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意大利人安東尼奧尼拍攝《中國》時，我們院幾個孩子走在鏡頭中。安東尼奧尼并沒特別對準他們，只是把他們作為一輛解放牌卡車的背景，車上擠滿藍色人群，我們院的孩子只停留了十幾秒鐘便走出畫面，向城外走去。城墻已經消失了，護城河還在，過河就是城外：鐵路，莊稼地，二道河與三道河。二道河是污水，河汊縱橫如車轍，那是我們院孩子抵達最遠的地方。聽說過三道河沒去過，通常就在鐵道邊上玩。從后來才見到的片子看，他們是五一子、大鼻凈、小永、大煙兒、文慶、小芹。小芹是唯一的女孩，但是跟男孩差不多，一個顏色。那么，還有一個人是誰呢？他比別人都矮了一大截，落得有點遠，而且不像是和前面一伙的。但是沒有他一切都無從談起。四十年后我在鏡子中看到他，他也老了。別以為侏儒不會老，照樣會老，滿頭銀發雪山似的，照耀著短小的藕節似的身體。

他們——當然也可說我們——過了橋。橋是南城的永定門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要不是簡易欄桿幾乎看不出是座橋，路面也是一樣的柏油與反光。橋上永遠有人在打魚，冬天鑿開冰也打，每天打得上來打不上來都打，網抬起落下，像鐘一樣準確。總有含著長煙袋一動不動的老人圍觀，就是說不管這個城市已走了多少人總有閑人。街上也還有人，公共汽車空蕩蕩，但算不上空駛。偶爾車后面跟著輛自行車，汽車多快自行車就多快，沒任何原因。陽光不錯，路面反光，汽車、人、自行車像在鏡子中。

護城河涇渭分明映著城市、農村、環城鐵路，火車慢慢悠悠，汽笛聲聲，大團的白霧飄過河來，被堅硬的城市吸盡。白霧在田野上要飄很久，這也是我們喜歡河對岸的原因之一。我們在鐵路上奔跑，追著白霧。鐵路本是麻雀的世界，麻雀起起落落，重復飛翔。我們的奔跑沒有重復感，我們只是幾個孩子，并且奔跑的原因不明，與食物無關。枕木的節奏決定著我們的奔跑，只要踏上枕木不跑不行，直到有人帶頭臥下才全都臥下。沒人教我們傾聽，只是一人俯耳大家就都跟著——好多事都這樣，然后竟真的聽到了輕輕的震動。盡管就課本而言我們是白癡，但本能異常聰明。火車來了，盡管在遠方，但是來了，遠遠的來了，簡直有音準。雖然我們不知道音準但已聽出來，聲音越來越高，越來越密，越來越響，然后我們一哄而散……

火車從來軋不到麻雀，也軋不到我們。

黑色的火車紅色的曲臂，噴著熱氣一下將我們吞沒，什么也不見了，只見紅色曲臂那樣奇怪地來回轉動，好像原地打轉，但卻在走。我們跟著熱氣大聲呼喊，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只看到同伴的口型。火車過去了，我們依然跟著尾車跑，向尾車扔石頭，歪戴帽子的押車員不為所動。

我們從沒扔過綠皮車，看都看不夠，窗口都是陌生人，他們看我們，我們也看他們，我們追著窗口跑，有人扔下東西，一包垃圾，或梨核兒，我們也不在乎。我們太喜歡陌生人，遠方的人，每次都追出很遠，客車走了看不見了我們還在鐵路上走，不知為什么。有一次走得太遠，突然意外地遠遠發現許多黑皮車，無數平行又交叉的鐵軌，閃閃光，一個我們從未見過的陌生世界。我們不知道這是車站，要是客車我們自然會想到是火車站，貨車站把我們看傻了。我們貓著腰穿過鐵軌，神神秘秘爬上了一列列安靜的列車，從此這里成為我們的樂園。我們跳進涂著瀝青的車廂，進入悶罐車廂，從車尾到火車頭，扳動拉桿，發出“嗚，嗚，嗚”想象中的聲音。在帽型尾車上，我們扶著簡易的鐵欄，站在押車人常站的地方招手，望遠方，模仿叼著煙的姿勢，從里面手扶門邊只露半個身子，揮舞帽子。我們探尋各種可能的發現，工具箱、大衣、帽子、暖壺、杯子、飯盒、工作服，偶爾發現有工具箱沒鎖，打開看到里面有錘子、改錐、鉗子、扳子、軸承，太讓我們興奮了。我們戴上工帽，穿上工作服，拿著扳子擰這兒擰那兒，好像工作了一樣。我們不再是簡單的孩子，貨車站讓我們像竹子拔節一下長了一大節，我們走路都和過去有點不一樣，這一點甚至從影片中也可看出：我們不再是散散漫漫，而是步履匆匆。

那天是周二，是不是全世界星期二下午都沒課？還有周六，不僅如此我們那時周四下午也沒課。就算上午也常有自習課。由于課本的原因盡管我們頭腦簡單本能不簡單，那天一吃過中午飯本能就活躍起來。在大門洞外我們等了一會兒小芹，每次差不多都是小芹最后一個出來。煙色條絨上衣，煙色的猴皮筋，猴皮筋將兩條煙色硬辮勒得很緊，整個看去小芹在我們之中是最接近麻雀的，干脆說就是一只鳥。五一子打了個榧子。

我們住在南城中軸線偏西，在和平門與宣武門之間的琉璃廠附近，我們院在北京也是數得著的上百戶大雜院。有三個門，正門旁門和后門，從前門兒進去后門兒出來要穿過迷宮似的夾道差不多就到了宣武門了。已經說不上幾進幾進院，院中有路，路中有院。夾道、小巷、角門、垂花門、豁口將十幾個院連在一起，有的院門緊閉，常年沒人，里邊有樹，亭子，甚至一段小河。小河好像是暗河的一段，沒出院又消失了。具體到我們小院不到十戶人，是這大院中最普通的小院，雖青磚漫地但房子低矮，就算正房也比別的院矮一點，據說是早年間牲口棚。

我們等小芹倒不因為小芹是女孩，我們沒什么性別意識，所有人都是一個人。主要是小芹在別的方面和我們不一樣，她有零花錢我們沒有。小芹不和父母住，從小和姥姥住我們院，小芹父母住在北京的西城社會路，是中科院的工程師，過去節假日她父母老來我們院，去了干校后來得少多了，聽說最近又去了新疆。小芹有一個姐姐在內蒙插隊，還有一個弟弟跟著父母，北京、五七干校、新疆到處跑。關于小芹我們也就知道這些。每月小芹都有固定的零花錢，五塊錢呢，我們一年的學雜費才五塊，這筆錢由姥姥掌握著，小芹因此恨死姥姥了。

我們從大院里出來，穿過門前的前青廠胡同，這是我們夢游都不會走錯的胡同，前面不遠過了北柳巷十字路口就是琉璃廠。我們的學校就叫琉璃廠小學，不在街面上，在小胡同內，走九道彎、小西南園、鐵胳膊胡同都行。過了鐵胳膊胡同是榮寶齋，榮寶齋對面是琉璃廠唯一的一座西洋建筑，四層帶白廊柱，頂部刻有：一九二二年。老輩人說中國的第一部電影《定軍山》就誕生在這樓前，但這是我們每天的必經之路已經視而不見。直到南新華街與東西琉璃廠交叉的十字路口才稍稍陌生一點：大街對我們這些孩子永遠都有些陌生。這里有兩趟公共汽車，一個是十四路，一個是十五路。十四路在這里的站不叫琉璃廠叫廠甸。廠甸到永定門一共七站：廠甸、虎坊橋、虎坊路、太平橋、陶然亭、游泳池、永定門。我們無比熟悉這些站牌，倒不是因為坐車而是每次都數著站牌走著，一站一站，比坐車還熟悉這些站。

只有小芹坐過一次，坐完就后悔了。小芹在永定門等了我們好久，在橋上吃了三根冰棍，喝了兩瓶汽水，差一點就坐車回頭找我們。那以后小芹每次都跟我們走，但每次五一子都別有用心地鼓動小芹坐車。開始我們不太明白，后來就一塊幫腔，結果終于等到小芹一句話：要坐大家一起坐。不用說，小芹請我們坐車。但五一子還有妖蛾子。小芹自然統一買票，五一子偏要把錢給他，他自己上車買。小芹給了五一子一毛，這樣我們都要自己買，小芹也沒說什么給了我們每人一毛。七站地七分，售票員要找三分，找回的三分說好了要還給小芹。我們都上了車，五一子最后一個，沒想到車門剛要關上，五一子突然跳下車。五一子說他不坐車了，他跑著。我們立刻明白了。五一子像匹小馬奔跑起來，一直在我們后面，車快他也快，車慢他也慢，有時他變得只是一小點了，但路口到了，五一子又追上來，甚至超過我們。每一分錢對我們都是寶貴的，因為就算一分錢我們兜里都沒有，小芹沒想到快到第四站時我們每人花了四分錢買了票，到虎坊路紛紛下車。

小芹也下了車。

五一子傻了眼，問我們為什么下車。我們都不說話。我們坐了四站花了四分錢，省了三分錢。小芹先沒理五一子，先朝瘦得跟刀螂似的大煙兒要，大煙兒給了小芹三分，小芹不干，讓把錢都拿出來。大煙兒看五一子，磨蹭半天，嘟嘟囔囔，說后面三站他也跑，意思是三分錢他可以留下。小芹毫不客氣一把奪過大煙兒手里的三分錢，大煙兒心虛沒躲，看五一子。大家都看五一子。接下來的大鼻凈，小永，文慶，小芹只是伸手話都不說，他們張了手，但沒主動送上錢。小芹一一從張開的手心里拿走了錢。到我這兒稍遲疑了下，我主動把錢放到小芹手里。

小芹朝向五一子，伸出手。

五一子拍拍兜，說錢丟了，可真說得出。

“那我翻了。”小芹說。

“翻吧。”五一子梗著脖子說。

一個女孩子翻一個男孩子身，我們都沒想到。雖已是春天五一子仍穿著臟得發亮的土黃棉襖，并且是空心兒的，下面穿了一條單褲。五一子跑了四站地，棉襖系在腰上，光了膀子，像小一號他裝卸工的爹。小芹一點不猶豫翻了五一子腰上的臟棉襖，解了下來翻，五一子光著大板兒脊梁，肩頭曬得發紅。小芹在五一子身上翻了個遍。

我們挺佩服小芹的，主要是我們把錢都交了，也希望小芹翻出錢。

“把他褲子脫了！”大煙兒說。

“藏褲襠里了！”大鼻凈說。

我們太了解五一子了。

“我脫了？”五一子主動說。

“脫了。”

“你脫吧。”如果馬有流氓的表情就是五一子。

小芹伸手便脫，五一子拿出了錢，變魔術一般。

……

作家寧肯

寧肯，1959年生，北京人，小說家，主要作品有《寧肯文集》八卷，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包括《天.藏》《蒙面之城》《三個三重奏》，另有長篇小說《沉默之門》，獲過多種獎，作品譯成捷克文，法文，意大利文，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