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九城

我，祖上杭州，生在蘇州，養在上海。

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我隨母到了北方的唐山，快要上學了，又被帶回了北京。我回到北京后不久，我爺爺夏衍走出了秦城監獄，我們家的元氣開始有些慢慢地恢復了，話說那是1975年。我剛來北京的時候，北京城告訴了我三種顏色：藍的天，白的云和灰的瓦。

氣派！不愧為千年古都，沒有一點俗媚之氣，走在街上的人，也是大大方方的。

我們家在東城南小街，早先的門牌是八大人胡同27號，后來改為南竹竿胡同113號。

在一個物是人非的年代里，所謂的東富西貴，也就剩下胡同和四合院了，住在里面的人，都被一茬茬地革了命。

1949年以后，我爺爺他們那一代的很多文人“書生作吏”，走上了如履薄冰的仕途，可是，之初的他們依然是文化人。譬如說，他們中的一些人用自己的稿費買院子，像丁玲、艾青、葉君健……都是自購房產。

我爺爺也說過，他當時手里正好有一筆可用的稿費，剛剛調到北京當部長，他就看好了一座帶花園的四合院，還沒等他買，文化部就分配了他這處房子。

作為四合院，這算不上好宅子，平平常常，既沒有雕梁畫棟，也沒有假山后花園，簡單呆板，但規矩方正，對于當時四口人的家庭，足夠了。

還有足夠好的是地段，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還是地段。

南竹竿胡同隔著一條小街，正對著是禮士胡同，著名的劉墉府是后來的電影局。隔壁就是我上的禮士小學，我每天上學走路十幾分鐘。

這條南小街上，分布了很多耳熟能詳的胡同，24路公共汽車把它們串了起來，往南沿線兩邊：北竹竿胡同、竹竿胡同、南竹竿胡同、演樂胡同、內務部街、史家胡同、新鮮胡同、紅星胡同、芳嘉園胡同、祿米倉、干面胡同……一直開到終點北京火車站。

往北，到了朝陽門內大街。有以前的文化部、外交部、圖書進出口公司、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三聯書店……最重要的是朝內菜場，逢年過節，憑票供應，排隊購買，那可是一年之中關乎溫飽的大事件。

除此之外，81號里的那兩幢鬼宅，天長地久地搖曳在日曬雨淋中……

那時候的北京四九城，不大，東城以內，皆可步行。從東城到西城，騎自行車最適宜。

我記得，王昆侖的女兒王金陵經常騎一輛自行車，到了我們家院門口，把車一停，叫著“夏伯伯”走進了正房的客廳。她在人大當教授，教俄羅斯文學，是《紅樓夢》專家，懂昆曲。

“我愛北京天安門”，是需要有一段車程的，去一趟也算是一件大事情。

在公交車里面，我對24路的感情最深，這座古城留給我最初的記憶，都是24路幫我串聯起來的，它所經停的每一站，都是記憶庫的一扇門，不要輕易觸動。

我每天放學回家的路上，會經過一個小賣部，開在一個居民房的低矮窗口，只有一個小售貨口，我總是探進頭，跟里面的老大爺說，要5塊桔瓣糖，一分錢兩塊，每次就買10塊。口袋里的這5分錢，我在課堂上就攥著，心里盤算著，買了這10塊糖，要在這兩天回家的路上和做作業的時候，分幾次吃光，這是對自己上學辛苦的偷偷獎賞。

有這種小心思的孩子，不止我一個。廖夢醒家的一位小哥哥，今年都六十多歲了。他小時候，最愛吃稻香村的黃油棗泥餅，他住校省下一星期的零花錢，就是為了吃上一塊黃油棗泥餅。從稻香村出來，吃上了思念已久的棗泥餅，不坐公交車，走著回家，邊走邊吃，節約了他媽媽給的車票錢。

在我家的南小街上，沒有稻香村，我的最愛也不是棗泥餅。如果從南竹竿胡同出來，去坐24路，要走到演樂胡同那一站上車，在這不到5分鐘的路程中，有一家早點鋪，除了清晨賣油餅豆漿，也賣燒餅糖耳朵之類的小吃，到傍晚才關門。

我們從南方過來的人，最受不了北方的這種小吃店，簡陋得很，跟上海的糕點店沒法比。那位王金陵阿姨在多年以后，有一次在電影院里見到我，熱情地從包里掏出點心來：“給你吃啊，這可是從上海帶來的奶油點心……”

玻璃窗的木門只要是營業時間就一直敞開著，冬天掛上個厚厚的棉門簾子。終日都在昏昏暗暗中，一兩盞黃瓦斯燈泡，總是提不起精神，隨時要熄火的樣子。高高的、我踮起腳才夠得著的柜臺，三兩個沒精打采、說話硬撅撅的售貨員，幾張方桌子和條凳，是供吃早點的人用的，桌子上放著筷子桶和搪瓷調羹盒。柜臺里沒幾樣點心，麻醬咸火燒、麻醬糖火燒，有時候還會有焦圈和應季的綠豆糕。

在這幾樣可憐巴巴的點心里，我最愛吃的是一毛錢一個的豆餡火燒。白白的硬面燒餅皮上滾了一圈白芝麻，在燒餅的肚子中央點了一個紅點，最關鍵的是，它一定要裂口，露出里面的豆餡，是帶紅小豆豆皮的餡，不是南方的細沙。它的學名極其生動，叫：蛤蟆吐蜜。

對了，到了下午，小吃店會供應炸糕，就是天津的耳朵眼炸糕，也是帶豆皮的豆餡。

這家早點鋪離我們家很近，有的時候，早上，小孩子賴床，大人就把早點買回來，冬天家里生爐子，用鍋裝回來的豆漿就放在蜂窩煤爐子上小火溫著，油餅夾在鐵絲篳子里烤在一邊，吃的時候嘎嘣脆。

我覺得糖油餅是最好吃的，比普通油餅要貴，一毛錢一個，是油餅里的戰斗機。那時候，大人要是給小孩兒兩毛錢買早點，就有點奢靡之風的意思了。

我們家里的南方人總是懷念油條，北京當時沒有，天津有，他們叫果子。讓我最早知道果子就是油條的人，是一個郎中，他住在我們家院子的對門。

這個人，充滿了故事，而且是互相矛盾的故事。

二 街坊

過去北京的夏天，白天熱，晚上涼，不難熬。三伏天，太陽底下是火辣辣的，樹蔭下曬不著的地方，小風吹著涼快。

一到七、八月份，樹上知了喳喳地叫上一整天，到了太陽落山，還不肯“下班”。

進入雨季，地上房上的狗尾巴草像小孩兒抽條似的向上躥，蚊子也跟著猖獗起來，大家吃完飯坐在院里乘涼，人手一把蒲扇，漫無目的地拍打著……

我剛回北京時，沒有找到小學接收，像個失學兒童一樣每天在家里東跑西顛。父母上班，好在有爺爺教我語文，不過他的教學方法不規范，也有可能是他根本看不上課本，不好好按照教材教，所以，我一個夏天都在家快樂地“放羊”。

趁大人不注意，我便溜出院子，跑到對門去玩。

某一天，那位郎中，姓余，正站在院中間跟三兩男女說著話：“天津那大果子，炸得是金黃錚亮，暄暄騰騰，站得直，立得住，筆挺挺，北京見不著。長江以南的人，他們管這叫油條。”

說這話時，他不像北京人，但又不像天津人，這果子里透著見識，卻不是思鄉。

余郎中長得像李雪健，五短身材，平頭板寸里藏著白發，黝黑的面色中埋著皺紋，我總感覺他的眼白比別人都多，眼角中露出的余光比李雪健扮演的人物還要狡詐，他的嗓音也跟李雪健的角色一樣是從鼻腔里發出來的磁性般沙啞，他的聲音從來不高，但是一聽就知道是他在說話。

他一看見我跑進了他們的院子，就開始收起了話頭，搖著扇子，準備往自己家門里走，上了臺階，手一背，給了我一個后腦勺。

我出生的1969年，是我們家最倒霉、最悲慘的年月，我爺爺被抓進去三年了，生死未卜。

所以，給我取名“蕓”，一是取蕓蕓眾生的平民百姓的含義，二是蕓香，為一種夾在書里防蟲的草，取義“書香”。

從小我被保護得很好，在家里沒有受過夾起尾巴做人的自我矮化教育。

我曾經在胡同里，趾高氣揚地跟街坊們說：“我爺爺是四條漢子！”街坊們覺得我很好玩，故作一番驚嘆狀。唯獨余郎中，從我身邊“哼——”的一聲走過去，摔了一下院子的大門。

可是，很奇怪，我一點也不怕他，照樣往他們院兒里跑。

我們家的院子在經過了這場劫難后，已經失去了當年的景致，成了一個大雜院，院子的中間還被鄰居蓋了小廚房，東南角的一棵桃樹擠得見不到陽光，不久就無影無蹤了。只有一溜西房的前面還保留了一些殘存的遺跡，我爺爺親手種的一棵棗樹，從小樹苗長到碗口那么粗了，樹枝也長過了房頂，卻從未見它結過棗。一棵開不了幾朵花的紫丁香，瘦小枯干，營養不良。還有一個葡萄架，那只等了我爺爺8年多的大黃貓，死后就埋在葡萄架下，或許是這只“義貓”的氣場太大，在它入土為安后沒多久，這棵葡萄藤就死了。

隔壁建了一個金星鋼筆廠，每天都有難聞的賽璐珞味道飄過來。可以說，這個院子的風水已經給破壞完了。

從監獄里出來的爺爺，身心俱疲。家未破，人安在，已經是萬幸了。

打理庭院的好興致，蕩然無存，也力不從心。他只是在家房前的小塊空地上種些花生，教我種些“死不了”和地雷花，我奶奶倒是喜歡盆栽的粉紅色韭菜蓮。他們看見我用采來的指甲花搗碎了，來染紅指甲，很開心的，這也算是劫后余生的一點小快樂。

指甲花，也叫鳳仙花，是我從對門的院子采來的。“死不了”的花籽兒和地雷花的花種，也是我從對門的院子采來的。夏季的地雷花，到了晚間，會散發出一股淡淡的香氣，采地雷花種的時候，我還專門搭配挑選了各種顏色，紫色、黃色、白色和花斑點，幻想著來年，在我家院子里，也種出一片姹紫嫣紅，不過，好像沒有成功過。

對門的院里養著一只黑貓，是翟大媽家的，翟大媽是滿族人，一位體面的老太太，對我家很友好，歡迎我去玩。

我爸爸稀罕她家的黑貓，總說以后自己也要養一只，這個愿望后來我們搬到大六部口，實現了，他一下子養了兩三只黑貓，因此我爺爺說：“黑貓是我兒子的，黃貓是我的。”

朝內大街以南，在前清時是鑲白旗的地界，門第低不了。翟大媽家的四合院比我們家可是氣派多了，北京人的老話，她家是高門檻。走上高臺階，進深是一個有檐柱的大門洞，黑褐色的大門口立著一對神氣的圓門墩。雖然大門的里邊已經是個雜院了，但依舊庭院深深，垂花門的雕梁畫棟，游廊的迂回，都看得出這座一進的院落，在前朝不是一般的人家。

我一直感覺，這座老宅子是翟大媽的祖宅，院子里的其他住戶都像是后搬進來的，只有她家，或者準確地說，只有她像是這宅門的主人。

可是，我們家的大院門是開在朝南東南角的，對門翟大媽家的大門卻是朝北開的，四合院的門朝南朝北是風水布局，里面肯定有文章。

翟大媽從來不說她家的陳年往事，細想下來，她家現在應該是原來大宅的后門，前門開在了新鮮胡同，坐北朝南。北京的老城區里像這樣跨兩個胡同三進以上的大宅門很多，像章含之的家原來就是三進大院，前門在史家胡同，后門開在內務部街，后來院子一分為三，正門是婦聯的好園賓館，章含之住中院，后院是外交部的宿舍，成了大雜院。翟大媽的院子很可能就是這樣，他們的大宅在民國時期分家了，翟大媽一家分得了后院，從南竹竿胡同進出。她家的正房像是一個南北兩邊對窗的花廳房，很寬大，中間打了一個木門雕花隔斷，朝南的窗前砌起了一面罩房的墻，如果不錯，這就是分家的標志。罩房的墻沒有擋著射進來的陽光，夾道的一棵核桃樹長得蔥蘢茂密，我由此知道了，核桃樹的樹冠是很美的。

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說的就是她以前的家。

所以，我們一般不說對門，都說翟大媽院兒。她那個院子里有一個大葡萄架，遮陽蔽日，快八月的時候，綠葡萄珠就垂了下來，等著慢慢變紫，葡萄藤底下還種著白色的玉簪花。她家院里的一棵大棗樹，一到秋天結果時，大棗子掛在樹梢上像是一顆顆瑪瑙，沉甸甸的。翟大媽的東跨院窗根底下有一棵號稱是百年的老月季，據說這棵月季和這座院子同齡，它的枝稈跟一棵小樹一樣粗。一到入冬，就用草葦子和棉絮包起來，相當于穿上棉衣。

這個院子的前院已經被破壞了，幾家住戶都在自己的門前接出來一個簡易的小廚房，把走路的地方擠成了只能走一個人、推一輛自行車的小道。翟家的垂花門特別雅致精巧，典型的“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建制，“一殿一卷”式的卷棚頂和懸山頂，里院是四扇綠屏風門。以垂花門為界，里面是另一個世界，格局未變，保持完好，連花壇都還在，我采的花籽兒就是從這兒來的。

老北京院子里的春華秋實，是一種很高級的奢侈。種什么樹，養什么花，是很有講究的。一般來說，院里都會有一棵棗樹，然后是丁香、石榴或海棠。

我們南竹竿胡同113號的家有一棵棗樹，北小街46號也有一棵棗樹，大六部口14號還有一棵棗樹，同時，種了一白一紫兩株丁香。

翟大媽家除了有棗樹，還種了一棵香椿樹。打棗的喜悅在秋天，摘香椿芽的歡樂是在春天。翟大媽院里每年用鐵鉤子摘香椿芽，是一大景觀，大人鉤，小孩兒撿，街里街坊的一下子仿佛成了一家人。翟大媽好像會做各種跟香椿有關系的菜，她更喜歡把香椿分送給四鄰嘗個鮮，她讓我帶回家去一把剛摘下來的香椿芽，送給我奶奶，炒個香椿雞蛋。

尼克松訪華的時候，商店里突然投放了一批巧克力，得知消息后，大家聞風而動，趕到王府井百貨大樓“張秉貴”糖果柜臺，蜂擁著排隊購買，我爸爸托關系多買到一份，借著看大黑貓的由頭給翟大媽帶去。我當時和媽媽在唐山，還在上幼兒園，對爸爸帶來的這份尼克松巧克力印象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