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是文化發展的歷史積淀，分布在世界各地，尤以文明古國居多。文化遺產是人類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偉大創造，因此，對于它的發現、保護、認可以及利用都非常重要。文化遺產是一種客觀存在，不管人們如何認識，不管認識的或高或低，它都在那里成為一種不可移動的文化標志。聯合國這一大家庭通常用一種共同的標準來權衡世界文化遺產的高度，把最優秀并具有獨特性的、符合共同價值觀的那一部分精選出來，納入到一個共同的名錄之中，成為所在國和全世界共同保護的對象。這是一種榮譽，也是一份擔當；這之中需要有榮譽的維護，也需要有責任的擔當。

在不久前結束的第4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不僅有中國的良渚古城被批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同時被批準的還有韓國的儒家書院（9處），這確實讓國人為之一驚。因為書院也是中國古代的教育機構，早在唐玄宗時期的東都洛陽紫微城就有麗正書院，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中國的書院到宋代形成高峰，最著名的四大書院流傳至今的有岳麓書院等。此次入選的韓國書院建于16至17世紀，相形之下，不管是儒家文化傳統的肇始，還是書院的發端，將中國置于此名之外亦是不堪。國人可能不屑，因為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多達37項，而韓國只有14項。無疑，這樣的比較是不合適的。應該敬佩韓國在申遺中的執著，早在2015年申請書院入遺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駁回申請，認為就儒家書院而言，韓國難以與中國和日本相比，“無法彰顯其獨特性”。然而，時隔6年之后入選名錄又如何彰顯了其獨特性？如果僅僅是完善了申請內容，那么，這樣的審批是值得玩味的。

緬甸蒲甘古城的申遺歷史又是另一種個案，可以說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從1995年開始，到為了申遺而頒布《文物保護法》，并劃分了蒲甘文化保護區，依法進行系統的保護和管理。本次通過蒲甘古城為世界文化遺產，不僅表現了緬甸為申遺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對于遺產積極保護的態度，而且也反映了包括聯合國和有關專家在內對于文化遺產的認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或改變——要尊重文化遺產國的文化發展歷史以及宗教文化的特別問題，而不只是不加區別的“一視同仁”。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理解和認識文化遺產在發展過程中的傳承以及保護的種種問題。顯然，像蒲甘古城這樣的案例確實比較特別，因為它關聯了這個佛教國家的文化遺產的狀況、文化遺產在現實中的功能的發揮，以及其他方面的具體問題。緬甸蒲甘古城的文化遺產與其他地區有很大的不同，那一望無際、數量眾多的佛塔沒有被廢棄，它也不是考古發現，它一直有著與當地民眾關聯的宗教功能的傳承歷史和現實，由此表現出來的特殊性正是這一文化遺產不同于其他的特別的內容。所以，在曾經有萬余座而現今剩下的3822座佛塔中，今天依然是緬甸人供奉、貼金、續建的對象。而其中沒有規劃的無序本來就是它的文化特點，何況保護區內還有68處旅館，連接了這個佛國之外的無數朝拜的信眾。因此，區別對待可能就成為文化遺產名錄審批的另外方面的權衡，正如同韓國儒家書院入選一樣。

在關于世界文化遺產的共識和認定中，有著對于標準的把握和對于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問題，韓國的儒家書院和緬甸蒲甘古城的入選足以能夠說明。亞洲地區本次獲得世界文化遺產認定的在總體上數量較多，日本、緬甸、印度、印尼、老撾都有，反映了在亞洲不發達地區或者是在發展中國家的文化遺產的保護正受到高度的關注。而入選的印度翁比林煤礦則反映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對于“文化”認知的不同方面。顯然，基于人民創造、歷史發展、文化傳承，入選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通常都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創造的鬼斧神工，可是，由荷蘭殖民政府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開發的翁比林煤礦，主要是開采、加工和運輸蘇門答臘這一偏遠地區的優質煤炭，其煤礦開采系統實現了當地煤炭的高效深孔提取和加工，反映了殖民者對于印度物資資源的掠奪，開采技術的先進，以及整體規模的宏大。它作為近代工業，在全世界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中可能并不突出，但是，它完整保存到今天并顯現出如此的規模，則是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實際上也就是100多年的時間。對于這樣一種幾乎是眼前歷史的近現代工業遺址的認識、保護和利用，過去在世界范圍內都存在偏差，特別是在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過程中，廢棄、重建或改作他用等等，使得文化遺產在人們的眼前消失。而那些在電影中出現的舊城和街區，只能成為歷史的回憶和感情的寄托。

文化遺產的發現和認定很重要，有效的利用從而體現其價值，同樣很重要。比如巴黎利用世界上最大的下水道工程而建立的“下水道博物館”，還有那表現出對逝者尊重的“地窟博物館”，都屬于與印度翁比林煤礦旗鼓相當的文化遺產，可是，它們并沒有出現在“名錄”上。因此，對于世界文化遺產的認定，出現在“名錄”之內的大都可以理解，而對“名錄”之外的如何認識和認定，依然是一個問題。無疑，是不是在“名錄”之內，實際和境遇是大相徑庭的，有著明顯的差距。一般來說，出現在“名錄”中的往往都具有相當的規模，而那些零星的不具規模的卻對歷史和文化相當重要的遺產，缺少關注和支持則是這個“名錄”的局限。顯然，對于文化遺產的認識需要有一個歷史的過程，這是和經濟發展的水平和國家的現實狀態相關聯的。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就談不到對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更談不到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質量。所以，像伊拉克屢受戰爭摧毀的文化遺產那樣，不僅是一個國家的損失，更是全世界的災難，而這個國家的文化遺產在世界的知名度也大打折扣。

對于文化遺產的認知，中國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尤其是到了今天，中國的文化遺產數目在全球居領先地位，這和政府日益重視文化遺產工作有著緊密的關聯，當然，也反映了公眾對于文化遺產認知水平的提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各個國家以及各個保護單位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狀態和保護水平是不一致的，有高有低，這很正常。對于中國來說，文化遺產的保護還存在一些問題，關系到國家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水平。在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和利用等多方面的相互關聯中，如何從過去積極申報轉向有效的保護和合理的利用，都有一個轉變的過程。當然，利用的水平和利用的限度，也考驗著對文化遺產的認識。像秘魯的馬丘比丘遺址中盡可能拒絕現代人工的加入，護欄以及公共洗手間等在這里都沒有，更談不上在遺址內擺攤設點。這里的商業區遠在山下的集中區域，而上山則是通過保護區內的公共交通。另一方面，處于原始狀態的上山古道則是全世界驢友的共同目標。這種開發利用的水平不在于現代化的設施，不在于各種便捷或周到，相反，不便捷、不周到就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的另一個需要特別考慮的問題。所以，每一位造訪者到此都不會有任何埋怨，因為共同面對的是需要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必須付出體力，必須面對這種不便捷和不周到。

文化遺產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沖突是無時不在的。如何去除社會發展中的利益關系而突出保護優先這一原則，這正是我們今天保護文化遺產的基本態度和基礎認識。在發展中國家，通常會遇到遺產保護這樣一個繞不開的難題。在中國，文化遺產基本上都對公眾開放，都是遠近聞名的旅游勝地。然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公眾開放之間的矛盾，以及文化遺產在公眾中的作用和影響的種種關系，應該如何來協調和處理？如何在一定限度范圍之內做到開放與保護并舉？文化遺產的開放與公園等其他旅游景點的開放是完全不同的，如何表現出這種差別，而讓文化遺產在開放中能夠有尊嚴地表現出不同于一般景區的存在，這是至關重要的。不能僅僅依靠門前那個醒目的世界文化遺產的標志。

而在現實中，遺產的教育和遺產的研究同樣也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如何將遺產的開放和教育結合起來，擴大文化遺產認知度中的文化內涵，這之中公眾受教育的普遍程度都取決于遺產開放的水平。當然，遺產研究更為重要，因為保護是一方面，研究是另一方面，且研究是保護的又一方面。只有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顯現出保護的意義，才能提高保護的質量，也才能顯現出教育的本質。所以，不管是遺產教育，還是遺產研究，對于當下中國文化遺產的保護都是極為重要的。我們一方面要積極申報那些處于《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中的61項遺產，另一方面要積極做好遺產的教育和遺產的研究工作，從而提升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水平，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