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7月至今，與新中國同時成立、同步行進的中國作家協會，已走過了整整70年的非凡歷程。中國作家協會的70年，涵蓋了1949年到1979年的前30年和1979年到2019年的后40年。在這后40年，我有幸介入其中，成為它的一員，并在一系列的文學活動和組織的帶領與幫助下成長成熟。回首往事，浮想聯翩，這里就影響深刻的幾件事簡作憶述，以此感念中國作協和《文藝報》對我的成長成熟的種種提攜與幫助。

復蘇的文壇盛會讓我意外受益

1979年7月，我從陜西師范大學調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工作。到單位不久，就接到了《周恩來與文藝》的編輯任務。這部書稿的主編是陳荒煤，他當時以文學所副所長的身份主持文學所的日常工作。其間，與他時有接觸，他看問題的高屋建瓴，處理問題的運籌帷幄，都使我深受教益。也是因為編輯這部書稿，有事要找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黨委書記蘇一平。他當時作為“四次文代會”籌備委員會的副秘書長，在東單北邊的一個賓館正忙著籌備文代會事宜。找他談完事，我小心詢問，像我這樣的什么都不是的小青年，有沒有可能參加“四次文代會”？他考慮了一下說，正式代表已經確定，你還不夠資格，但你也屬于文學范圍的人，可以以列席記者的身份聽聽會。他幫我辦理了一個列席證，于是，我便意外榮幸地旁聽了“四次文代會”。

四次文代會從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共開了18天。我主要旁聽了幾場大會。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10月30日下午的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步入會場時，全場起立，掌聲雷動，鄧小平同志擺手讓大家坐下。他代表黨中央致《祝詞》時，念完一段，就掌聲一陣，致詞結束更是掌聲經久不息。有的代表揮舞著手上的《祝詞》激動地說：“每一句話都很重要，每一個字都講到了我們的心里。”

11月3日之后，舉行中國作協第三次代表大會，還有一些大會發言。給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周揚同志在講話中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的歷次運動、斗爭后，站起來鄭重地向丁玲、陳企霞等人道歉。此時，臺下的蕭軍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高聲說：“周揚同志，好！敢于自己承認錯誤是勇敢的人！”場上隨即爆出震耳的掌聲。還有一次，是王蒙、白樺、蔣子龍、劉心武、張揚等人的大會發言。每個人都作了精心準備，發言都慷慨激昂，都有語驚四座的金句。聽著一個個作家的演講，你不能不受到感染，得到鼓舞，并對歷次運動造成文壇的恩怨感同身受，尤其是對文學人的命運與社會的命運如此勾連緊密有了特別深刻的體味。

各代表團的分會場，據說也很精彩。我不能一一參加，便到西苑飯店的簡報組，去找從文學所抽去辦簡報的張韌要了一套簡報，由此了解了其他會場發言與討論的更多情況。

趕上這次“劫后”復蘇的文壇盛會，對我震撼很大，收獲也甚多。暢所欲言的會議，坦誠相見的文學家，以及他們言談舉止中所溢滲出對文學事業的由衷熱愛，對文學自由的無畏呼喊，都像磁石一樣吸引著我。這使我對于文學有了全新的認識，深深領悟到文學的神圣，并為能夠追隨著他們而倍感榮耀。

加入“作協”使我有了“第二單位”

1980年之后，文壇在不斷復蘇中日顯活躍。那個時期，各種研討會很多，文學論爭也很頻繁。我在從事文學編輯工作的同時，也把一些精力用于參加一些研討會。記得先后參加的重要會議，有于1980年初召開的“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聆聽了時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的重要講話，有于7月底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文藝與政治關系研討會”，有于8月20號在北京師范學院召開的“王蒙創作研討會”等。那時參加研討會還輪不上我發言，就利用筆頭快的優長一個勁做記錄，完了就根據速記寫一篇會議綜述或討論紀要。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試著就能拿得準的作家作品撰寫評論，先寫陜西的陳忠實、路遙、賈平凹，后又寫過鐵凝、莫言、張賢亮。這種文學活動參加得越多越深，越對中國作協心生敬意，就萌發了想加入中國作協的想法。當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文學研究所都在日壇路6號的一個院子里。因此，我與文學所當代室的朱寨、張炯、蔣守謙、朱兵等人，與《文學評論》的陳駿濤、楊世偉、蔡葵、丁振海等人，經常碰面，常有接觸。知道他們大都是中國作協會員后，我想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愿望就更加迫切了。我向他們咨詢像我這樣的人可否申請入會，他們鼓勵我說，現在的作協比較注意發現和培養新人，可以試試看。于是，我托人從作協創聯部要來一份入會申請表，填好表，需要兩位老會員推薦。我想自己年紀既輕，水平又低，一定要找兩個有分量的人推薦。于是我想到了陳荒煤，他那時已經離開文學所，到文化部任副部長了，但偶爾也會來所。我趁著他一次來所的機會，斗膽呈上申請表請他簽署名字，他毫不猶豫地簽了名，好像還寫了肯定或鼓勵的話。正好副所長許覺民有事找他，我又讓許覺民作為第二位推薦人簽了名字和意見。就這樣，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申請表送往了作協創聯部。

大約是1984年年底，我收到中國作協寄來的一封厚厚的信，打開一看，里邊是批準入會的通知，還有一份黑皮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證”。我十分意外，格外驚喜。從此，這個作協的“會員證”與社科院的“工作證”就總帶在我身上。心想自己除去在社科院的單位，現在又有了“第二個單位”，它讓我心有依托，身有依歸。

我覺得按照我當時的情況，批準入會應該是一種寬容與寬待。這種寬容與寬待里包含了對我的扶持培育和信任。此后中國作協的一切活動，我都積極參加，從不懈怠。現在各種活動繁多，而且多有重疊，參加哪個不參加哪個，都要不斷抉擇。但我有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中國作協的事總是排在第一位，盡量不缺席。

前些年，我退休后仍在一位副院長主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評論建設工程做點事。他幾次有事找我，我都在作協參加活動。有次見面，他以開玩笑的口氣對我說：“你有些不對，拿著我們社科院的錢，總去給中國作協干事。”我回他說：“社科院的錢是國家的錢，中國作協的事是國家的事，都是一回事，你不要太本位。”這雖是玩笑話，但仔細想想也是，中國作協已是我事實上的“第二單位”了。

《文藝報》助我不斷成長

創辦于1949年9月的《文藝報》，在中國文學70年的發展歷程中，有著獨特的地位和重要的貢獻。就1978年7月復刊以來的40多年看，它在忠實記錄文學發展的行程，強力主導文學事業的發展上，也是功豐績偉，無可替代。

復刊后的《文藝報》，在沙灘北街的《紅旗》雜志社（《求是》前身）院子里的木板房里臨時辦公。雖然環境簡陋，卻擁有著堪稱豪華的編輯陣容。很長一段時間里，《文藝報》都是雙主編、雙副主編，這在其他刊物里極其少見。編輯部和理論組里人才濟濟，大家云集。如謝永旺、閻綱、陳丹晨、劉錫誠、雷達、高洪波、李炳銀等。那時的《文藝報》是16開的雜志，里邊有文學界的各種信息與資訊，又有新人新作的評論，理論問題的探討等。可以說，在那個時候，要了解文壇，把握文情，《文藝報》是必讀之刊，不可或缺。因此，我當時雖然囊中羞澀，但還是自訂了一份《文藝報》，而且每期都從頭看到尾，一個字也不放過。

1981年6月間，我對當時文藝批評中出現的一些“扣帽子”、“打棍子”的遺風很有看法，便忍不住寫了一篇《對于文藝批評中一些現象的看法》的文章，投給了《文藝報》編輯部。大約在《文藝報》1981年15期上（時為半月刊），這篇小文章被發了出來，但料想不到的是，很快就被卷入了隨后而來的批評《苦戀》的事件。事后知道，這篇文章給《文藝報》和中國作協帶來了很大的麻煩。編輯部主任陳丹晨、主編孔羅蓀，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都分別就此作了檢查。由這件事，我既領略到了文學與文壇的復雜莫測，又與《文藝報》有了一種福禍相依、休戚與共的親近感。

《文藝報》對我最大的幫助，是那些身為理論編輯的評論家的不吝指點與多方提攜。這里邊我接觸較多、對我影響較大的，一是閻綱，二是雷達。閻綱的叔叔閻景翰是我在陜西師大中文系上學時教寫作的老師，對我幫助甚大。到北京后，閻綱好像接替了他叔叔的工作，繼續教我寫作。他寫文章，文字里充滿激情，又有超凡脫俗的表述，真情與詩意的相互雜糅，構成了他獨特的批評風格。他的文章我都會認真研讀，仔細品味，從中汲取對自己有用的營養。雷達比閻綱年輕，比我年長，經由頻繁的交往，我們成了亦師亦友的朋友。雷達的評論常由敏銳的感覺生發開來，并上升到理性的層面，由此提出引人關注的話題與問題。如“主體意識強化”、“民族靈魂重鑄”、“靈性激活歷史”等等。從他的評論中，我看到了理論素養的重要性，也看到一個評論家不斷成長的可能性。我的資質使我成不了閻綱、雷達，但我對他們卓有特色的評論，既從旁靜觀默察，也盡力心慕手追。

在別人看來，《文藝報》就是一份報紙而已，但在我看來，它確實是一個“搖籃”，一個孕育、培育了無數作家和評論家的“超級搖籃”。