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前面紅燈，上官大澤瞄了一下左手腕，深夜一點半。車載電臺正直播一檔談話節目，主持人讓聽眾說出最不喜歡的食物名字，簡要談談為什么不喜歡。話音剛落，一女士搶先打進電話。女士說我不喜歡吃茄子。女主持人說您不喜歡生茄子還是煮熟的茄子。女士說，都不喜歡。男主持人問，為什么？女士說，我一看到茄子，就想到男人身上某個部位。倆主持人不約而同停頓一下，太出乎預料了，換一般人接不上來，好在主持人久經沙場，干燥地呵呵兩聲說：“姐姐，你想得太遠了！”立即換切成下一個聽眾的電話。

“牛姐！”上官大澤笑出聲來。漫上眉毛的疲倦，褪到褲腰以下。他把車停到九月寓言咖啡館前。他每晚下班后都習慣到這里喝一杯巴西咖啡，再回家躺下，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明天早上八點半準時出現在辦公室。

進門，不用吩咐，服務生即刻開始為他研磨咖啡。上官大澤習慣性地坐到7號位。7這數字常不被人看好，上官大澤卻偏愛這數。坐下來上官大澤注意到，隔著一方小桌面，8號位上坐著一個女孩，埋頭耕耘于掌上的手機，披散的頭發遮住了臉，看不清五官和表情。

“噓——”上官大澤長吁一口氣，以緩解疲勞。

今天算不得最累，跟線領導上午帶了十幾個部門的主要領導上北京招商去了。只要所跟的領導不在家，其他科室的跟線秘書即自動放羊：哄孩子、買菜、睡覺、開車出去兜風……只要不違法亂紀，想咋著就咋著。可他不會，多年來，只要睜開眼睛，前來找他解決問題的，你唱罷，我登場，沒個停歇的時候。他喜歡幫忙，一方面，源于他刻骨銘心的記憶：少年時代，一家十口擠一間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父親籌備好錢物，跑了近十年，也沒拿到批建手續。一個小小生產隊隊長，成了無法翻越的懸崖峭壁。二是，給人家把事情幫成了他有成就感。做人不就需要一點成就感嘛。因此，自他進入政府大院那天開始，他發誓，只要不違反原則，能幫則幫。

于是，他成了大院里最忙碌、最累的人。一幫同為“四辦”的秘書哥們兒據他名字里的“大澤”二字，借名人陳勝名言，集體送給他一個綽號：茍富貴。“誰都認識茍富貴！”他們在調侃上官大澤的時候這樣說。

上午剛把跟線領導送走，揭開茶杯蓋子，來不及喝一口，大呂打來電話，說財政局在對下年度各單位預算進行審核，希望上官大澤替他呼吁呼吁，爭取多批一點。大呂所在的文聯只兩人駐會，經費八萬，表面上看起來夠可以了。事實上，文聯所屬十六七個協會，集中全市文學、書畫、舞蹈、攝影、影視、曲藝等藝術門類的文化精英，卻都沒固定辦公場所，也沒經費。每年就搞那么幾次活動，文聯除給予業務指導，都得給予經費支持，錢就成了非常現實的問題，多少支持一點還說得過去，要是一點不支持，保不定吹胡子瞪眼，一通牢騷。這些情況財政局預算部門并不清楚。這點小忙對他上官大澤，也就一個電話的事。

打完電話喝了兩口茶，一個老上訪戶堵到門上來。這是位六十多歲的老媽媽，頭發花白，五官還算清秀。進了門反手替上官大澤把門關上，坐到大澤對面的椅子上。屁股還沒坐穩，嘴巴就開始工作了：“我這輩子太冤枉了！”上官大澤替她沏了杯熱茶，熱情地說：“老媽媽，請喝茶，慢慢說。”老太太開始重復她說過好幾十遍的話題：當年，在她生了兩個孩子以后，為響應號召，讓丈夫做了結扎手術，限于醫療條件，手術失敗了，她丈夫從此性功能障礙。“從做了手術到現在，我就當姑娘當到至今！”老太太越說越激動，眼淚上來了。大澤把抽紙盒放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太擦著淚說：“我要討回我的性福權！”老太太說她年輕的時候不好意思說，如今看看電視讀讀報紙，腦子醒豁了，她再不討個說法，眼看就要掛到墻上去了。

早在一年前上官大澤第一次接待老太太就了解到，有關部門根據她的反映，經核查，已給予經濟補償。可老太太覺得心里過不去，這哪是賠錢就完的事呢？誰來還這幾十年欠下的性福？于是就成了上訪戶。有關部門開初接待她還蠻認真的，把老太太勸回去就以為沒事了，誰知道沒過幾天她又來了，陳述的還是那一成不變的內容，就扛不住了，無可奈何地對她說：“該賠償的賠償了，還對你丈夫進行了傷殘鑒定，按照傷殘鑒定級別給予經濟補償，該做的我們都做了，您要我們怎樣？您要重返青春，把失去的性福找回來，咱們想辦，可全世界沒誰辦得到！”

這可惹惱了老太太，她干脆進政府大院上訪，恰好摸到上官大澤辦公室。大澤一聽，知道老太太并無惡意，只是心里難受，就想找個地方訴苦。這一次也是這樣，接近中午十二點，老太太的苦訴得差不多了，眼淚也不流了，對上官大澤說，補償還算公道，老頭子跟她的身體不錯，再活二十幾年沒問題。然后，起身向上官大澤告辭。出門的時候，老太太說：“耽擱你了，我回去了。”上官大澤剛舒了一口氣，走到門邊的老太太說，“過幾天再來！”上官大澤險些癱到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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