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中國作協“文學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講堂走進湖南省金融系統。作家阿來講述了關于自己的文學創作與思索。

湖南省作協主席王躍文，中國金融工會湖南工作委員會主任田本全出席活動并致辭。中國金融工會湖南工作委員會專職副主任羅富宏，中國銀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長任晨，湖南省金融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常務副主席胡玉明，湖南省金融作協主席胡小平以及湖南省各金融單位文學愛好者共計近300人參加活動。活動由中國金融作協主席閻雪君主持。

阿來很少在文學演講中以自己的作品為主題。這一次，他選擇了最近出版的、與汶川地震有關的長篇小說《云中記》。 “講自己的東西，好像很難擺脫自我認定的嫌疑，后來我想了想，覺得可以談，作品只是個引子。”

一個祭師，回到即將隨山體滑落的村莊，與逝去的亡靈為伴，不再離開…… 《云中記》講述的是與死亡和災難有關的故事，中國文學一直不太擅長處理的兩個主題。阿來在講座中回顧，從經典文學到當下作品，我們大多是在關乎歷史材料的文學書寫中，看到描述死亡這一客觀現實的只言片語。《云中記》的寫作構思，正是想彌補中國文學所缺失的生死意識，嘗試突破文學表達空間上的不足。

華夏五千年文明，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為何文學這一領域甚少出現死亡主題的深刻呈現與探討，阿來認為與自古而來的思想信仰體系有關。儒家文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遠影響的思想系統。《論語》中關乎生死的話題：“未知生，焉知死”——活著的意義尚未追究清楚，尚論死后？“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論怪談、鬼神等奇聞異事，看重現實倫理，道德綱常。論及中國土生土長的道家文化與佛家文化，從某種角度來看，道家意在超越死亡，獲得永生。佛家以因果循環獲得轉世，人只有不斷積德行善，才能消除每一世存留的果報業障。

當下人們物質生活飛速發展，精神世界需要補充更多養分。“信仰變成不斷祈禱與發愿，變成封建關懷，變成世俗與現實。現實到有點庸俗，文學多少也有這個狀況。”阿來說。

“死亡對活著的人才有意義”

汶川地震中，一個家庭幾代人的財富積累與生命延續，短短一分鐘之內完全毀滅，地震把災難命題血淋淋地擺在面前。文藝工作者豐富而飽滿的情感涌動，會對世界產生從心靈到理智的反應，從而依據主題創作出文學、詩歌、音樂、繪畫等不同藝術形式。

有讀者說，《云中記》寫得那么遠，又那么近。阿來在災區待了8個月，5月份出發，12月底返回。

有一張獲得普利策獎的紀實攝影照片，一個瘦骨嶙峋的蘇丹女童即將餓斃跪倒在地，而禿鷲正在女童后方不遠處，虎視眈眈，等候獵食。南非攝影記者凱文·卡特靜靜等了20分鐘，并選好角度，盡可能不讓那只禿鷹受驚，待禿鷹展開翅膀。拍攝完畢后，凱文·卡特趕走了禿鷹。這張震撼世人的照片，引來諸多批判與質疑，也引發激烈討論：職業素養與人文倫理間如何取舍？身為作家，阿來的方式是：深入災區，必須忘記自己是寫作的人。“我不是旁觀者，到災區不是尋找素材的。我也是這個省份的人，出于幸運，沒有收到災難摧殘。我只是一個有愛心的普通人，與災區百姓在一起，盡力幫大小忙。”

阿來到災區時，還處于黃金救援時間。很多人哭到暈倒，尤其婦女，抬到醫療隊帳篷里打針輸液，有精神了爬到廢墟上接著哭，接著挖。“這樣的情景一輪接著一輪，周而復始。它會讓你想，死亡到底是什么。”23小時，36小時，72小時…… 時間一點點過去，第五天晚上的映秀鎮，探照燈照在1萬人小鎮的中央廢墟上，救援都停了下來，守在廢墟邊上等待親人被挖出來的哭聲也停止了。阿來沒地方去， 回到車上喝了口水，也想好好睡一覺。這時聽見背后還有一臺挖掘機，很孤獨的亮著一盞燈，在挖埋葬的墓地。

阿來想，面對這么多死亡，悲痛爆發后的一切似乎只能交給時間，慢慢遲鈍，慢慢遺忘。除了那臺時續時停的挖掘機，四下安靜。阿來到車里翻CD，他想聽到一點聲音。肖邦、柴科斯基…… 直到翻出莫扎特的《安魂曲》——死亡主題的音樂，安撫逝者，超度魂靈。莫扎特在寫到第八小節時去世，他完成了第一部、第二部的合唱和弦樂、第三、四部只完成了合唱部分。在《安魂曲》的旋律中，阿來不禁會想，死亡的意義究竟是什么。“我們只是把死亡理解為肉體的隕滅，悲痛的深淺也與個人情感深淺相關。如果只是陌生人的離去，更難以產生任何關于生命本身的思索。死亡對死去的人沒意義，對活著的人才是終極命題，每一次經歷使我們重新理解生命，定義生命。沒有對共同生命的憐憫與尊重，文學書寫不出偉大死亡，這也是中國文學的欠缺之處。”

“除了依止于大地，人無處可去”

地震兩個月后，四川省作協開會，很多人懷著強烈感情踴躍報選題——災區中人們相互拯救的英勇的、悲壯的事跡。阿來本來準備的是鼓勵大家創作的話，轉而說出口的卻是“大家是不是該冷靜一下”。文學作品需要情感激蕩，但阿來認為重要的是，在更深更廣范圍的內，把讓我們產生情感激蕩的災難本身好好想一想。那時災區已經進入重建階段，我們應該再去看一看，聽一聽。汶川地震發生2年內，出版了30多本書。阿來說，客觀上講，當時大家都有強烈寫作沖動，但所期待的效果并沒有出現。文學作品僅僅回應現實是不夠的，人物的宿命感，自然意志對人的命運的規定性，人類生存的悲劇性是作家在創作中要追問的深意。“足夠沖動與亢奮時是否應該冷一冷？當文學面對現實，一個特質是質疑與反思。但文學不只表達這樣，更需要呈現出為什么是這樣。作家應該在道德、人性、信仰等通向精神領域的層面尋找答案。”

阿來認為，中國文化背景下關于死亡的經驗還是個別的、無可奈何的，送別后哭泣，然后淡忘。乃至許多藝術作品對宏大題材的處理都顯得不夠莊重和嚴肅。阿來以戰爭主題為例談到，在戰場上嘶吼，生死相搏僅僅是為了報仇嗎？這是在矮化戰爭，將其變得渺小和狹隘。文學及一切藝術形式都應該是以小見大，從個別到普遍，從個人到民族，國家，乃至全人類的未來。

在悲傷與同情之外，是否有超然于死亡的東西值得文學去探尋和書寫？在映秀鎮的那個晚上，阿來聽著莫扎特的《安魂曲》，小雨后云開霧散，滿天星光。音樂里多聲部女聲演繹出或哀凄或明亮的層次情緒，阿來覺得，如果自己要寫地震，要寫災難，就要用這種方式，不能被黑暗壓倒，黑暗處要寫出光明，絕望處要寫出希望。文學一直有這樣強大的能量，《詩經》《楚辭》等等很多古代文學經典都飽含寬厚的胸懷，飽含至暗時刻的美與重生。“現在人類情感被很多身外之物遮蔽，甚至不敢相信、不能接受更為深刻與宏闊的哲學意義。文學一定程度上承擔了信仰的部分功能，傳統文化一向看重詩教，美育教育。文學正是要和瑣碎的、流行的、庸碌的東西對抗，在人性光芒照耀的地方發掘真善美。”

《云中記》對于英雄主義也有著探索。阿來在講座中談到，人類從古到今優秀的文化、民族、個人，一定有一股百折不撓的英雄主義氣質存在。它緣何存在？怎么形成？這其中經歷了怎樣的抉擇與拷問？英雄的精神密碼還等待寫作者在文學的世界中破解。

阿來的文學世界沒有離開過自然。當阿來把地震這個話題擺到眼前，災難都有仇視的對象，這意味著人類要仇視自然嗎？生息環境，自然力量，人類如何對待？敘事文學以人為中心，大多走向揭露丑惡與黑暗，在我們的文學經驗中缺少對死亡的哲學性思考，缺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正如《云中記》前言所寫：

大地震動 只是構造地理 并非與人為敵。

大地震動 人民蒙難 因為除了依止于大地 人無處可去。

阿來帶著這些思考，與現場觀眾互動交流。講座結束后，進行了優秀文學作品誦讀環節。

阿來為文學愛好者簽名贈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