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中國詩人（以下簡稱“60年代出生詩人”）是中國當代詩壇上的重要創作群體，主要代表人物有黑棗、安琪、江一郎、雷平陽、格式、中島、阿華、西渡、寒煙、潘洗塵等人。這批詩人對現實主義題材的創作情有獨鐘，他們堅持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詩意，從平凡經驗中提煉詩美，表現出獨特的創作精神。

描繪平凡人生

60年代出生詩人的詩作中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這批詩人將現實生活視為寫作基點，著力表現平民世界的悲歡離合，描寫平凡生命中的酸甜苦辣。像黑棗的詩《我的身體是一座迷人的小鎮》就將南方故鄉小鎮的很多日常事物寫進詩中，如街道、火車站、稅務局、學校、蟬、蟋蟀、綠草等。詩中有人們忙碌的身影、日常的柴米油鹽，有春花爛漫的景色、夜闌人靜的場景，也有工業時代的紛繁喧囂。在詩歌創作中，黑棗努力向現實世界延伸，記錄平凡生活中人們真實的感性體悟。

在詩歌創作中，60年代出生詩人不斷尋找貼近現實的表達方式，而不像其他詩人那樣更多采用象征、隱喻等藝術手法。他們極力挖掘詩歌的敘事潛能，把敘事當作展現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基本手段。像安琪的《情動俄羅斯并致我的母親》和江一郞的《一輛開往縣城的班車》中描述母親的場景一樣，這代詩人更傾向于集中描寫生活中不易覺察的細微動作和感人情境，努力記錄記憶碎片和別離愁緒，從而表達微妙深摯的情感。

從詩歌主題方面看，60年代出生詩人描寫世俗生活、人性親情的詩篇逐年增多，這在一定程度上與他們人到中年后的心態變化有關。“中年”作為詩人創作的重要分水嶺，不僅考驗詩人寫作技巧的圓熟度，而且賦予詩人不同以往的觀察眼光和更趨復雜的心境。歲月的流逝讓60年代出生詩人感受到天倫之樂的溫馨與甜美，同時也體驗到時間的殘酷和無情。

近年來，60年代出生詩人創作的悼亡詩越來越多。這些悼亡詩中大多凝聚著詩人真摯、感人、濃烈的親情感懷，如安琪的《每個詩人一生都要給父親寫一首悼詩》、雷平陽的《祭父帖》、格式的《子曰》、中島的《父親的骨頭》等詩作，都傾注了詩人深摯的感情。其中，技巧和感情的高度融合，將詩人的創作推向更高的境界。作品中的深沉情感與悲涼意境感人肺腑、催人淚下。例如，安琪的《每個詩人一生都要給父親寫一首悼詩》寫道：“爸爸，我已經回到塵世，在車廂煙火氣息濃烈的現場回想陪你走過的地獄三日：/你用微閉的雙眼回應我的凝視（他們都說我繼承了黃氏家族永不改悔的小眼睛）/你用合不攏的雙唇拒絕回答我的呼喚……”安琪在開篇就以這種呼喚的方式與陰陽相隔的父親展開了單向的對話，情緒低沉、語氣凝重。而與這種情緒相應，詩中詞語反復疊加，詩句不斷延長，時空扭轉變幻，仿佛將讀者也引入生與死的臨界點，如實表現了作者無盡的哀傷之情。

重視感受性敘事

60年代出生詩人專注于在詩歌中表現現實世界，努力描繪出生活的本真狀態，展現人性深度和時代風貌。他們努力尋找生存現實與詩歌寫作的平衡點，力圖在拉近詩歌與生活距離的同時也讓詩思向生活縱深處延展。同時，這代詩人在創作中也面臨一定挑戰。如何保持創作激情不被現實消耗和磨損、避免語言和想象力的鈍化、避開簡單復現生活的陷阱，如何在繁雜的社會現象中提煉有意義的詩歌元素、在描繪現實生活的同時保持并提升詩歌的藝術水平和思想內涵等，都是他們需要妥善解決的問題。

為此，許多60年代出生詩人選擇以感受性敘事來表現生活，著力描繪詩人內心的波動變化，有意回避“零度敘事”，在敘事中融入抒情因子，讓現實主義的書寫更具溫情。這種感受性敘事一方面是為了更立體地表現生活本身的多重面向，調動詩人敏銳的詩思，去體味、洞察身邊細微的日常事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敘事的抒情色彩，從而可以立體呈現詩人情感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以感受性敘事見長的詩歌或感傷抒懷或憧憬未來或細察自然，大多溫馨動人。如阿華的《梨樹鎮》、西渡的《鳥語林》、寒煙的《時光在誰的那一邊》、江一郎的《稻草人》、潘洗塵的《留給秋天的時間太少》、黑棗的《在南方》等。這些詩歌更注重袒露詩人的主體經驗，如胡弦就極重視自己的感覺體驗，他常以敏感、細膩的詩思構筑起感性、純凈、透明的詩歌世界。胡弦的《窗外》以生活中的美和意象為主題，顯示出詩人細致觀察生活的能力。詩人以精準的語言、優美的修辭、略帶感傷的唯美主義抒情，把視線所及的群山、大雁、云層化為心理波瀾，生成人與自然和諧共鳴的圖景。詩作的情感落腳點是曠野深處勞作的農夫。作者將農夫彎曲的背影永遠定格于作品中，給讀者留下無限回味、思考的空間。

抒寫家國情懷

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60年代出生詩人的創作日益活躍，并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用作品記錄時代變遷，同時寄寓自己的深沉思考和道義擔當。因此，自然災害、社會熱點事件等問題均進入這代詩人的視野，成為他們描寫的對象。

例如汶川大地震發生后，60年代出生詩人即以詩歌記錄下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帶給當地人民的巨大傷痛，及全國人民眾志成城，幫助災區人民重建家園的團結精神和頑強意志。潘維在《為汶川地震寫下的》一詩中寫道：“我知道一條必須打通的路叫人道/我知道汶川的同義詞叫災區/我甚至比專家們更早的預測到/地震的中心是幸存者/是那只女孩的小手/它從瓦礫里伸出，企圖抓住一分一秒……今天，那只天使的小手/點燃了我忽明忽暗的淚眼/點亮了整個中國的美好/每個人都成了一個紅十字會/捐獻著愛與安慰/祈禱著平安。”詩作通過樸實的敘述，表達了詩人對災區人民的強烈同情和關懷，也寫出了整個中華大地上傳遞著愛心和溫暖的動人場景。60年代出生詩人創作的這類詩歌繼承了“詩言志”的寫作傳統，將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與民生疾苦、民族命運緊密相連，書寫了悲慟、哀思、堅強、感動等種種感人瞬間，使作品處處閃耀人性光輝。

21世紀以來，中國發生的許多大事件，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2018年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也都進入60年代出生詩人的創作視野，衍生為詩人歌詠和關懷的對象，使這代詩人繼承了中華民族傳統中“文以載道”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60年代出生詩人自覺肩負起記錄新時代史詩性變化的重要責任。面對更加多元、豐富的文化形態和時代語境，詩人重新思考文學與時代、與歷史的關系，積極探索現實生活楔入詩歌的有效途徑，努力追尋個體在歷史沉浮中的精神流變，全面呈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吉狄馬加的長詩《大河》便是在新時代獻給黃河母親的一首壯闊頌歌：“哦大河，你的兩岸除了生長莊稼/還養育了一代又一代名不虛傳的歌手/他們用不同的聲調，唱出了這個世界/不用翻譯，只要用心去聆聽/就會被感動一千次一萬次/你讓歌手遺忘了身份，也遺忘了自己/在這個星球上，你是東方的肚臍/你的血管里流淌著不同的血/但他們都是紅色的，這個顏色只屬于你/你不是一個人的記憶，你如果是——/也只能是成千上萬人的記憶/對！那是集體的記憶，一個民族的記憶。”詩人以高昂、蒼茫的風格氣勢展現個體與社會、歷史與現實、種族與國家、文明與苦難的關系，構筑民族國家的共同記憶。與此同時，吉狄馬加又以世界性眼光，通過對本民族文化的書寫進而上升到對人類命運的關注，表達了其對人類文明的深度思索，別具史詩氣質。

60年代出生詩人繼承和發揚了現實主義寫作傳統。這代詩人返歸生活現場尋找觸發詩情的焦點，運用多種藝術手法，以期使當代詩歌真切展現當代人的生活經驗和思想狀態，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當代詩歌的創作空間。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1960年代出生詩人研究”（14CZW06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