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秦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博導，參與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文本撰寫）

采訪：范昕（本報首席記者）

于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辦的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傳來好消息：我國的良渚古城遺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良渚古城遺址是改寫中華文明史也改寫世界文明史的重要發現，它令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有了實證。因而良渚古城遺址的申遺成功意義非凡。為此，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博導，參與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文本撰寫的秦嶺。在她看來，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的最大價值在于，讓我們從小就說的“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得到了國際認可和進一步的推廣。

文匯報：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的消息令人振奮。在您看來，良渚古城遺址為何能夠申遺成功？這樣的成功意義何在？

秦嶺：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對大部分人來說可能是大新聞。《保護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公約》是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并開始實施的，中國自1985年正式加入成為成員國。作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良渚古城遺址是中國入選的第55項世界遺產，這不僅僅為中國成為“世界遺產名錄”數量之首立下汗馬功勞；更深層次意義，是讓我們從小就說的“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得到了國際認可和進一步的推廣。

從我個人角度看，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是眾志成城又水到渠成的結果。首先，這無疑是考古學家的功勞，是“長三角”幾代考古學家的考古發掘和科學研究，使得這個歷史記載中都不存在的“史前”文明得以重見天日。如果沒有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發掘屬于江南地區的黑陶文化，并堅持在戰火中完成報告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如果沒有七八十年代，從江蘇草鞋山、寺墩、上海福泉山到最終良渚的反山瑤山等眾多良渚高等級墓地的發現發掘，為清宮舊藏的玉器正名，使我們知道這些精美的玉器屬于新石器時代；如果沒有浙江考古學家們九十年代莫角山宮殿基址的發現、新世紀以來古城墻的確認、水利系統的發現——沒有上述這八十多年的考古工作的積累，良渚古城遺址的價值何在？所以這是我覺得申遺之所以成功的首要原因。

雖然對我們專業學界來說，良渚這個名字如雷貫耳，但是對世界、對中國甚至對長三角地區生活在良渚文化區的人來說，這個遺產仍然是陌生的。不把考古學家發掘研究的成果，轉化為能夠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有專家和成員國認可的 “世界遺產”的價值——我們也看不到今天遺產大會上ICOMOS（世界古跡遺址理事會）匯報良渚項目后，十余個成員國爭相發言表達對良渚古城遺址的支持和認可。

在人口密度高、耕地面積大、經濟發展快速的現代中國，考古遺址尤其具有脆弱性。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區石材為主的紀念碑性的物質文化遺產，良渚遺址所代表的，強調非紀念碑性的禮制和社會秩序，以地下土遺址為主的史前文明，需要得到額外重視和保護。

文匯報：良渚古城在中國同時期古城中是迄今發現的規模最大的一座，在世界同類遺址中都極為罕見，被譽為“中華第一城”。而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則是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水壩系統，設計范圍超過100平方公里，堪稱“世界第一壩”。擁有完整都城結構的良渚古城，由內而外依次為宮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圍水利系統。如此令人驚嘆的良渚古城遺址，其核心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

秦嶺：從本體價值來說，良渚古城遺址作為良渚文化目前所知等級最高的權力和信仰中心，至少有三個不同層次的方面值得關注：

首先，這個中心的形成，是中國最早的“城鄉分野”。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已經能夠充分體現這一史前文明中心城市規劃營建的整體過程。考古學家們很早就已經認識到良渚遺址群內不同于一般聚落的布局結構，對應的肯定是一種非一般農業村落的社會形態。而近十年考古新發現和編年序列的建立，則使這個權力中心的布局和規劃過程進一步得到明確。良渚古城遺址的形成，可以說是對其中心地位不斷塑造、固化和擴展的過程——能這樣明確清楚地揭示一座史前中心城市逐步形成的歷史進程，這在東亞地區同時期的文化中難得一見。

其次，良渚古城遺址作為整個良渚社會的權力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卻不存在這樣的區位優勢；權力中心并不是地理空間上的中心，這是良渚遺址的特殊性所在，也恰恰是其價值所在。遺址群作為良渚文化中心，是通過對玉石資源和背后所承載的信仰體系的控制管理來實現其社會權力，來維持文化的統一性和社會結構的穩定。這樣一種區域文化中心的形成模式和機制對于在世界范圍內理解復雜社會和早期文明/國家的多樣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三，良渚古城遺址作為一個早期文明的中心，它在物質文化上的表現是非常內化的，它是一個輻射式文明的內核。

文匯報：良渚古城遺址作為整個良渚文化的核心，如何影響著人類文明，又留下了什么樣值得珍視的文化遺產？

秦嶺：以良渚遺址為代表的良渚文化創造的物質、文化、精神等各方面成就，對后世文化和區域傳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是在經濟形態上，良渚代表了中國南方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濕地稻作農業文明的發端。這與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區以旱作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下產生的文明就有差別，具有獨特性。良渚文化在稻作農業上的成就，在中國新石器時代乃至世界范圍同時期文化中都是具有唯一性和先進性的。

第二，良渚在物質文化層面最重要的貢獻肯定是玉器。良渚玉器的重要性需要放到不同角度來闡釋。從手工業技術上講，良渚玉器，說是史前石制品制作技術所能達到的頂峰毫不為過。在沒有金屬工具的前提下，遺址群內反山、瑤山出土玉器所達到的技術和藝術的成就，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具有唯一性的。從手工業經濟模式上講，良渚玉器手工業達到的專門化程度，不僅體現在良渚紋飾的統一性、玉器形制的規整性上。這種玉器成品的“標準化”，還體現了對玉料資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對技術和概念的精準傳遞，也是當時社會組織和分工所達到的水平。從玉器的功能上講，其他文化沒有像良渚、特別是良渚古城遺址這樣，表現出對墓葬內玉器擺放使用的強烈而明確的制度性。通過用玉制度來表現社會身份，包括等級、性別甚至地域上的差別，這是良渚社會所特有的、發揮最為極致的一個特點。這反映出玉器在建立、維持和體現早期復雜社會秩序中的功能，這一功能是在其他中國新石器文化沒有能夠充分體現的價值。

第三，良渚對中國古代社會文化最大的貢獻恐怕就是從上述玉器功能引申出來的“藏禮于器”的傳統，這種將“禮”體現在特定器物上的表現方式。這一傳統，連接了中國的新石器文明和青銅文明，乃至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了中國古代社會秩序和結構的穩定性。進一步從更大范圍文化比較的視角說，西方紀念碑式的儀式傳統的形成，對應東方宗廟式的社會秩序的表現，這個“藏”而不露的物質性是非常值得突出的東方價值觀的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