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先生早年曾想出版散文集《芭蕉集》，“可惜現在已看不到青年徐中玉的《芭蕉集》原貌”（陳子善《關于〈芭蕉集〉》）。雖然我們無法復原徐中玉先生15萬字《芭蕉集》的原貌，但是新找到的徐中玉先生的《芭蕉集題記》、王統照先生的《談散文：徐著〈芭蕉集〉序》以及老舍先生的《〈芭蕉集〉序》，也還是有助于我們領略《芭蕉集》風采的。

《芭蕉集題記》刊于1936年2月9日天津《益世報·益世小品》第四十五期，不見于華東師范大學2013年5月出版的六卷本《徐中玉文集》，當為集外文，選摘如下：

我把一年來所寫自認比較滿意的二十多篇散文編成這冊薄薄的集子，我僅希望它能在許多青年的讀者之中得到一點點同情和贊美，當然我也極盼望能獲得他們的指責的。

……

要講這些篇文字技巧內容已到那種程度，我一點也不敢有任何自信，我只能告訴讀者寫這些篇文字時我的態度是非常嚴肅忠誠的。我不愿胡筆亂寫，我的材料都是從最熟悉的事物中得來。我從開始在各地發表文字的時期到現在為止還不及一年，而這里所集的幾篇又多系選自今年上半年的作品——因為從今年下半年起我已把大部精力轉向短篇小說的閱讀和創作上去了——丑陋當無可諱言。不過我認為我可以欣喜的是一年來的努力已植下自己從事文藝創作的小小基礎，雖然這點極微細的成績不足為別人稱道，在我自己也許倒是值得紀念的。從今之后，我將灌注全副力量使自己作品完好起來。

這里所收入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曾分在人間世，國聞周報，中學生，論語，語林，益世小品的十余刊物上發表過。編選時覺得不妥的曾加若干修刪，但為存真起見，改動得并不很多。

至于稱呼這本小冊子名字叫作《芭蕉集》，實在同書中文字風馬牛不相涉。只是在創作這些文字的時候總有小窗外那幾株芭蕉陪伴著我。說是一本小冊子也得要給它起上一個名字，因此我就把芭蕉二字摘過來用上了。

卷前，承老舍、王統照兩先生給我寫了許多指導和勉勵的話。在此，對他們兩位的好心我將不用漂亮而虛偽的語句致謝，而要憑努力的成績使他們不失望。

書編成，謹獻給平素鞭策我的師友們。

二十四年十二月寫于青島

老舍先生的《〈芭蕉集〉序》發表于1935年12月22日天津《益世報·益世小品》第三十九期。徐先生在《芭蕉集題記》提及“從今年下半年起我已把大部精力轉向短篇小說的閱讀和創作上去了”，老舍在序文中說，“徐君的文字已有了很好的根底，無論寫什么都能清楚有力，他知道怎樣避免無聊的修辭，而簡明的說他所要說的話。有這個基礎，再加以經驗與努力，他是有希望的，事實上呢，他也確是個很緘默而用功的學生，所以我似乎已看見一個青年寫家就馬上要來貢獻他更好的頂好的東西給我們了。他自己說，他要寫小說了。寫吧!什么都要寫！只有寫出來才能明白什么叫創作。青年人不會害怕，也不要害怕，勇氣產生力量，經驗自然帶來技巧。莫失去青春，努力要在今日!”《〈芭蕉集〉序》后來收入花城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的《老舍序跋集》。

王統照的《談散文：徐著〈芭蕉集〉序》，刊于1942年9月1日出版的《時代中國》第六卷第三期，署名王統照，不見于中國工人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的七卷本《王統照全集》，當為佚文，其中提到：

徐君搜集起他這二十多篇的文字將付印刷，要我說幾句話，我知道徐君正在大學讀書，年青，對文學既有嗜好，而寫作已有此成績，將來努力前途自可有更新的獲得。徐君曾對我說日后要寫小說，我不反對徐君試寫小說，但我更盼望不可對散文的寫作稍嘗輒止。一個人的專精，時候久了，當然更見進步。無論寫甚么都要從思想的陶冶與生活的經驗中得來。文字的技巧固不可忽視，而根本所在可丟不開。能多明瞭人間的一切，多在思潮中翻過滾，如果他是個有寫文字的才力的他總能給我們一點可看而有價值的東西，甚么體裁倒沒有多大關系。

作序本來是件難事，我不過藉了此題略抒所見，希望在小品文流行的今日，徐君此集的印行能夠引起讀者的觀感——尤其是青年的讀者。更希望在最近幾年中徐君能給我們以更充實有力的續作。

文后還有徐中玉先生的一段附記，回憶了他與王統照先生的交往：

與統照先生認識是在七年前的秋天，記得每次去他海濱路的寓所都是沖著北方特有的風沙，而他那從懇摯熱誠的眼光和聲音中碾出來的獎勵與指示，也每次都給了我極大的鼓勵與興奮……

徐先生在《芭蕉集題記》中說，對于老舍和王統照兩位先生的好心，“我將不用漂亮而虛偽的語句致謝，而要憑努力的成績使他們不失望”。事實證明，徐先生果真“能干又勤奮”（錢谷融語），他并未辜負兩位老師的期望，六卷本的《徐中玉文集》即是證明。

如今徐中玉先生離我們遠去了，筆者期待有出版社能將徐中玉先生早年在《中學生》《論語》《人間世》等報刊發表的散文、雜感、小說、雜文、書評等結集出版，這將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