紀30年代韓國家庭小說圍繞殖民統治和資本主義的復雜現實狀況，通過對傳統家庭制度的沒落過程的敘述，描寫苦惱、挫折、彷徨的人物形象，表現出當時知識分子的困惑感。

巴金創作轉型與“家”的蛻變

張墨穎：《憩園》豐沛的情感、詩化的語言、第一人稱如泣如訴的講述姿態，隨處可見巴金赤子般熾烈的內心。一方面，故事的情節有太多巧合，無論是電影院、茶館、路邊，“我”似乎總能遇到楊氏一家，而每次遇到也多伴隨著重大的情節轉變。另一方面，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獨特，姚太太感性、浪漫，有文學修養，有獨立的精神世界，苦悶落寞的一面不為人知，和作家“我”在思想上有較深切的共鳴，卻與庸俗鄙陋的姚先生感情甚篤，他們的婚姻基礎值得探尋。楊夢癡作為一個隱藏的主角，在楊家小孩的敘述中被無限寬容原諒，可從事實層面來看，又實實在在是一個毫無擔當、將美滿家庭置于破碎境地的人，楊家小孩卻對其有無限的憐惜。這些看似超出生活現實和邏輯的地方正是《憩園》的魅力所在，濃郁的人情味不僅是作品的人道主義，也是對讀者的關懷，巴金懷著善意和信任，讓我們相信“活著究竟是一件美麗的事”。

丁菡：“給人間多添一點溫暖，揩干每只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這句懇求般的話，不停地反復在握筆者的耳邊響起。世事苦難，暗如黑夜，黎先生在他的《憩園》里為老車夫和瞎子女人留了一盞燭光，當我們期許幡然悔悟也能夠重新亮起圓滿的希望時，巴金先生卻用“偶然”結束了《憩園》中兩個鮮活的生命。落魄的楊夢癡和年少的姚小虎的死亡，是這篇筆觸平靜從容的小說里最讓人難以釋懷的悲傷。“長宜子孫”的觀念借“富裕的寄生生活”讓兩個本應溫暖的家庭危機四伏，搖搖欲墜，可是在這種沉痛之后，我們卻又仿佛看到楊家老三貼出了紅彤彤的雙喜字，聽到萬夫人為姚家帶來了一個哭啼響亮的新生兒。巴金先生在小說的結尾，將兩滴已經失去理想和自我的淚水用筆揩去了，他好像已不忍繼續一種姚小虎到楊夢癡的重復。盡管黎先生已乘車而去，大仙祠也變作一堆瓦礫，我們不知道歡樂和溫暖能否如愿綻放，他年憩園的茶花又是怎樣的姿態，但巴金先生對“家”那份“控訴”后的“同情”，對整個社會那份百感交集的關懷和愛，卻給了我們深深的感動。

林依依：無數讀者曾為《家》中善良的瑞玨扼腕嘆息。她以巴金嫂嫂為原型，結局卻悲慘得多。其悲劇背后是鮮明的時代主題和敘述框架。時隔13年，巴金在《憩園》中塑造了另一個身份和命運更為復雜的天使形象——姚太太萬昭華。雖然遭遇趙家的仇視、小虎的輕蔑和丈夫的不了解，昭華仍尊敬長輩，關心繼子，體貼丈夫。她藏著極深的內心的寂寞，提心吊膽地在大公館里學著持家。昭華訴說著巴金善意的心聲，有無數種人生的可能性，這是對于身處高公館的瑞玨的超越。昭華看似弱小，卻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心懷社會，喜愛文學，甚至使小說敘述者第一次看見自己的無能與失敗。隨著核心家庭化，若《憩園》續寫，孩子出生后姚家的焦點更集中于她。又或許，她終日為書中人物掩面而泣，望著桌上孤零零的茶花，馬路盡頭只有冷清清的月亮。她寂寞地活著，又寂寞地死去。我認為，兩個天使形象都融入了巴金極深厚的感情和理想，二者所潛藏的不同的文學機制、作者思想的轉變、女性書寫的意義以及對于文學創作的啟示則有待讀者去發掘。

左存文：我發現，很多同學都關注到了《憩園》中的人物個性，也會關注到多重結構的魅力。但是對于巴金在這部小說中塑造的作家形象，卻僅僅以敘述者、故事參與者的視角來感受。其實巴金在《憩園》中對作家生活有一種烏托邦想象，資產豐厚并對作家禮敬有加的同學姚國棟，溫柔善良并崇敬作家、有很高文學修養的萬昭華，以及安靜秀麗的憩園、一幫照顧周到的仆人，沒有比這更為理想的寫作環境了。以這個視角來看，小說中“黎先生”與“姚太太”之間的曖昧耐人尋味。這種烏托邦想象讓人很自然地想起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歐洲一些國家的作家生活狀態，尤其是很有名望的詩人或作家，一些貴婦人競相邀請他們到家中做客，并資助他們寫作，這些貴婦人以此為榮。比如里爾克后半生幾乎就是在這種資助狀態下度過的，尤其是他的長詩《杜伊諾哀歌》就是在資助人提供的杜伊諾城堡寫成的，巴金筆下的“憩園”簡直與杜伊諾城堡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傳統文人的科舉之路被歷史掩埋之后，專業作家的社會形態尚未成熟，加之稿費制度在戰亂年代的不穩定，巴金筆下出現的這種作家生活的烏托邦想象就更值得關注了。

未完成的思考：斷裂還是承續？

楊洋：從《家》到《憩園》顯示了巴金的成熟，體現在他跳出了早年的“線性進化觀”，不再以新舊對立的思維來看待傳統經驗，并且能辯證地看待自己的過去和過去的那個家庭以及傳統文化。巴金在《憩園》里寫下了自己最想寫的也是他曾經最熟悉的舊家庭中的人和事。巴金關于文學、關于理想和信仰、關于同情和憐憫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促進“人”的發展。這里的“人”還不是我們所理解的一味追求個性自由解放的人，而是有理想、有信仰、有愛心、能給別人提供真心的幫助，甚至還有犧牲精神的人。巴金對理想人格的信仰與對人倫模式的反思和重建始終緊密相連，并成為巴金堅持一生的人生和創作追求。

于孟溪：我發現，《家》和《憩園》中都存在一個花園的空間，花園是人與自然親近的所在，是人不用離開城市即可以感受到自然的空間。“花園”這個空間在這兩部小說中是一種獨特的存在，它將花園中的人與屋子里的人和事隔絕開來，花園中的人可以擺脫束縛只做“人”本身。《家》中的花園，是青年解放個性、暫時擺脫封建家長權力控制的地方。在這個花園中人物可以擺脫身份差異帶來的鴻溝，作為獨立的人、作為獨立的個體交談、戀愛，他們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軌跡、展露真實的情感。因此鳴鳳與覺慧的愛情故事在花園發生，而鳴鳳為了成為“人”最終選擇在花園結束自己的生命。《憩園》中的花園，黎先生在這里還原了楊夢癡的故事。花園里沒有道德的評判，有的只是對真摯情感的追溯。從《家》到《憩園》，花園這一空間的存在，使得人物有了成為人的可能，也使讀者一直被壓抑的感情有了喘息緩和的空間。

陳佳：在我看來，巴金先生的《家》和《憩園》都是關于家庭的文本，貫穿在這兩個文本的同一線索便是對家庭模式、家庭倫理的思考。在《家》當中，反叛的時代新潮兒覺慧對有著封建性質的高家有批判有厭惡，但他不可能完全棄絕，因為血緣關系無法分割，這就使得以覺慧這樣的個體為代表而組成的群體陷入了一種倫理的矛盾。這種“棄絕——無法分割”的倫理矛盾其實在《憩園》中楊夢癡的兩個兒子對待他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到，大兒子決絕地拋棄父親，代表反叛，而小兒子一直照顧父親，在父親失蹤后不放棄尋找父親，代表守候。

《家》展現的是一個“舊”家庭體現出來的舊傳統的問題，與之相比，《憩園》展現了“新”家庭的舊傳統問題。如果說《家》在抨擊高家作為舊式家庭的封建性，那么《憩園》則表現了新人組建的新家庭依然有“舊”的遺留問題。在《憩園》中，新主人姚國棟是完全不同于《家》中的高老太爺，他上大學留過洋，想當作家，任職于學術和官場，而姚太太也喜歡讀小說，看電影，較之于同時代的女性，她是“新”的，姚氏夫婦甚至可看做是覺慧的影子，但這樣的“新”家庭里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如在對待兒子小虎的教育問題上。從某種意義上說，從《家》到《憩園》，展現了青年的覺醒以及青年覺醒后真正實踐入世又陷入了家庭困境。

范玲：巴金的作品，總讓人覺得誠懇。他懷抱著自己的信仰，在30年代，陸續寫完“激流三部曲”，其間的青春氣和天真感，仿佛還原了五四一代青年在那樣一個動蕩時代的慷慨激昂。40年代寫下《憩園》的巴金，還是那么誠懇，還是不愿放棄自己的信仰，但對現實，對未來都有了更為復雜的體會。他不再一味掙脫“家”的束縛，批判舊的，崇仰新的。對曾經在五四被極力宣揚和追求的“自由”，巴金開始有了反思，對曾經在五四被極力打倒的“舊”，他難掩嘆惋的心情。或許人到中年，都難免進入這樣一種更為深沉和復雜的狀態。不過，巴金從青年到中年，從激昂到嘆惋，正與中國20世紀從五四發展至40年代的時代情緒相契合。這或許可以成為探討巴金作品變化的另一條路徑。

趙靜：實際上，《家》是巴金青年時代充滿激情的文學作品，是他對于五四精神的文學實踐，在這座兄弟聚居的高公館內，當親情撕掉其溫情脈脈的面紗之后，搖身一變成為了狠辣的劊子手，將鮮活的生命堵在“家”內，一些“出不去”的人為此獻祭，而另外一些人也在試圖掙扎。“家“成為狹小的籠，“出走”成為小說《家》的重要主題，而覺慧所幻想的沒有血緣牽絆，沒有經濟負累的“群”的生活則代表了巴金理想中的社會面目。而到了《憩園》中，巴金似乎不再執著于大家族的生活，大多是人丁簡單的小家庭，公館里生活的人也多是從五四一代過來的知識青年。可這些曾受過五四精神影響的青年們在三四十年代冗雜、細碎的家庭生活面前，在多變的社會環境面前依舊有著無法忽視的悲劇性。事實上，從《家》到《憩園》，巴金始終關心“家”這一空間，其實是想通過寫“家庭”來試圖尋找理想的社會關系，通過看人在家庭中的生活方式，來探討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合理性問題，即人如何在社會、家庭中妥善安放自我，實現自我的生命意義。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19年6月2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