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就讀過柳青的《種谷記》《銅墻鐵壁》等作品，1960年起還研究《創業史》并陸續寫過幾篇評論，但我和柳青本人有機會見面，卻是在他于《延河》上發表《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的4年之后，這篇文章針對我評論《創業史》的文章作出了回應。

那是1967年的8月初，我去西安作協機關住下后的第二天晚上。

西安竟是這么炎熱，白天太陽底下曬著猶如燒烤，天黑下來還酷熱得難以忍受。已是晚上大約8點鐘了，仍然沒有多少涼意。坐在室內想寫點東西，揮汗如雨，手臂與紙張接觸的地方全濕透了。在燈下看東西也不斷冒汗，真恨不得浸泡在冰水里才好，于是只好走到室外去乘涼。

一位約莫五十多歲、理著平頭的老漢，坐在院中的水泥池邊上，也在納涼。

我曾聽人說過，柳青因“文革”中受到沖擊，已和他的家人離開了長安縣的家，住進了西安作協所在地，集中起來參加運動。他每天負責打鐘，給作協機關報時間，莫非這位老漢就是他？

于是我走過去，有點冒失地發問：“您是柳青同志嗎？”

“是。您貴姓？”

“我是嚴家炎。”我伸出手去。

老漢也伸出他的手，和我握著說：“啊！昨天聽人說你到這里來了。咱們這是第一回見面嗎？你來西安幾天了？”

“昨天下午剛到。”

“西安天氣和北京不大一樣，夏天熱得厲害。”

“是啊。早上還算涼快，白天和夜間都很熱，真是大陸性氣候。”

“倒不是因為離海遠，還有一些具體的氣候條件。”

于是，他打著手勢說起影響西安這一帶的氣候條件：高大而綿延不絕的秦嶺山脈如何圍擋在從西南到東南的方位，西南與南方來的溫濕氣流如何受到阻隔，形成了西安地區暑天的蒸籠效應……他講得非常通俗易懂，又相當準確到位。

我從《創業史》中知道柳青對這一帶的地理、氣候條件是熟知的，但熟悉到這種如數家珍的程度，理解得這么透徹，卻出乎我的預料，使我驚奇不已。

我問到他近期的身體狀況。他告訴我，自己患的是季節性哮喘病，每當受到某些花粉或其他說不清的細小物質的感染，就容易引發很難受的哮喘，因此總得時刻小心，但眼下情況還算可以。當前使他感到著急的，倒是另一件事：《創業史》第二部的稿子找不到，被某大學學生抄走，現在不知落在何處。他擔心會丟失。我聽著也感到意外，甚為關切，卻一時想不出什么好辦法，只能向他建議，可物色熟悉該大學情況的人先去詢問。（我后來聽說，第二部書稿幸運地找回了。）

大約聊到晚上9點左右，由于又到了應該打鐘的時刻，柳青先與我分手道別，離開水泥池邊打鐘去了，我也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間。

第二天晚間，我和柳青又在納涼時見面。他向我問到《關于梁生寶形象》一文寫作和發表的情況。他問我：“那時你為什么要寫批評梁生寶形象的文章？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人授意？”我告訴他：“沒有任何人指使我寫這篇文章，我僅憑自己閱讀《創業史》的藝術感受，而且是把作品讀了兩遍，做了許多筆記才形成的一些看法，總想把它寫出來。在我的感覺中，《創業史》里最深厚、最豐滿的形象確實是梁三老漢；梁生寶作為新英雄形象也有自己的成就，已在水平線之上，但從藝術上說，還有待更展開、更充實、更顯示力度，眼前仍比不上梁三老漢，因此，不寫就覺得手癢癢的。只是我那篇文章中有些措辭可能不太妥帖，斟酌得不夠，直來直去，像‘三多三不足’之類。”柳青問：“你當時多大？”我告訴他：“那時二十七八歲。”又補充說：“有關《創業史》的最初三篇文章，都是1960年冬天到1961年夏天寫的。《文學評論》編輯部起先對刊發梁生寶這篇有點猶豫，擱了一段時間，延到1963年才發表。”柳青馬上說：“如果是這樣，看來我對這件事有點誤解了。我總以為，批評梁生寶形象的那些意見不是你個人的意見，而是有人想借此來搞我，因此才在《延河》上發了那篇《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他又補充說：“你談梁三老漢那篇文章的看法，我是同意的，當時我跟《文學評論》的編輯同志也說過。”“是跟張曉萃同志說的吧？”“是，一位女同志。”

次日午后，柳青要一位家人來邀請我到他暫住的家中去吃西瓜，我見到了他的夫人馬葳和其他家人，聊了一會兒家常話，感到很親切。

真正與柳青第二次見面，已是“文革”后的1978年。柳青當時因花粉過敏、哮喘病嚴重發作而住在北京朝陽醫院，我和新華社徐民和相約一起去看望他。柳青鼻子上雖然插著氧氣管，見到我們后談話的興致卻很高。他告訴我：“前幾年因病來京住院時，很想見你一面，但未能聯系上。”柳青這次談話的中心，是做人的態度問題。他說：“做人，總要有個原則。是一時遷就，隨便表態好，還是堅持原則，看似頑固，不肯檢討，實際卻堅持應該堅持的東西，符合革命的利益，究竟哪一種好？我是要堅持后一種的！不要不甘寂寞……”

柳青還說：“我認為，學習創作的途徑，除了從生活中學習，只有讀作品。一部好的作品能帶出一批年輕作家。1963年在成都一次會議上，當著周揚、林默涵的面，我就講過這條意見。”他轉而問我：“你是搞理論、評論的，我不知你同意不？”我向他連連點頭，表示自己是贊同的。

我們看柳青說得很多，很激動，怕把他累著了，就勸柳青別說了，暫且休息一會兒。由徐民和向柳青介紹了剛開完的文聯擴大會議的情況。柳青說，他相信“文藝界的事還在發展”。歷史證明，柳青的預言完全正確。

2006年4月，我作為中國作協代表團成員參加“丙戌清明祭掃黃帝陵墓儀式”，之前在西安去柳青墓前祭掃并有幸見到柳青的女兒劉可風女士。晚間，陜西省作協在賓館設宴招待代表團成員。宴會后劉可風訪問了我，問了我1967年夏去她家與她父親談話的情況（她事先已問過陜西作協的王宗元），也談了她在父親晚年患病期間與父親的對話。劉可風表示她贊同代表團團長張鍥在柳青墓前講的：嚴家炎是柳青的“諍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