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可以分為辛亥革命時期、民主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時期等多個發展階段。整體回顧起來，每個歷史階段都成為其時廣闊而宏大的時代背景，每個歷史階段也都產生有與其相適應的宏大文學敘事。且不說綴在現代文學史上的珍珠，單就新中國成立以來，先后產生了《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等第一批當代文學作品，《沙家浜》《紅燈記》《白毛女》等第二批舞臺藝術作品，改革開放以來，更是產生出《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古船》等一大批回應時代精神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宏大背景和宏大敘事中，大都是以大見大，有些作品也展現了以小見大，但對于大小融合、大的拓展，我們的文學卻在對現實世界的抒寫中更多流連于邊緣地界。在延續了近20年私人經驗之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中國共產黨建黨98周年等時代重大節點相繼出現，文藝界相繼出現了一批反映重大歷史題材的作品，宏大背景、宏大題材和宏大敘事再次引起文壇關注，個人命運和宏大題材兩大敘事傳統的互補格局正在形成。

二

陳集益的中篇小說 《金塘河》以“我”的視野觀察生活、講述故事。小說講述了金堂河邊一家人在改革開放前，為了多生產糧食吃飽飯，父親與天對、與地斗、與人斗、與鳥斗、與野豬斗的近乎悲壯的故事。作者在寫這個故事的過程中，比較好地把握了個體生活及其命運與他所處的大時代的關系，能夠讓人感觸到強烈的時代精神。小說在結尾處將時代背景切換到改革開放初期，村里人開始外出打工了，曾經被一代人開天辟地開荒出來的農田、甚至是良田都漸漸荒蕪了，讓人心生一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心酸和感慨，使這個小說具有了黑色幽默般的沉重感。我想很可能是因為作者選擇了這兩個大的時代背景，在聯接各個時代背景中來展示人物命運，因此小說雖然通過個人敘事來塑造人物，實際上呈現出一種開放性的宏大表達，小說關注的是國家命運、國家命運中人的命運。正是這樣大的背景中，在寫干旱的時候，有一塊干旱地的一面臨近一股很細小的水，作者寫道：“從田的這頭往那頭看，稻田的顏色從翠綠到了金黃，仿佛梯田的另一邊已經提早進入了秋天。”《金塘河》的以小見大并非通過由小而大的寓言完成，而是將宏大背景和人間煙火融合連接起來，通過大小融合展現出時代變遷中人的精神世界。

熊育群的長篇小說《己卯年雨雪》則顯示了由大而小。小說展示的抗日戰爭時代背景十分鮮明，但作者把抗日戰爭置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這一宏大的背景當中，將一個局部的戰爭放在很大的視野來觀察。正是有了這種視野，作者擁有了切換觀察視野的動機和理由，能夠站在日本人的視野來講述故事，從人類文明的視野來觀察戰爭中雙方人員的心理和事件，從而構成《己卯年雨雪》的根本性貢獻。正是在這樣的觀察視野中，我們觸摸到的很可能是對人類本身巨大的悲憫、反思與和解，這使文學的價值從政治功能、娛樂功能轉向了思想和人文價值，進而轉化出審美價值。為什么要強調這種視野呢？因為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開啟了全球化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的高度融合，全球化背后的基本邏輯，是對人類自身的基本尊重，是要求建立不同膚色、種族、文化、地域之間的人的共同規則的內在沖動，作為人類尊重自己的基本原則，人類共同的命運越來越成為當下需要討論的命題。這是一種新的時代的內在要求。當我們要為這種新的邏輯做出響應時，必須重新反省檢視歷史，《己卯年雨雪》就在這種宏大背景中展現了探索的努力。

趙晏彪的長篇小說 《中國創造》。小說題目的時代背景很明顯，時代感很強。“中國創造”的時代，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中國創造》將中國工業發展置放在中國改革開放的主線上，揭示了工業發展中個體和時代的共生命運。現代信息和科技加速了世界經濟由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的轉化，虛擬經濟抑制著實體經濟的發展。但虛擬經濟一旦失去了實體經濟的支撐，虛擬經濟就成了泡沫。當中國加入到全球經濟利益分配體系之后，必須做實實體經濟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背書。同時，要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也必須保障實體經濟良性發展，讓老百姓富裕起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文學卻很少將工業生產中的產品和人置放在工業發展這一宏大背景之中，甚至在廣東這一制造業核心地帶產生的是打工文學，文學長期傾述的是人的苦難，甚至這種苦難也不是時代陣痛下的人的苦難。現實情境中，很多作家將個體的問題解決得比較好，前面人的背景問題卻被擱置起來了，沒有進行認真思考。當然，當一個人把自己置放在更大視野來審視的時候，很可能會變得格外低調，他容易看到自己的渺小，容易對人類心生悲憫情懷。宏大背景的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人類命運的問題，也是作家不容回避的問題。

宏大背景中可以寫個體生命體驗，宏大背景中還有著基本的宏大事件。一般而言，作家寫什么，怎么寫，都是自由的。但是，當我們把文學作為一種公共精神、一種責任存在時，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看。文學有沒有責任？上世紀90年代以來開始流行怎么舒服怎么寫，對私人經驗的抒寫開始流行，他們也許是有責任的，但作家之我是第一位的，責任被放在后面或是潛意識的，或者是由讀者批評家分析解讀出來的責任。對于我們越來越善于挖掘的庸常的私人經驗，有人強調這是文學向本位的回歸。但我始終認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戰爭年代的文學有戰爭年代的特點，今天的文學也應有今天的特點。如果一定要做劃分，我寧愿將這種私人化作為當下這個時代文學的階段性特點。這也因此意味著，這種私人經驗的極致抒寫并不是終點，不是有些人講的本位回歸，而是不同時代的不同文學呈現，我們在新的時代背景中還會迎來新的文學呈現。我想，今天個人經驗的大面積書寫，一方面當然反映了當下的部分中國現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家對日常生活的沉湎，即便面對飛天潛海這樣巨大的時代變遷，作家們也常常開掘其日常的生活經驗，雖然有時作家選擇了不庸常的視角與眼光，但這離事物本相畢竟遠了一些。

三

從文學史來看，從《荷馬史詩》開始，到中國的《山海經》《詩經》，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的小說，實際上都有著宏大事件在這個脈絡中忽隱忽現，比如前蘇聯文學。當然有些寫宏大事件的文學作品，過于放大了事件本身，輕視了宏大事件中人的因素，出現過模式化、類型化。但是今天，我們走到了另一面，無限放大了個體，極盡所能弱化了宏大事件。關于宏大題材，何建明的《國家》講述了2011年中國從利比亞撤離華僑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到個人命運如何與國家緊密相連，個體行為如何與國家行動緊密相連，展現出文學真實帶來的審美力量。在我看來，重大歷史事件很可能比私人小事件更具有故事沖突性，更具有展現人性復雜的可能，也更具有展現人物命運的魅力。但是，這些年來，我們很少有這樣的作品面世，甚至彌漫著一股厭倦重大事件的氣息。我們似乎應該更客觀一些，除了私人生活、私人經驗，那些重大事件中也蘊含著一個個人的精彩與美妙、困苦與掙扎，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審美與情趣。當然也可能，有人覺得并不熟悉這種重大事件，只能以滴水見大海，一葉知秋，這就回到了宏大背景上，宏大背景中的私人經驗，這也可能是一種極為有效的表達。

記得2018年，文學界在南京召開了一個當代文學論壇，圍繞科技全媒體時代中國當代文學的新路向展開研討。有評論家指出，文學的外部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作家能不能寫好大家都能看到的共同的外部世界，也寫好大家都經歷的也許彼此隔絕的內部世界，成為文學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世界發展到今天，當下的生產力所形成的生產關系和以往也大不相同。文學所謂的寫人，脫不開去寫這種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中的人。就文學而言，生產關系就是作品中那個時代里人與人、人與時代的關系，人和人在經濟社會活動中所構建的精神活動及其成果。但在波瀾壯闊的今天，我們的文學基本上是屬于內部的，極少有作品將所處的時代、所代表的生產關系、所展現的開放性寫出來。這個時代的氣質、時代精神，正是由萬萬千千的“我們”所構建。但是我們的文學，常常無視于這種主流的生活形態，把握不住社會和生活的主流與本質，無限放大了個人情緒。從我們的不少文學作品中，看不到激情燃燒，看不到拼搏創新，也看不到國際化，甚至看不到諸多因網絡而生的新的生活形態。文學的本質固然要揭示豐富的人性，構建豐富的審美，主流的生活形態就不能揭示人性、不能構建審美了嗎？

任何一個時代，不僅包含時代中的個體體驗，也包含時代的主流社會形態，這種主流的社會形態，也是由一個個個體所構建的，我們從中能找到巨大的沖突、深厚的情感，也能提煉出審美規范，也能寄寓審美期望。我并不反對作家們抒寫私人經驗和個體命運，我反對的是輕視或忽略宏大背景和宏大題材。我始終相信，文學中個體命運和宏大事件正如他們在現實中那樣緊密聯結，只有二者更好地結合起來，我們共同命運中的人間煙火才更斑斕、才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