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子讀過《異鄉人》，讓眼前這幾個人一鬧，真覺得卡繆這人是有點妙東西的。阿湛書讀得透，自認卡繆比他高明。“你聽！”他說：

“‘人，是社會中的異鄉人。’

“‘歷史并不是一切。’”

這類句子書里在在可見。他不寫厚書，也不弄長句……有好多可學的角落。看來簡單，開口一溜煙的順氣，情節蕩漾在語言中，讓你不知不覺吃飽故事，還打嗝。

他一九一三年生，爹是法國人，媽是西班牙人，在外國國家面積小，人跟人擠在一起，容易出雜種，不當一回事。卡繆一歲的時候他爹打仗死了，他媽帶他住在北非阿爾及利亞外婆家，在外婆家長大。

魯迅先生一八八一年生，大他三十二歲。

巴金先生一九〇四年生，大他九歲。我一九二四年生，他大我十一歲。

慚愧呀！慚愧，大不了我們幾歲的人，名氣和文學成就居然漫到我們中國上海這邊來了……

（擱下眼前這段年輕朋友對話，聯想到有關卡繆狀況，覺得有趣，提前寫出來。

卡繆《異鄉人》之后寫了另一個故事，叫做《誤會》，平衡一種自己做不得主的叫做“命”的主題。寫無限變化的死，讓人心跳。

一個在外國發財帶老婆女兒回鄉的人，他媽和妹在鄉里開了家小旅舍日子過得也不錯。媽和妹都不認得他了。他改了個名字忍住高興住在媽妹開的旅舍里（妻子女兒住在別的旅舍），又忍不住故意讓媽和妹看到他的錢財，于是媽和妹半夜把他殺了。

這東西味道我好像哪里聞過！

是的，《原野》，曹禺先生勾通仇虎設計讓瞎眼老太婆一鐵棍砸死自己的孫子。

我當年在香港，老上“學士臺”葉靈鳳先生家借書、搓飯，好像也從葉先生那里聽他講過《濕發記》，說一個名叫袈裟的好女子，為了悔恨一次愛情的粗疏魯莽，作了個自我懲罰保護丈夫的計劃。跟情夫說定把丈夫灌醉，為他沐浴并洗了頭發，讓情夫摸準濕發一刀斫下丈夫的頭。

其實她只是讓丈夫喝醉睡了，濕發的是袈裟自己。

葉先生說這故事其實出自六朝人劉敬叔寫的《異苑》，不是日本的《源平盛衰記》的發源，那要相差七百年去了。

日本作家菊池寬寫的《袈裟之良人》根據的是那本《源平盛衰記》。一九五三年日本拍成電影取名《地獄門》受到歡迎之時我已回到北京，沒有機會看到。

后來收到香港朋友們寄來一本《新雨集》，看到葉靈鳳先生寫的有關《異苑》和《濕發記》的文章，覺得六朝那位劉敬叔先生下筆真狠，把一個在黑暗中過日子的小女子寫得那么亮堂，真是難得！

卡繆先生在一九五七年我國反右爐火正旺的時候果然不負當年我們小兄弟的期望，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時年四十四歲。也恰恰在這個當口，我們那位上海小兄弟阿湛被定為極右派，發配寧古塔，從此消失在生死茫茫的天穹之下。

卡繆得諾獎三年后，一九六〇年，自己開了部車子，不知怎么搞的，撞死在半路上。才四十七歲。

這就是我為什么要在一九四七年、一九五七年間說起這段文學因緣的理由。那十年間其實我們都不老，好多好多人都不老。多少年后有的人從老遠老遠地方被放了回來，有的人沒這個運氣……）

林景煌是泉州人，當年泉州平民中學的學生。巴金、朱洗、吳朗西跟陸蠡和好多先生都教過他。

陸蠡先生教的是理化。（！）

林景煌講到陸蠡先生，開始是陸先生翻譯的法國浪漫派詩人拉瑪爾丁寫的小說《葛萊齊拉》，然后是陸先生本人：

“陸先生只活了三十四年。

“第一任妻子余小妹是他表姐，一九三二年奉家長命令從泉州平民中學趕回家鄉結婚，比較勉強;后來覺得妻子賢良體貼，深受感動，夫妻感情一天天增進。不幸妻子患了產褥熱重病逝世。先生傷心地離開了故鄉。

“一九四二年三月第二次結婚，妻子張苑君。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遭日軍逮捕。

“一九四二年七月受害于日軍牢獄中。

“陸先生是個責任心堅韌的人，巴金和吳朗西先生那時候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發展正奔忙于抗戰大后方。上海文藝社所有重要材料和日常張羅都委托陸蠡先生。

“陸先生遭過日軍的嚴刑拷打，頂天立地，不放棄責任，不背叛祖國，至死保持中華民族尊嚴。

“這不是神話，是活生生的人，我的老師。

“陸師母現在在愚園路中學做教務主任，我在那邊兼了幾節課，那邊我還有一間臥室，課忙時住在那里。

“七月日是陸先生忌日，前兩天我在報上寫了篇不短的文章紀念陸先生，題目是：《愛人在納波里》。

“借托陸蠡先生翻譯過的法國詩人拉瑪爾丁小說《葛萊齊拉》中那種愛情堅貞的詩意。”

“你怎么哭了？”韋蕪問阿湛。

“是的！想到老蔣今天對待文化人和當年日本帝國主義對待中國文化人，不知道其間到底有什么不同？”阿湛說。

“丈夫有淚不輕彈！”林景煌說。

“你是說，今天的文化人還不夠傷心？”阿湛問。

序子說：

“哎！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一個時代和一個時代距離并不遠，比如‘北洋’，比如‘五四’，比如‘抗戰’，幾個代表性的人物的臉孔就各有各的時代感。

“閻錫山這個人，你再怎么看他都顯得比較‘古’，照起相來，插在老蔣一排隊伍里頭，就像上身名牌西裝，下身罩著條大緬襠褲一樣，怎么看怎么不是味。老蔣政權里有的是奇形怪狀的人，如照相總有一個端了張藤椅子坐在中央的張靜江、胡漢民之類，都沒讓人有這種不妥當的感覺。

“到了‘五四’，單就胡適先生面孔來說，你以后見過這種長相的沒有？大腦門，不丑，簡直一點也不丑的‘帥哥’。是面對斯人頓生好感的‘帥哥’。長長的、中間部分微顯腰子形的、溫和的、微笑的、讓人放心的臉孔。這副重要臉孔背后的頭腦里頭還真生發出好多新主張、新行動;貌似輕率的文化播種，都豐收在歷史的谷倉之中。

“至于魯迅先生和他弟弟周作人先生。

“有誰懷疑過魯迅先生像古人的呢？沒有。

“他活在我們這個世界，是我們的人。

“我生得晚，沒見過他，當然，對我這個刻木刻的人比起你們要更親一層。可惜，我念小學快畢業那年，他提前去世了。我倒是敢大著嗓門說，除少數一兩篇有關外國美術方面翻譯文章以外，所有文章我無篇不熟，也清楚左派文化斗爭進程。

“他弟弟周作人先生長得比他‘古’，接近‘北洋’或‘東洋’味道。寫文章和讀書知識方面我倒是得到很大的益處。他做了漢奸，文化上我產生了個幼稚的動搖，甚至跟長相與作人先生近似的新朋友，心理上都有一定距離。好笑！不過，他的書我一直在讀。

“巴金先生至今還沒親眼見過——（對林景煌說：‘我一直講、一直講要你帶我去看看巴先生，這么久了……’林景煌說：‘你看我這么忙，我一有空就帶你去，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又不是去見魯迅。’）

“我在他出的書封面上看過別人給他畫的像，像！應該是那個樣子。不像古人，和現在人長得也不一樣;一個那么多朋友的人，怎么沒見笑容？那么忙的人，哪來時間寫這么多書？”

“你想想，這世界有什么好笑？笑給誰看？他哪里有空？”林景煌說。

“啊？明白了！人要有空才笑！”韋蕪說。

“咦？真的！我還真沒見巴先生笑過。”阿湛說。

“不止笑，跟熟人朋友一起，話也不多。”林景煌說。

“哪本書上寫過，柴柯夫斯基住梅克夫人家里的時候，十天半月不說一句話，女仆悄悄告訴人，柴柯夫斯基先生在跟樂譜說話咧！巴先生的話怕也都寫在書上去了。”序子說。

（巴先生寫的和翻譯的書，大部分我都讀過;包括錢君匋先生設計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小長方塊黑底白字的世界名著譯本，包括書名和作者名淺淺地印在右上角的文學叢書……

我和巴先生接觸不多，頂多和林景煌、黃裳、汪曾祺去過他家四五回，和他沒說過什么值得記得住的話。五〇年我不懂事，從香港《大公報》開了證明到北京想參加少數民族中央訪問團，巴先生恰好在北京，費了老大勁帶著我在文化部各辦公室找關系，都不得要領。茅盾先生也費了力氣。后來只好回老家住了兩個月，在城里鄉下畫了一些畫，回香港開了個快樂的畫展。

五三年從香港回北京，在中央美術學院教了幾十年書直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