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蓮，1953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茶陵縣。曾在江西插隊9年，197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后分配到上海電影制片廠從事導演工作。其作品在國內外獲得多項嘉獎，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紀事》《假裝沒感覺》《美麗上海》《上海倫巴》《我堅強的小船》《請你記住我》等，其中《上海紀事》曾獲華表獎最佳故事片，彭小蓮本人憑《美麗上海》獲第24屆金雞獎最佳導演。2001年完成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遺作《滿山紅柿》。2003-2009年完成紀錄片《紅日風暴》。另有《他們的歲月》《回家路上》《美麗上海》《理想主義的困惑——尋找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等文字作品。

彭小蓮于六月十九日走了，距今不足月余，就要寫她，不免遽急。現如今，時間的流速加緊，記憶和忘卻的周期變得短促，所以，趁余音未消之際，寫下一些文字，或可延宕印象，讓我們和她再相處一陣子。

就在今年春節，導演許鞍華專程來上海看她，回程登機的車路上，許導問道：你和小蓮應同屬“紅色貴族”吧！我遲疑了，如何向一個香港人解釋內地特有的社會劃分？略作考慮，回答說：作為國家新政，“紅色”大致無誤，但以貴族論，我父母的級別不夠高，小蓮家倒是夠了，但極早受到貶斥，所以，她大概也不能同意。

《他們的歲月》里，有一個細節，寫到父親彭柏山小說出版受阻，緣出滬上某新四軍出身的作家筑壩，她母親分析人事，大意為，新四軍作家里，茹志鵑很正派，必不是她！看到此處，不由松一口氣。這心情很復雜，不是說懷疑母親做落井下石的事，然而，歷史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沒有什么恒定的價值，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虛妄的生涯，誰保得住一向正確呢？從艱困世事走來，得這評價稱得上知己了。日后我和小蓮不論慪氣還是吵鬧，終沒有崩掉，是因為此，又不完全是，人與人相處，彼此不背叛的基本原則之外，還需要更多的內容。

上輩的淵源，我知之不多，曾經見兩個母親私語，說些什么就不清楚了。八十年代初，彭小蓮和同學陳凱歌來家里找母親，想必帶了她母親的話。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彭小蓮，之前聽說傳聞，在她家那片街區，似乎相當知名。恰巧，我在《兒童時代》雜志社的同事，與她住同一幢公寓樓，描述她和造反派叫板，“文革”后恢復高考，又以朗誦排名第一，高分進入北京電影學院，離開插隊多年的江西農村。那一次來，便是就學期間，他們想改編我母親新寫的小說《草原上的小路》，還是別的什么，已經模糊了。彭小蓮的形象則很清晰，她光彩照人，言語活潑，表情生動，相形之下，陳凱歌則是訥言和靦腆的。我沒有加入談話，時而進，時而出，或者遠遠坐在一邊。他們偶爾看我一眼，也沒有搭話的表示。年輕人都是驕傲的，尤其是我們，在那年代里，稱得上天之驕子。父母，即便如彭柏山，壓頂之絕境，竟也平反昭雪，子女們重見天日，脫離苦海。倒不定是衣食的苦楚，但世態炎涼，絕非普通家庭能夠體會。

初次面晤這么過去了，接下來的事情就有些嚇人。幾年以后，我從父母家搬出，住一條雜弄里，縮在公廁后的小單元房。一日下午，門敲響了，那時候，大多人沒有電話，常是不告而至。打開門，面前站著彭小蓮，我都不怎么認得她，更沒有過照面說話。只見她滿臉焦灼，眼睛里發出熱病般的亮光。我們臉對臉站了片刻，她就從我身邊擠進房間，說道：我一整晚沒睡覺！我讓她坐，她堅持要站，牛仔褲一高一低挽起在小腿上，仿佛經歷了長途跋涉。我說什么事情嘛，有話好好說。她坐下了，迅疾又彈起，就在這不停的坐下彈起之間，總算搞明白了發生的事情。概括說來，她拍攝完成的電影《女人的故事》，沒有通過審查。因為什么理由，是她沒有重點說，還是我忽略了，也許，審查卡住從來是電影生產的常態，不值得細究。總之，沒有通過的情節很快淹沒在她言語的滔滔洪流中。彭小蓮的敘事往往偏離主線，進入旁支，拉也拉不回來，而你很快放棄主動的企圖，順流而下，那里又是一番風景，天地重開。她沉浸在拍攝過程的追溯，如何選角，演員的出身來歷，氣質形貌；如何采景，地理位置，歷史沿襲，文化隱喻；鏡頭的運轉，機器的擺位和角度；后期的剪輯——剪輯也是了不得的，一格一格膠片看過去，看過來，分解，拼接，排列，組合——結果是，不通過，她又跳起來！遠兜近繞，回到現實主義主題，意識形態批判，文藝體制革命，生產力突破生產關系……講述讓她平靜下來，逐漸坐定，暫時擱置這具體的遭際，面向更加浩瀚的——電影世界，她架起腿，開始上課。列舉經典，介紹現代，向先進學習，與同代人攜手，可是，困難啊！啟動又一輪怒罵，但不在《女人的故事》，而是《盜馬賊》，同學田壯壯執導，堪稱傳世之作，結果，不通過！倘有一日，內部放映，你必須看！時間倏忽過去，天已向晚。如她所說，一夜無眠，持續至此，又一個白晝沒消停，卻看不出倦意來，能量真是驚人。

隔日，她又出現了，這回是通過傳呼電話，通知上影廠試映間放映《盜馬賊》，要我去看。憤怨交集中的順嘴一說，竟然記得。我一門心思寫小說，她那些人和事與我很陌生，實話實說，還有些怕她。做電影的人有點“瘋”，勁頭上來，擋也擋不住，于是，好言拒絕。這一段就又結束了。

八十和九十年代，我們分外忙碌，各有各的奔頭。天地人和，萬物生長，歷史做好各種準備，就看我們的造化。也經歷坎坷，可年輕人都是魯勇的，又被時代寵慣，忘乎所以，看不見隱患生成，正積累成因，從量變走向質變。仔細算起，我們再一輪往來，已經到兩千年以后。她邀我看新片試映——《假裝沒感覺》。寫過《他們的歲月》的人，難免背負“宏大敘事”的使命感，從故事主述人角度出發，也可歸入彭小蓮青春往事體系，“成長”是又一份現代性使命。可是，令人意外，故事表現的是市井人生家常倫理。不像小蓮的氣質——作家阿城稱之“共和國氣質”，倒是朝著上海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電影靠攏，比如《萬家燈火》，比如《烏鴉與麻雀》，這樣說也許有攀附的嫌疑，但小蓮后來不是拍了《上海倫巴》，還有最后的《請你記住我》！我們不能簡單理解為向前輩致敬，更可能是尋找中國電影發起的源流，那里有著一些本質性，但是被特有的社會歷史繞過了的價值。演員孫海英和呂麗萍在之后的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開一路氣象，推算時間，是否可認作從這里起步？看完電影，她聽我評價，移近機器，拍攝錄像，立此存照，抑或作宣傳的用途。雖然事先并沒有預告節目，但我也沒有抗拒。事情大約就從這里開頭，演變成始料未及。

這時候，她籌拍《美麗上海》，讓我看劇本，提些建議。在馬可波羅面包房的咖啡座，主創團隊到齊，可見出誠意和決心。過后，我即去臺北文化局的駐市作家計劃，臨行前，小蓮來電話，說《美麗上海》的制作方調派一輛車和司機，供我臺灣期間使用。我很好奇，問：為什么制作方要給我這份福利？她說：因為你是我們的藝術顧問。我說：誰告訴過我做你們顧問？她說：我現在正告訴你。我說：誰又告訴你的？她勃然怒起：我好容易替你爭取到身份，還有一份報酬！這實在太荒唐了，我再也按捺不住：誰讓你去爭取的，誰要你們的錢！電話兩頭都氣得要死，我發狠道：你要是敢在卡司上落我的名字，就別來找我！結果是，她放過了我。我呢，繼續和她討論電影。我們曾經為電影起名，叫“上海相思”，我至今以為這名字不錯，可投資方非要叫“美麗上海”也沒辦法。不知不覺中，電影行業改了規矩，誰出錢誰說了算，電影就是燒錢的藝術。我們再度邂逅談論藝術，一不小心就扯到內幕消息、八卦新聞以及人事關系，景象其實已經凋敝。她在投資方那里吃飽氣，撒到我頭上：你看你，要是答應做顧問，就可以幫我說話！我明白她拉我入伙的用心，生出點歉意，可是，誰知道她們行當的青紅皂白呢！我們寫小說是個體勞動，由自己做主，完成以后交付出版社，也就是到生產終端，才與社會發生關系。即便退回，放在廢紙堆里，損失不過是自己的勞動時間，在轉化利潤之前，一分錢不值。而他們，真金白銀下去，收不回來，誰來買單？真有些膽戰心驚。

彭小蓮常說：還是你們寫小說好。于是，她也寫小說，在沒有劇本沒有投資的空隙里，這種空隙越來越多，讓人惘然。對于做電影的人，小說太安靜，因此也就沉悶了，它缺乏直觀世界的輝煌燦爛，尤其在這樣退讓的處境里，懷著不得已的心情。在特質上，她和小說還有點隔閡，多少缺乏常情，也是遭際所致。沒有正常的家庭和社會生活，分崩離析中自生自滅。彭小蓮有一股蠻橫的生命力，叢林生存原則，要不怎么能活下來？而小說卻是世俗的性格，普遍性的人生，象形出發，到形而上。所以，我覺得凡虛構的寫作，不是這里，就是那里，總歸不大像，顯得手足無措。但是，一旦進入紀實，便開閘放水，一瀉千里。《他們的歲月》寫得真好，和劉輝合作的《荒漠的旅程》也是好。現實中已然發生的人和事，潛在地規定了軌跡，就像河床收納水流。出于同理，她的紀錄片也好過故事片。我還喜歡她關于電影的文章，從實踐出來的認識不同于單純紙上談兵，可窺見制作中的關節，由她寫來，透露出迷人的樂趣，就知道她喜愛電影喜愛什么。那么，拍不了電影，嘴頭上過過癮也好。

【以下略，全文刊載于《收獲》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