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焉耆文撰寫，黃褐色紙本，兩面皆書寫文字，這就是我國最早的劇本唐代《彌勒會見記》殘頁。它發現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縣錫克沁佛寺遺址，被發現時共有44頁，重疊在一起，左端遭火焚燒，殘損不完整。《彌勒會見記》是一部分幕劇作，由一個序幕和二十七個正幕組成，以佛教經典為依據編寫。

1965年在吐魯番安樂故城佛塔遺址出土的《妙法蓮花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第廿三，是南北朝時期文物，更是佛教大乘學派的重要經典。這件寫經的書法為典型北朝寫經體，脫去了隸意，見證了書法史由隸書向楷書的過渡階段。此經發現于吐魯番，說明中原佛教文本向吐魯番的反向傳播。同時，中原書法藝術也隨之流入西域。

唐開元四年《論語》鄭氏注原件被剪裁為紙靴，由“高昌縣學生賈忠禮”抄寫的這件文物從書體來看為正書小楷，筆法穩健，端莊秀麗，可見當時的書法藝術水平之高。這件文物1964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27號墓出土，該墓還先后出土過多件《論語》《尚書》《詩經》《孝經》等典籍抄本，抄寫者既有私塾學生，亦有官學學生，可見當時官私塾都以儒學典籍作為教材。

從漢代“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到唐代“伊吾之右，波斯以東，商旅相繼，職貢不絕”，作為絲綢之路要沖的新疆，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匯聚之地，更是中華文明向西開放的門戶和中介。

“萬里同風——新疆文物精品展”正在國博展出，185件（組）展品包括先秦時期的彩陶、青銅器、金器、木器及毛織品；漢唐時期的錦繡絲綢、官府文書及多種文字的簡牘文書、官府印信、彩棺、泥俑、各類錢幣及飾品、各種點心及生活器具，以及佛教藝術品等。展覽分為“絲路雛形”“絲路華章”“絲路梵音”三個部分。

絲路雛形

第一部分“絲路雛形”展示了早在先秦時期，中原即與西域有著緊密聯系。商代時中原與西域有了玉石交易，而中原的絲綢最遲在戰國時期也已傳入西域。作為中華文明向西開放的門戶，這一時期的新疆引領了東西文化交流的浪潮。甘肅、青海地區的彩陶文化、粟作農業技術向西傳播，深刻影響了天山南北文化的發展。

新疆考古遺址遺跡中的青銅器、陶器乃至石器往往伴隨出現，表明新興技術與傳統技術的共存狀態。東方與西方的青銅冶煉技術在古老的西域大地上交流融合，留下了東西合璧的青銅長歌。從瑪納斯、輪臺以及南俄羅斯等多地出土的“山”字紋銅鏡中，不難看出其中濃重的中華烙印。

出土于新疆哈密天山北麓墓地的雙耳彩陶罐距今已有3800年。彩陶罐為夾砂紅陶，器形簡單，做工精致。陶罐口沿內側及器身外壁按照不同部位滿飾黑色的菱格網紋、菱格三角紋、交叉寬帶紋，線條細密規整，美觀大方，與甘肅四壩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出土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靜縣察吾乎墓地的田園葡萄紋彩陶罐，是西周—春秋時期的文物。陶罐為夾砂紅陶，通體紅色陶衣，頸肩部涂成黃白色，以深紅色繪三組不規則的網格紋，內填圈點紋，寓意田園。另有一組蔓藤葡萄紋，枝葉卷曲，果實累累，表明這一地區園藝種植業已經出現。

而西周紅銅鐮來自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鞏留縣。此鐮為紅銅鍛造，體較長，弓弧背，尖弧，微翹，有明顯的刃緣，刃緣經使用呈齒狀，尾部有一穿孔。銅鐮是收割莊稼的工具，從此器刃部明顯的使用痕跡來看，這一時期的新疆草原地帶已存在相當程度的農業生產，足可見先秦時期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技術向西傳播，深刻地影響了天山南北經濟文化的發展。

1983年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新源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四師71團墓地出土的戰國時期的對獸青銅環，為青銅鑄造。圓環形，環體中空，內側有一條開口，表面有凸棱紋。銅環的前部是相對伏臥狀虎頭相對，其虎頭、耳、鼻眼及吻部塑造得非常清晰，為祆教祭司用具。此器制模和鑄造工藝都非常成熟，造型具有很高的藝術想象力，折射出當時青銅工藝的制造水平。

絲路華章

展覽的第二部分“絲路華章”主要展示隨著漢唐大一統格局的形成，新疆歷史進入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輝煌時期，古絲綢之路也迎來盛世華章。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正式開通，而西域都護府的建立，則標志著新疆地區正式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此后，歷代中央政權都行使著對新疆地區的管轄權。唐朝先后設置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大都護府，統轄天山南北。

國家一級文物“李崇之印信”銅印，1928年在阿克蘇地區新和縣玉奇喀特古城出土，印文為陰刻篆書。李崇是王莽時期的西域都護。即當時西域最高軍政長官，管轄著東起陽關、玉門關，西至中亞費爾干納盆地，北抵巴爾喀什湖，南括蔥嶺山區的廣袤區域。

同樣出土于阿克蘇地區的“漢歸義羌長”臥羊鈕銅印為陰刻篆文。“歸義”是漢政府給予邊疆少數民族首領的一種封號。根據《漢書·西域傳》的記載，西漢時期西域五十余小國的君、侯、王等都配綬漢印。

1975年在焉耆黑圪達遺址出土的八龍紋嵌寶石金帶扣是漢代文物。其制作工藝為模壓錘鍱成型，鑲嵌多顆寶石。扣面凸顯1條大龍和7條小龍，群龍戲水，在急流中翻騰跳躍，或隱或現，充滿著動感。龍身多處鑲嵌綠松石。龍身花紋和水波紋用金絲焊接而成，其間滿綴小金珠。此件為漢朝贈賜焉耆地方首領的金帶扣，是中央王朝對西域有效統轄治理的明證。

1998年出土于若羌縣樓蘭故城北墓葬的樓蘭彩繪木棺為四足箱式，通體彩繪。紅色粗線在棺身四周和棺蓋上繪交叉紋的圖案框架，圖案框架內用黃、綠、黑、褐色繪流云紋，交叉紋的中心則繪出黃色的圓圈。木棺頭擋板圓圈內繪金烏，足擋板圓圈內繪蟾蜍，分別代表日、月，這一象征起源于中原文化，反映了漢晉時期中原文化對西域地區的影響。

48號墓地出土的聯珠對雀“貴”字紋錦原物為覆面。底色為橙紅，以白、藍、綠色顯花。花紋圖案為對孔雀、云紋、回紋和“貴”字等紋樣，外繞聯珠紋一圈。原白色絹荷葉邊，孔雀相向，頸系一綬帶，尾上翹，開屏展翅，似鳴似舞。整個織物布局均勻，搭配和諧。聯珠內填充動植物圖案與波斯藝術風格有一定關系，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

206號墓地出土的女舞木俑，舞女頭部為木雕彩繪，身軀以木柱支撐，臂膀用紙捻制成，呈侍立恭候狀。發束高髻，頭微向左側，面龐飽滿圓潤，敷粉施朱，面部描繪花鈿。身著團花錦上衣、黃底白花絹制披肩，下穿紅、黃相間豎條曳地長裙。這尊木俑綾羅錦絹成衣，彩色長裙拂地，再現了初唐時期的流行風尚。

絲路梵音

展覽的第三部分“絲路梵音”主要展示絲綢之路沿線的新疆古代佛教藝術精品。在世界文明史、中國文化史上，佛教文化傳入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新疆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站。佛教傳入新疆后，與當地文化融合發展，產生了獨具特色的西域佛教，并形成了尼雅、樓蘭、龜茲、焉耆、高昌等幾個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佛教文化藝術在交流中不斷發展，千年間，在這條文化交流的大動脈——絲綢之路上，以鳩摩羅什等為代表的西域高僧為傳佛法持篋東進；法顯、玄奘等中原大德為求真經負笈西行，經年絡繹不絕。

整個展覽深刻清晰地向世人闡明始終扎根于中華文明沃土的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地區歷來是各民族共同開發建設和擁有的地方，是中華民族共同家園的組成部分。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輝煌歷程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疆土；共同締造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