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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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然博物館、科學工業博物館到科學中心，近代科學博物館事業走過了二百多年的歷程。科學博物館類型的增加、名稱的變更，反映了時代發展和社會變遷的需要，反映了科學博物館內在的發展邏輯，也反映了科學技術與社會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交互運作模式。

作為知識傳播的場所，科學博物館經歷了單向傳播到雙向傳播的轉變。從單向傳播到雙向傳播體現的是博物館把關注重心由“物”（藏品）向“人”（觀眾）轉移的理念，而這一理念轉移的背景是，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格局發生了改變，科學界和工業界都要求爭取民眾的信任和支持。公眾開始成為塑造科學形象的積極“行動者”。

1.科學博物館溯源

當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進一步凸顯。科技創新與科技傳播已成為支撐和引領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體兩翼。科學知識傳播在當代肩負使科學社會化，讓普通人用其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提升生活質量；幫助公眾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塑造創新文化，培養創新精神，獲得創新靈感，以致成為創新人才培養、創新人員交流互動、創新要素聚集的重要平臺等重任。在這過程中，科學博物館恰恰是科學與公眾“相遇”的典型非正式場所，承擔著重要的科學傳播普及任務，以提高公民科學素質為重要目標。

科學博物館作為“國家科普能力建設”和“科普基礎設施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應予以高度重視；科學博物館作為面向公眾服務的社會公益性設施和公眾近距離接觸科學知識、科學的歷史、科學發生的場景、過程、方法、裝置等的最重要場地，是感受和參與創新活動的知識空間，在當代的作用和價值正轉變和提升。

一般來說，科學博物館（Science Museum）起始于博物館的傳統，是博物館中的一類。隨著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英國博物館協會（The Museums Association）等機構對博物館定義的內涵與外延的拓展，植物園、動物園、水族館、自然保護區、科學中心和天文館以及圖書館、檔案館常設展藏廳逐漸被納入博物館范疇。美國科技中心協會（ASTC）將水族館、天文館、動植物園、自然博物館、兒童博物館都納入統計之列，出現了科學技術博物館與科學中心（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and Centers，SMC）的廣義概念。

我國將科學博物館統稱為科普場館，將之分為三大類，一類稱為“科技館”，包括以科技館、科學中心、科學宮等命名的以展示教育為主，傳播、普及科學的科普場館；一類稱為科學技術博物館，包括科技類博物館、天文館、水族館、標本館及設有自然科學部的綜合博物館等；還有一類是青少年科技館（站）。這里我們在廣義上使用科學博物館（Science Museum）這個詞組，它包括歷史上先后出現而后并存發展的三種科學場館類型，即自然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科學（技術）工業博物館（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Museum）和科學（技術）中心（Science/Technology Center）。

科技類博物館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建造在宙斯山上的神廟（mouseion），用來保存自然的或人工的珍寶和戰利品以祭獻神靈。而后而以大量私人收藏、博古架的形式興起。17世紀之交，以前只為王公貴族和博學之士服務的收藏開始以博物館的形式向公眾開放。1683年牛津大學阿什莫爾博物館的建立，標志著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誕生。如果說“前博物館”階段自然或手工藝品的收藏主要目的是創造驚奇、引發思考；早期自然博物館建立在文藝復興之后對知識、真理、自由的追求和崇尚之上；那么科技工業博物館的動力是伴隨工業革命而來的世界博覽會對人類智慧的頌揚，闡釋機器的使用如何使人的力量得以延伸和加強，并為人類生活帶來福音；而20世紀60年代及以后以互動展品為主，注重科學交流與科學教育的科學中心則是隨著科學的職業化、社會化及科學技術對社會的雙刃劍作用日益突出的深層次背景變化而出現。

不同的歷史階段與文化語境背景下構建的科技館在以上各方面存在諸多差異，體現出演化發展的過程，但又不是后者替代前者，轉型過程中存在爭議與磋商，往往在現實中幾種科技館類型并存，甚至同一個科技館兼具不同類型科技館的元素。

2.知識傳播功能的強化

科學博物館的知識傳播功能不是一蹴而就，早期科學博物館并沒有建立真正的“公共領域”，其“公共”也是有一定身份地位限制，而真正的向公共開放得益于法國的主張自由、民主，宣揚理性、祛除愚昧，其自然博物館成為理性解放的先驅。到了世博會發展而來的科學與工業博物館階段，博物館空間組織形式不單單是圍繞“物品”的，而是開始圍繞“公眾”進行，博物館吸收世博會推銷科學技術物品的模式，注重物品與觀眾的親近性，允許公眾近距離觀看、觸摸甚至把玩物品。到了科學中心模式開始出現之時，博物館教育和休閑娛樂作為其重要職能出現。至此科學博物館成為開放空間，公眾的參與使得其社會空間的屬性凸顯。博物館的設計重點逐漸從為了王室、貴族或學者的私人愉悅而組織封閉的展覽空間轉向作為公眾教益工具的公共空間。

19世紀的科學以探索宇宙的奧秘，以追求“對任何思想主體、民族、時代或文化都完全相同的宇宙之理”為信念，確立了近代科學主義思想。這種世界觀預設知識是客觀的，真理是一種精確的表征，科學工業博物館便建立在這樣一種科學觀的基礎之上確立起“科技紀念館”的莊嚴神圣面目，像是科技文化珍品可敬的保管人。公眾參觀科技博物館被認為是高雅的、純正的文化體驗。教師們帶著孩子參觀博物館，常常提出保持安靜、不要喧鬧、不要亂碰的要求。公眾參觀科技博物館往往是被期待要懷著對科學崇拜、敬畏之情。到了20世紀初，科學領域出現了一系列劃時代的成就。量子力學、相對論的提出，原子能的發現使得科學作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體現出來。與此同時，科學的高度職業化與建制化使得科學和科學家有必要為自己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發聲，為自身尋求社會支持。

科學與公眾的關系越來越復雜和矛盾百出，科學的客觀性、優越性受到質疑和挑戰，而公眾被認為不再是科學知識的被動接受者，外行知識受到重視。科學與民主交織在一起，公眾越來越強調對科學技術信息的知情權、對科學政務的參與權等。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的珍藏自然標本、重要技術的科技博物館地位岌岌可危，政府也對完全或大部分依賴財政投入的傳統科技博物館感到再無心投入，希望將它們拋向市場。與這種科學與社會關系新格局的趨勢相對應，作為科學與社會交會場所的科學博物館界也在尋找自我變革的途徑。20世紀初科學博物館開始從研究、知識生產轉向更側重于教育、知識傳播功能，注重互動展教的科學技術中心開始萌芽。如果以往依靠模型和機器的展示型科學博物館可概括為“非上手”（hands-off）。觀眾被鼓勵去看、思考、聽，偶爾或聞，但不鼓勵去觸碰展品。那么互動型展品則鼓勵觀眾更直接的主動探索展品。德意志博物館的創建者奧斯卡·馮·米勒首先有了建立互動型的科學博物館的自覺。這種新型類型的科學博物館，尊重觀眾的體驗和主動參與，由以展品藏品為中心走向以觀眾為中心。

英國哈里法克斯的尤里卡國家兒童博物館的創辦者之一謝菲爾德大學蒂姆·考爾頓教授在《動手型展覽——管理互動博物館與科學中心》一書中專門闡釋了“動手型”展覽的由來、理念和具體的管理經營之道，他認為“動手”（hands-on）和“互動”（interactive）。這兩個詞意思相近，有時可以互換使用。

“動手”是指觀眾可以身體上接觸展品，不管是簡單地按按鈕、敲鍵盤還是稍微復雜些的參與方式都算作其中。但“互動”還可能包含潛在的深層次的要求，僅僅是按個按鈕這一類地上手展品還不能算作真正的互動。即使它是有反饋的，但它僅僅是簡單的按照預先設定的結果來反饋。當我們正常使用“動手”一詞的時候，往往意味著上手活動包括互動且會帶來增值性的教育價值，也就是說，“動手”引導“動腦”（minds-on）。本文也在相同意義上使用“動手”和“互動”兩個詞。

20世紀60年代之后,科學中心作為動手參與的非正式教育機構在實踐中生發出來。正如丹尼諾夫所言，科學技術中心通常被設計成“觀眾動手操作”型的博物館。它們大量地依靠機械、電子、聲相和其他展覽技術傳遞信息。一般采用電鈕、旋轉手柄，升降杠桿和其他的互動方式吸引觀眾，如不使用實體收藏，“參與”就停留感情上或智力層面上。科學中心一經產生便迅速獲得大量的觀眾，甚至因為科學中心的出現，“博物館”這個詞的定義被修改。1973年美國科學中心協會成立，協會的細則闡明，創建科學技術中心協會是為“博物館”服務。1975年美國博物館協會修改了博物館定義，吸收科學技術中心作為博物館。

3.動手型展覽及互動科學中心的新問題

如果說互動展品和科學中心是應傳統科技博物館受到的挑戰而出現，如：（1）展品更新困難，大型重型展品移動不便，展區布置的連貫性差；（2）展品黏性差，觀眾回頭客少；（3）展示方式死板不受歡迎；（4）營造的科學體驗氛圍過于肅穆無參與感；（5）傳遞的科學觀單一過時等。那么科學中心的互動展教也不是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問題，且它本身也產生新問題。

科學中心一開始也遭受博物館的抵制。例如，曾任布魯克林博物館館長的卡梅倫就曾批評加拿大安大略科學中心，說它已成為科學展覽與公司主辦的工業和技術展覽混合的一種混亂局面。特拉華大學教授喬治·巴薩拉也曾嚴厲地批判科學中心展示出的技術進步主義。盡管科學中心在發展并不斷地改變，這樣一種批判的態度在今天依然存在，尤其在老牌歐洲國家表現明顯。

筆者在訪談維也納技術博物館、英國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專家時，他們就明確表示：我們接納科學中心的某些展陳方式，但是科學博物館絕不會發展成科學中心那樣，沒有收藏的科學博物館是沒有根基的。彭尼西亞大學博士，現任邁阿密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斯蒂芬·康恩甚至寫了一本專門探討博物館的新動向問題的著作，名為《博物館依然需要藏品嗎？》。康恩討論實物藏品在博物館中扮演的角色在20世紀發生的變化，提出一個更有趣的觀點，即隨著建筑藝術對博物館建筑本身的滲透（如古根海姆），以及建筑在當代城市中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博物館整體成了一個藏品（object）。

蓬勃發展的科學博物館事業背后不無隱憂。作為公共事業單位的科學博物館財政來源主要靠政府支持，而經濟停滯不前的歐洲各國政府可能削減對博物館的資助，一些科學中心因為沒有藏品，在屬性認定上政府不愿將之歸為博物館，因而更難拿到資助。而在美國，沒有藏品、著力于互動展示的科學中心占科技類博物館的主流，美國的社會支持、基金資助系統相對完善，但科學中心并“不至于使華爾街為之沸騰”，社會資助并不一定穩定和持續。在這樣的背景下，博物館不得不面對更加挑剔的觀眾。同時，商業性主題公園到零售商店乃至家庭娛樂設施的興起都在分散著博物館的人流，博物館不得不投入到與其他娛樂產業項目爭搶觀眾資源的競爭洪流中。不得不新定位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竭力讓觀眾更多地接觸真正的藏品，真實的現象，從而吸引更多的觀眾，并且注重動手參與方式的革新。

蒂姆·考爾頓（Tim Caulton）考察了如何策劃和有效的管理展品，從而通過互動的途徑達到教育的目的。他總結說互動型博物館與科學中心能獲得長足成功的關鍵取決于展品的設計、評估、運營、市場、經濟與人力資源等方方面面的管理控制，這一定程度上為博物館的互動展覽實踐提供了一本切實可行的指南。

4.科學博物館發展路在何方

總的來說，科學博物館里科學知識與公眾相遇的方式發生了從觀看收藏、接受教育到部分互動參與再到“玩轉”的轉變；科技館的意義從“紀念碑”似的收藏膜拜場所向活動交流空間轉變；科學博物館的展示方式從“單向知識傳輸”到“融入社會生活”，注重于公眾的互動。

經過前三個階段的發展，科學博物館的許多傳統功能在隱退，而新的契合時代發展的功能被挖掘出來，有可能孕育著第四個階段的新探索，即在向創新要素集聚地進發。正如伯納德·希爾在新近出版的《科學技術的公眾傳播手冊》一書里提出的第四個階段的趨勢，即公眾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反思，科學技術與社會的互相滲透關系更加緊密，所以像轉基因、核能這樣具有爭議性的話題也會在科技傳播場館的展覽中涉及。科技傳播場館已成為一個互動和交流的空間場所，而未來科學博物館的建設將有四個方面的趨勢。

（1）各個階段類型的科學博物館并存，差異化發展。科學博物館是知識生產與知識傳播相結合的知識空間，各個階段博物館的知識生產類型和知識傳播方式應并存，差異化發展。我國更應重注補齊綜合性科學工業博物館的缺失這一遺憾。科學博物館是知識生產空間，除了生產博物學、歷史等知識，現代科學博物館更應該生產社會化、場景化的科學知識。社會化的科學知識是指“后學院科學”與“生活科學”知識，而科學博物館里科學的場景由科學技術展品，展品空間結構、展示環境氛圍，觀眾三部分構成，也即有關公共領域、公眾的知識，空間建構知識等。科學博物館的科學傳播則是理所當然應強化的功能，尤其應跟STEAM教育（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和數學）相結合、并融合創客教育。

（2）各個互動型博物館與科學中心需要重新定義它們的戰略目標和客戶群，采用高標準的管理措施。在確保理念先進的基礎上，必須建立完善的觀眾群體評估、展品開發、制作和維修、評估的標準化流程。根據蒂姆·考爾頓對動手型博物館與科學中心產品生命周期的分析，互動型科學博物館在開館四年之后很難再維持較高的觀眾量水平，尤其是如果不再繼續投資于核心展品的話。科學博物館需持續投資和更新展覽，才可能保證中心發展和走向成熟，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去。

（3）深刻理解科學嵌入社會的公共領域及科學與公眾的關系。觀眾的博物館學習體驗有賴于個人的、社會的和物理情境影響下通過與展品的互動來建構知識，要打破“客觀知識”的預設，使得觀眾通過與展品互動來探索世界，發現世界，從而建構自身的知識，也構成博物館知識再生產的主體之一。

（4）積極探索新的發展趨勢與方向。密切跟蹤世界知名科學博物館的發展趨勢，展開深度交流和合作，如引入當今頗具爭議性的科學議題，以使公眾可以有場合和場地來交換意見，共同探討，形成自己的認識，從而參與到科學技術的世界中來，保障公民科技知情權、參與科技事務。

（作者：高秋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博士后，《動手型展覽—管理互動博物館與科學中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一書的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